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力意识形态与希特勒的战争计划

武力的使用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谓是至关重要的，以至于在1945年德国战败后，“法西斯”与“暴力”这两个概念在日常用语中基本上成了同义词——考虑到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和种族政策的悲哀结果，恐怕也没人对此有意见。在德国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各国共有2700万士兵命丧疆场，另还有2500万平民死于非命，其中超过500万人是纳粹种族政策的受害者。

如果只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其后果，则无法完全了解法西斯主义与暴力两者间的关系。“武力”必须被作为一个统称词来涵盖国家社会主义非和平政策的种种表象。此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可被分为四个阶段：一，强力宣传某种武力意识形态；二，通过恐怖主义手段动员大众实现武力征服；三，在内政方面通过对武力的恐怖使用而建立独裁，并将全社会军事化以准备战争；四，通过扩张战争将暴力延伸到外国领土。

如果我们将“暴力”的定义延伸为不只是对人身体和精神进行伤害的直接力量，而同样包括对政治自由的压迫，以及违法、不公和剥削的行为，那德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便是其最好的例证。

对战争和冲突的赞美、对武力的恐怖使用、诉诸战争以解决问题，这些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最为明显的几个特征。除此之外还有对权力的极权控制、独裁原则、对领袖的宣传崇拜，对恐怖主义准军事团体的使用等等。尽管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其他法西斯运动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我们还是可以辨别出相似的基本规律，将其归于一个单独的类别，并通称其为“法西斯主义”。20世纪60年代出现并引发争论的、带有误导性的“左翼法西斯”一词告诉我们，当法西斯主义的某一种元素，比如暴力，被单独孤立出来以偏概全时，其定义的明确性很容易就丧失了。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学术和政治讨论还远未结束。一些极权主义的自由理论对“法西斯”一词的使用表示出些许抗议：这个词太过笼统，含糊大过明晰，不适于科学讨论。在政治上，法西斯主义有时又被称作是带有辩论性质的“苏联措辞”，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极权独裁的概念。

然而，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早在1933年前便被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天主教徒和其他非共产党人所使用，且其含义恰恰与苏联马克思理论对其的定义相反。由此可见，使用这一概念的人并非只是在单纯地模仿“苏联措辞”。更重要的是，对法西斯一词的异议或多或少地支持着一个可能具有严重政治影响的错误观点：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这一误解可能使人忽略纳粹曾给社会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扣上“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并对其残酷打击和迫害的事实。

本文研究的课题，即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军国主义倾向，以下的几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我们先要分析关于武力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其党魁阿道夫·希特勒对此的哲学；二，我们需要观察元首本人的外交政策理念是如何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三，我们会调查希特勒的好战意图在1933年前的德国到底是众所周知，还是被大众所忽略。由此我们则会引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希特勒的武力意识形态究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独特产物呢，还是在魏玛时期的其他政治团体中早已经普遍？

希特勒对在政治中使用武力的态度主要不是基于实用考虑或者纯理性的计算，而是一种特别的“哲学”，即形而上学与生物学的诡异结合体，它将冲突，尤其是战争，看作是个人和国家若不想遭到毁灭便无法轻视的自然法则。“人想活着便必须战斗。在这个视永久斗争为生存法则的世界上，不想战斗的人就没有生存的权力。”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还说道：“这个世界上的永恒生命之法便是——也永远会是——为了生存的无休止的斗争。”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第一卷中反复提及的（无疑是受达尔文启发的）“生存斗争”（Lebenskampf）的中心思想并不一定就指战争，但从一开始便包含了战争的概念。希特勒一直将战争视为“实现政治目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手段。目的本身也许会变，但手段永远是不言而喻的。”在他“第二本书”（写于1928年但直到他死后才出版）中名为“生存斗争中的战争与和平”这一章节里，他提出了世界历史中“永久斗争”的概念：

