问题所在：魏玛共和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国主义

如果说德国人民在1914年8月是满怀着民族主义热忱步入战争的，那么他们在1939年9月却并没有展现出太多的沙文主义激情。在德国入侵波兰当天，一位外国观察者描述称，德国大众普遍所持的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当时正在访问德国的士瓦本大区长官卡尔·瓦尔如此形容他的感受：“一路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回想起一九一四，没有激情、没有喜悦、没有欢呼。所到之处说不上阴郁，但总有一种让人不安的寂静。全德国人民似乎是被某种恐惧所麻痹，既不能庆祝，也无法表示不满。”另一位观察者在不久后也同样指出了这次的人们看起来充满了焦虑。他谈道：“民众的呆板顺从在恐怖统治下被调教成了盲目的机械性忠诚，同时他们也被极端宣传所蛊惑并刺激。”大部分的德国民众在战争爆发时依旧“忠诚，但并不情愿”。

这些观察者所描绘的画面也得到了官方舆论评估机构的证实。这些官方机构称，公众普遍平静而镇定，但郁郁不乐且漠不关心。在1939年9月1日，星期五，当希特勒从新总理府驾车前往克罗歌剧院向国会汇报他的所作所为时，沿途所聚集的柏林市民并不多，对他的欢迎也略冷淡。

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的消息传出后，民众震惊了。据说，原本寄希望于西方中立的希特勒本人都对此十分惊愕。当波兰在几周内被粉碎后，10月6日希特勒在国会上讲话时提出了议和，只不过他开出的条件中要求西方列强承认德国对波兰的占领。这次“和平”讲话，以及英法联军在地面上的无动作，被德国人民看作相互关联的同一现象，街头巷尾的人们便以此佐证他们的期望，认为战火很快就会熄灭。虽然官方多次否认，大众媒体也依旧煽动好战情绪，但是和平即将恢复的传言却始终未断。

因此，当德国对波兰的入侵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时，德国民众的情绪却是被动、焦虑、震惊、不安的。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层与大部分民众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深刻的隔阂——人民并不想要战争，而且绝对不想要世界大战。但是，德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却只是满足了政府的期望：在并不情愿的忠诚下，他们服从了。

这种行为该如何解释？德国人为什么会“愚蠢地跟着希特勒步入战争，对自己被拖进深渊无动于衷”？当政府的政策意味着无论任何人在战争中的角色是主动还是被动，都要面临可能的物理上的灭绝，上百万人到底是怎样坦然将其接受的？更何况，这些人大多都对1914—1918年的恐怖惨剧记忆深刻。这一切难道是因为德国人在暗中支持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吗？或者说他们持有异见，但在看似全能的政权面前却无法用语言或行动对抗？莫非关于领导与服从的理念早已在德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使其衰退成了一个“无意志的群体”？还是说战争已被视为某种命运而被大众接受，同时被认为是在民族自我主义所主宰的世界里不可避免的类自然现象？在这之上，德国人民是否又暗藏有某些政治愿望和期许，比如边境修改、殖民地扩张，或者德国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的复兴，使得他们会为此不惜再一次走进战争？

我们若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前提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判断，没人会否认以上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回答。但提问题可比回答问题要容易得多，而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允许我们小视任何一个问题的重要性。

若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进行充分的解析，需要考虑的情况和事件到底有哪些？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历史学家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不过，至少在一点上，学者们还是可以达成足够的共识：只顾分析战争爆发前的一小段短暂时期（即1939年）是绝对会漏掉重要线索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在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军事和经济事宜以及其他方面的多重连续性。

