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反对派”的军国主义
魏玛时期的“民族反对派”并非宪法意义上的议会反对党，而是由议会内外政党、准军事武装和老兵组织、极端政治团体、俱乐部和文学社团组成的联盟。这些人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支持推翻深受他们痛恨的魏玛“体制”，并主张建立威权主义民族政权。简而言之，这些民族主义者不仅反对共和党派，而且反对整个魏玛政府和民主机制。
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反对派”在魏玛时期始终存在，尽管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29年由胡根贝格提出的。当时正值右翼反共和派势力的第一次共同行动——在德国战争赔款问题上反对杨格计划的公投，参与者有德国国家人民党（国民党）、钢盔前线士兵联盟（钢盔团，老兵组织）、国家农业联盟（Reichslandbund）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国社党，即纳粹党）。1931年，一个名为“哈尔茨堡阵线”的松散民族反对派组织成立，这个右翼政治联盟的成员包括国民党、国社党、钢盔团、国家农业联盟、泛德意志协会（Alldeutscher Verband），以及各大地主、重工企业和魏玛国家防卫军的主要发言人和代表。除此之外，“哈尔茨堡阵线”在各种爱国（völkisch）、农业和小商业组织，大学内外的多数学者组织、学生社团和知识分子之间也不乏支持者。从此时开始，国社党便逐渐占据了右翼反共和派的领导位置。
钢盔团
由退伍老兵组成的钢盔前线士兵联盟（简称“钢盔团”）是政坛右翼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准军事组织。钢盔团成立于1918年12月25日，它与旨在维护军事传统的其他老兵组织不同，在德国从帝制到共和的革命转换过程中，钢盔团开始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钢盔团坐拥约四五十万成员，均是退伍的前线士兵。其中有些出身贵族，有些来自中产阶级或中下层阶级：他们的政治观念保守并具有民族主义倾向。许多外国政府都将这个身穿制服大搞阅兵的组织看作为时刻准备进行复仇战争的准军事武装和战时后备力量。魏玛政府的国家防卫军同样将钢盔团视作一个可能的后备兵源，并试图利用其狂热的军国主义立场来平衡左翼的和平主义倾向。
钢盔团的创始人弗朗茨·泽尔特是一位工厂主和前军官，直到1927年他都是德国人民党的党员，不过他却反对施特雷泽曼。他的副手、前职业军人和参谋军官提奥多·杜斯特贝格最初倾向于从右翼激进派分裂出来的德国民族自由党（民自党），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的重要成员。1928年，钢盔团拥有51名国民党议会议员和9名人民党议员——对一个准军事团体来说，如此规模十分可观。1928年后，钢盔团愈来愈向国民党靠拢，自1930年秋则开始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尽管钢盔团的领导人与反共和派或温和派右翼政党之间存在种种联系，钢盔团依然坚持称其意识形态为无党派，一个高于政党派别的民族统一符号。这实际上只意味着其成员不隶属任何特别的右翼政党。钢盔团真正的意识形态根植于德皇时代的威权传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中的共同经历。
钢盔团的反共和性质自20世纪20年代初便愈加明显，其部分成员还支持了希特勒在1923年11月发动的啤酒馆政变。政变失败后，他们依旧视自己为魏玛民主“体制”的积极反对者以及“民族独裁”威权国家的拥护者。“第三帝国”的说法此时便已经出现，与希特勒的版本并不相同，但后者与议会共和的理念相比显然更接近钢盔团的思想。
因为希特勒禁止他的党员同时加入两个组织，所以钢盔团和国社党的关系直到很晚才正式规范化。随着“哈尔茨堡阵线”在1931年成立，二者终于为摧毁共和而联手。此后，钢盔团便成了希特勒独裁统治的一大先行者——钢盔团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愿的，一定程度上却是不得已而为之。泽尔特于1933年成为希特勒内阁的劳工部长，并在此职位上一直坐到1945年。
国社党和钢盔团之所以结盟，是因为它们在反对民主、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同仇敌忾，并同样信奉军国主义。但这就意味着它们共同策划了未来的战争吗？钢盔团的成员是否考虑过使用武力来复兴德国呢？这些前线士兵真的愿意回到前线吗？他们挂在嘴边的“前线精神”（Frontgeist）和“前线士兵理想”（Frontsoldatenidee）这些口号究竟又是什么意思？