“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民族为生存而斗争的过程的演示。我之所以在这里专门使用‘生存斗争’一词，是因为那每日为面包的奋斗，无论是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实际上都是一场与数以千计的阻挠的永恒战斗，正如生命本身便是一场与死亡的永恒斗争。关于这些斗争究竟为何存在，人类并不比世上的其他生物了解得更多。只有生命才有自我保护的欲望。”

“最有力的两大生命本性”是饥与爱。“自保和延续是所有行为背后的原动力”这一“法则”对个人和群体同样适用。但“满足所有的可能是有限的，那么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所有形式的斗争。”而生存空间是尤其有限的，于是“为生存而斗争的动力”便油然而生了。

这些最终造就了一种独特的观念：政治“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对其生存斗争的执行”。其本质并非是好战或和平，但必须“始终选择其斗争的武器以保证生命这一世界上最高意义能够延续”。在这种观念下，和平与战争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便“无关紧要”了，因为“政治角斗的赌注始终是生命本身”。所以，希特勒认为真正伟大的立法者和政治家的使命从来不是“有限的备战”，而是“对一个民族无限的、内部的、全面的训练”。如此，战争便被展现成了一种正常的状态、一种固定的现象，与和平的唯一区别在于武力的使用程度不同。除此之外，希特勒还在1927年为企业家所写的一本名为《复兴之路》（Der Weg zum Wiederaufstieg）的小册子中阐述了他对无限强制征服的看法，他公然宣布政治的最高任务便是“确保自然帝国主义的自然满足”。

至于在魏玛时期的意识形态争论中举足轻重的各种和平主义，在希特勒眼里只是非自然的“人道主义胡言乱语”，违反了为生命永久斗争的自然法则，根本不配被称作政策。和平主义是“恶毒”的，其支持者则是“英雄种族美德的敌人和对手”，企图说服人民不用“为他们的商品市场的战斗和流血而准备着”。希特勒将和平主义修饰成不仅仅是英雄主义理想的敌人，而同样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敌人，于是他便造出一个稻草人来吓唬那些对他独揽大权至关重要的企业家。在1932年1月对工商业家的讲话中，他再次谈到商业竞争是他的战斗原理在经济上的应用；他又一次将和平主义与反资本主义挂钩，同时宣布他“在德国对马克思主义绝对斩草除根的决定”。

与谈及和平主义时一样，希特勒从一开始便以仇视和轻蔑的口吻来评论人道主义。根据《我的奋斗》，自我保护本能的“熊熊烈火”会“像三月的阳光一样，将意味着糊涂的胆怯与虚荣的所谓人道主义彻底融化。人类通过永久的斗争成就伟大，而在永久的和平中他的伟大只会衰落”。对这位国家社会主义领袖而言，人类的人性是“他的弱点的唯一侍从，同时也是他的生存的最残酷的毁灭者”——人性并不是任何美德，而是一个负面特征。因此，斯巴达人抛弃病弱孩童的传统“比我们如今固执地保存病态样品的疯狂、凄惨行为要人道上千倍”。

“强者为尊”暗含着在希特勒思想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另一条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弱肉强食，这一“大自然的贵族原理”是关乎民族生存的“钢铁必然法律”；所以，一个更高级或者说更优等的民族迟早有一天会征服世界。

据希特勒所说，内政与外交政策的共同目的就是通过好战手段扩大权力，或为其做准备。“锻造宝剑是一个国家政府必须通过内政政策来完成的工作。确保这些武器得以铸造，并招揽盟友（Waffengenossen）则是外交政策的职责。”无论何时，问题都在于“对武力的使用”，即暴力政策。

1918年11月13日，在早期的一次录音演讲中，希特勒便表达了他的信念：德国的不幸“必须由德国的钢铁打破”。

希特勒相信武力的创造性，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次参政以来这便一直是他思想中的一大特征。在这点上，他与同时期的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卡尔·施米特、乔治·索雷尔、墨索里尼等人并没有太大区别，都将暴力作为英雄主义来崇拜，并将世界划分成朋友和敌人。在当时，“战争是一种正当的武力使用”这种思想在德国内外的确很是普遍。尽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依旧还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纠纷理所应当须由武力解决。