在此关联性上至关重要的几种意识形态中，特别关注自然要留给国家社会主义对战争和武力的哲学，其理论自1933年来便成了德国人民物质和心理再军事化（Wiederwehrhaftmachung）的根基。虽如此，仅仅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战争思想进行分析并不能充分回答我们的首要问题，即德国人对战争——或者说得更笼统一点，使用武力作为政治工具——到底持何种态度。我们需要知道公众整体对此的看法，以及政治诉求者（politically articulate）对此的看法；在缺乏同时期民意调查参考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必须从拥有政治诉求的精英阶层开始。德国在1933至1939年期间实施了高强度的思想灌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政治手段若想完全奏效，则必须建立在已存在的心理习惯和传统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背景必须用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审视。在下文中，我们将会回顾魏玛共和国的垂暮之年。虽在1933年后，德国的民意表达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以至最终只剩下政府的官方声音，但在前希特勒时期，各种政治团体和社会组织都还享受着发表和言论上的自由。众所周知，民众也在共和国危机时期（1923—1933年）最为积极地使用了这一自由。在很多观察者的印象中，德国当时是各种最为迥异甚至最为古怪的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固定战场。如今，要想一一分析这些思想并将其以基本倾向分类可并非易事，为如此多面的政治意见提供一张完整的全图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从政治重要性的角度来甄选最为主要的观点。

在此调查中，我们将会着重审视各政党、教会和其他重要利益团体的领导者和代言人，其中包括学生领袖。我们的目标是寻找政治领袖们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年月里就“战争与和平”这一系列问题到底选择了怎样的态度和立场。更确切地说，到底哪些拥有政治诉求的团体在原则上准备支持或考虑使用军事武力作为外交手段，又有哪些团体表示反对，或是提倡与邻国相互理解的和平政策？

如果我们能够发现某种明确的军事或好战意识早在1933年前便普遍存在，甚至盖过当时的反民主情绪，那这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二战爆发前的那段时期。这便可以部分解释在1939年9月，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机器是如何从和平抗议突然转变成叫嚣战争的。如果大部分德国国民或其政治代言人早在前期就已经开始考虑战争而不是和平，追随军国主义而不是和平主义，那么国家社会主义者只需使用他们的游说手段来征服那小部分支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的少数派便可达成其目标了，即在心理上训练全国人民准备战争。

这里需要特别关注一下所谓的“好战”或“军事”精神（Wehrgedanke）。这种精神在魏玛时期被各种右翼团体所阐扬，以至于在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中间派甚至部分左翼政党都不得不对其敬而远之。这一口号在不同版本的诠释下到底带有怎样的含义？其目的是粉碎所谓的“凡尔赛锁链”吗？它到底是一种侵略性的好战意识形态，还是仅仅是一种带有部分理性基础的国防理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凡尔赛和约》给德国摆出以下两种选择：它可以采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相互理解的和平政策，如此做并不排除在未来修正和约条款的可能性，但的确意味着其必须放弃追求军事力量的主动政策；或者，本着传统的德国民族主义，它可以通过躲避凡尔赛的种种限制来尝试恢复其军事和政治实力。鉴于魏玛共和国在军事上的无力，那些主张“唤醒战斗精神”（Wehrwillen）并攻击遵守和约政策的人们所表达的意愿是：从长远来看，在合适的时间，他们所培养的战斗精神最终会带来真正的重新武装，德国的外交政策也不必再为了友善关系而做出种种让步。无论如何，“国防”这一模糊概念的众多支持者往往并不相信和平的相互理解，而只是在追求某种形式的强权政治，其宣传的目的则是为这种态度招揽更多的追随者。但凡涉及国家和国防事宜，他们的理念基本都反映着以外交政策与德国复兴为首位的传统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迈内克便以类似的措辞表达了另外的观点：“魏玛多数派始终坚信着通过与战胜国微薄但持久不断地妥协，他们可以耐心地、缓慢地、一步一步地摆脱，或至少放松，凡尔赛和约的种种桎梏。若想逐渐摆脱和约限制，这在当时是政治上唯一可行的方法。任何其他手段迟早都会带来战争威胁，而任何战争则会再次带来——正如之后所发生的那样——德国的灾难。”

为了避免以下研究在范围和基础上的任何误解，我们有必要再次明确表明，个别领袖对于战争与武力使用的意见和态度并不能用来证明相关政党、组织、教会和其他团体对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支持或反对程度。我们对其意识形态主要考虑的是涉及政治尤其是外交政策中武力使用的部分。因此我们的主题并不同于那些以民主与独裁的对立为重点的研究，后者通常并不关心，或者很少关心好战意识作为德国战争政策的前提条件所扮演的角色。考虑到这点，1933年前个别非国家社会主义团体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就变成了其与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和武力思想的关系问题，而1933年后则是其与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在通过宣传和其他手段于大后方备战方面上合作积极性的问题。

我们以“军国主义”这一较笼统的标题来归纳那些主张由军队主政，并对社会各方面进行军事化管理的意识形态。“军国主义”的确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它在经济、社会秩序、武装、内政和其他领域上也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但考虑到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态和特征，以及战争间期德国就其的争论，我们的课题还是只限制在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平民的思想态度上，军国主义其他的重要方面则被忽略掉了。魏玛时期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推崇一套特别的价值观和态度观，赞扬并学习所谓的“战士”品质。关于魏玛时期激进政治组织的意识形态，这方面的一位专家曾经说过：

“‘战士’一词本身就带有褒义。它所形容的是一个国家中‘更优秀’或‘更积极’的成员，同时他们也是涉政者的楷模。作为一名士兵便意味着服从、服务、牺牲——在正确的释义下，这些都是任何社会团体所不可或缺的品德。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政治方面的一种特别态度、意识形态的‘主心骨’、发令与遵命的二元思考习惯、领导原则、等级制度、军事化服从以及政务纪律。”

魏玛时期所盛行的军国主义价值观，除了以上这些观念，还强调了战争的自然性与必要性。未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是军国主义价值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相比“军国主义”，“和平主义”一词——同样在魏玛德国的实际历史背景下——所涵盖的则是所有反对军事侵略及其准备活动的意识形态。这一派的支持者提倡废除武力，与其他国家和平互解，与1918年的战胜国达成妥协，并和平地修改凡尔赛和约。尽管和平主义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存在着种种其他分歧，关于以上几点所有人都还是一致的。魏玛时期出现过许多不同形式的和平主义，无一不期望和平，但许多都采取了过于激进的极端理想主义立场，以至于无法实现任何实际的和平政策；这便是魏玛时期部分和平主义运动的一大弱点。在下文中，我们这个和平主义的大标题也将包括“魏玛联盟”各政党的政策，只要它们还没有放弃和平理解的基本原则。这一版本的和平主义与坚持拥有武装部队并不冲突。

我们将主要关注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里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问题起码有着间接的关联。显然，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挑起了这场战争，作为掌握着最初主动权的战争发动方政府，毫无争议地要对战争的爆发和最开始的军事行动所负责。但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唯一支持通过战争扶植德国力量的人，德国国内的很多其他团体和政党也都如此认为。德皇时期的种族主义（völkisch）、反犹太主义、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在1920年的大部分民众当中依旧与民族主义一样普遍。纳粹搭乘着这股情感的汹涌浪潮，利用其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眼中，魏玛时期对众多德国人影响深远的种种和平主义势头是他们在物质、心理再军事化和战争准备之路上的绊脚石。要想清除这块绊脚石，最为主要的手段便是政治宣传。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考虑到工人阶级和中间偏左资产阶级不同的和平主义情感，为战争进行的心理动员是通过多种不同方式进行的。1939年9月德国人民的情绪与1914年8月相比之所以如此不同，恐怕还是因为受到遗留下来的和平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如今回首，下文所描述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和社会政策似乎也是与其备战政策齐步同行的。

作为这段初步介绍的总结，我们有必要说明：在此背景下，军国主义和和平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国家社会主义宣传和其政权的内政政策并不会被分成不同的主题来研究。正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一起分析这三个方面，以探索它们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应被看作是德国战争政策的起因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