关于武力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希特勒对此的看法早在1928年他确立下外交政策之前就成形了。从时间和逻辑顺序上讲，外交事宜上具体目标、行动的制定和实施排在抽象的武力意识形态之后。而后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顾名思义，从未以一套实用的政治理论——比如战争因为实现正义与和平所以有理——自居。这种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更像是一种永久的宣战，甚至被认为拥有某种神秘价值。看起来我们有必要提醒下这一事实，因为每当学习“希特勒的最终目的”——大德意志国（Großdeutsches Reich）、殖民主义、征服世界——和国家社会主义战争政策背后的个别方针时，抑或通过追踪历史事件来推断元首的某个具体决定时，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这点：理性计算和基于目的一致性的论据仅仅是问题的一面。

为了评判最终导致希特勒被任命为首相的种种原因，以及当时人们对他重新武装和战争政策的评价，我们需要询问：希特勒的武力意识形态和他关于战争的具体思想在1933年前是否广为人知。据说在最初，无论敌友都对《我的奋斗》打了差评，称其无法阅读，此书还一度成为“世界文学中被读得最少的畅销书”。然而，到1933年1月，希特勒的论战著作已发行287000本，我们可以猜测这些书大多还是被自愿买走的，不像后期被强制发送出去。虽然并非每一位购买者都真的读过《我的奋斗》，但其内容是肯定被大众所知的。诚然，在1933年前很多忠实的纳粹信徒都没有完整读过这本书。

布伦瑞克的前社会民主党市长柏梅并不相信他的许多党员都对此书的内容很熟悉。不过，我们通过前国会议长保罗·勒贝（社民党）得知那里的社民党成员收到许多关于《我的奋斗》的报告，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们对此毫不知情。的确，早在1930年，国会中的社民党就十分准确地预测到国家社会主义可能带来的结果。十分惊奇的是，无论是共产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又或者是中央党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党，都没有想过利用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来揭发希特勒的战争思想，从而打击国家社会主义党。

再研究一下当时的新闻界，结果十分相似。总的来说，政治作家并没有太注意《我的奋斗》。只有特奥多尔·霍伊斯在一本1932年出版的介绍希特勒的书中，谈及了他在外交上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向东方的领土扩张政策。在其他许多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文章中，希特勒的战争思想要么被直接忽视，要么只是寥寥几笔略过。

奥地利、瑞士、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甚至波兰的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在1933年前同样没有理睬希特勒的书，至少没有严肃地理睬过。唯一的例外是苏联——斯大林和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1933年前就通读过俄译版的《我的奋斗》，因此他们知道希特勒德国对苏联是一个威胁。

为什么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阐述的种种观点没能得到及时的关注？当时的许多人将愿意归于这部书的长度、杂乱啰唆的内容、浮夸乏味的文风和冗长芜杂的论述。然而，这些批评背后所显现的却是知识上的傲慢。这种傲慢最终导致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其萌芽期不仅被作为伪哲学所忽略，而且根本就没有被严肃对待，更不要提被认真反驳了。除此之外，希特勒主要是一位演讲家而不是政治作家，他的宣传辞章与他1925年的论战宣言相比要收敛许多。在外交方面他尤其如此，1930年9月纳粹选举获胜后，他的种种外交政策都暂时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

不仅如此，保守派们始终认为政治宣传与实际行使政府权力是两码事。人们用同样的陈词滥调安慰自己说，希特勒无非是叫得凶，但咬不了人。

在1933—1939年间，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在海外新闻中屡屡暗示希特勒要撤回《我的奋斗》并出修订版。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希特勒其实下令大规模印刷，并制定了在1943年达到984万本的指标。由此显而易见，任何人若真想了解希特勒的立场和计划完全不是难事。最起码，他野心勃勃的好战扩张计划并非不为人知——这些计划包含着“目的明确的规划和未来设计”，无论如何人们也不应简单地将这本书的观点作为谬论并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