这些思想不一定就意味着任何涉及新战争的明确外交方针，它们其实主要反映了钢盔团的非理性。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爱德华·施塔勒特在1928年说这种前线意识形态是“神秘而不可描述的，它像战争的经历一样难以被定义”。当谈及“德国人民在旧时前线精神下的复兴”时，杜斯特贝格给出的解释也同样玄幻缥缈。钢盔团圈子内经常议论的中心主题“战争”被程式化为一种超乎想象的概念，一张培育人类生命最终辉煌的温床。对战争的这种赞美主要归功于涉及“士兵民族主义”的一系列文学团体，我们会在随后的章节中对其做出评价。
前线意识形态或者战争意识形态，并没有给出适用于和平时期的任何社会模式，因此在政治上没有太大意义。可以这么说，钢盔团的目标是将战壕情结带入和平状态，依托军事制度（如：领导能力原则，由前线士兵中的精锐负责指挥）组织起一个“前线国家”。如此理念使施特雷泽曼在1928年9月评价称钢盔团想必会演变成“某种法西斯政党”。钢盔团不止一次险些被魏玛政府取缔，却都在关键时刻被兴登堡出手救下，自相矛盾的是，共和国的总统居然是这个反共和组织的荣誉成员。
不过，前线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玄虚的形而上学。除去别的不谈，它坚决反对《凡尔赛和约》中的军事条款。在钢盔团1927年5月于柏林召开的第八次大会上，一份对132000名成员的公报宣称道：
“钢盔团坚决抵制一切通过放弃军事主权和战争精神（Wehrrecht und Wehrwillen）来瓦解德国人民荣誉感的软弱和怯懦行为。钢盔团宣布不承认凡尔赛勒令和其后续条款所导致的事态。它要求各国承认有益于德国人民的民族国家，恢复德国军事主权，并废除通过勒索使德国被逼承认的战争责任。”
泽尔特一口回绝了战争责任的概念，并坚称战争最多只能被看作“自然灾害”，这便是典型的钢盔团非理性哲学。讨论德国战争责任是无意义的，因为“德意志的本质和本性早已决定德国永远不可能是侵略者”。同样，对“国防事务正当主权”的要求也不是建立在对魏玛时期德国国家安全局势的理性分析基础上，而是由“我国因地处欧洲中心自古便备受威胁”和“世纪以来亚细亚蛮族侵犯”等笼统言论所支撑。
钢盔团举行过数次激进的示威活动，很多时候距离波兰边境仅仅几英里，有关“生存空间”的侵略性口号时常能被听到。1928年10月，泽尔特宣称“对东方的解放政策”是“注定的使命”——“不仅要保住属于德国的土地，还要收复从我们手中被掳走的，并征服新的土地，创造更多的生存空间。”在钢盔团中央莱茵支部1927年10月的一次领导会议上，杜斯特贝格对德国政府放弃向东侵略战争政策深表痛惜。在1930年西里西亚前线士兵的集会上，他宣布德国必须通过武力获得自由。他认为德国通过相互理解并服从条约的和平政策来收复失地纯粹是痴心妄想。泽尔特在1932年要求“收回我国殖民地和海外领土，为拥挤和痛苦的人民（unser Volk in Not und unser Volk ohne Raum）提供迫切需要的生存空间，这至关重要”。
钢盔团布兰登堡支部在1928年9月2日的一次号召中表达了其对现状的敌意：“我们对国家当下的状况深恶痛绝……因为它断送了解放我们被奴役的祖国的前途，断送了洗清德国人民有关战争责任的欺人诽谤的前途，断送了德国在东方取得必要生存空间的前途和德国人民重新武装的前途。”这份文件预测到了希特勒政策的全部三个阶段：一，议会体系的废除；二，德国人民的重新武装和再军事化；三，在东方“取得”即征服生存空间的目标。
1931年，在布雷斯劳的第十次前线士兵全国集会上，钢盔团的领导人们口无遮拦地说出对波兰发动战争的要求。在对超过10万名身穿制服游行的钢盔团成员的讲话中，泽尔特回想起在对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的那支德国军队便是在西里西亚集结起来的，并表示他相信一场如此的新战争就在眼前。在集会的最后一天，他做了一次所谓的“目标演说”，“泽尔特给出‘向后转身’的命令，并为他的原野灰军队指出目标——东线。当他发问是否明白这一目标时，整支军队便回答道‘是！’”杜斯特贝格用充满威胁的话语强调这次活动：“波兰的绅士们从他们那错杂的历史中应该意识到，德国和俄国这两大巨人迟早有一天会恢复实力。波兰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作为总结，这位钢盔团领袖宣称道：“我们在布雷斯劳再一次明确地要求归还西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和但泽走廊，以及满足我国在东方的领土要求。”
布雷斯劳集会招来波兰和法国的一连串抗议。德国驻巴黎大使报告称白里安将其描述为“自和约后德国最好战的示威运动”。钢盔团对波兰的仇由来已久，偏见早就存在并始终猖獗：波兰被德国看作最危险的敌人、一个没有理由存在的国家、一个必须通过灭绝才能处理的问题。
一年后，当不少钢盔团成员加入纳粹党后，作为退役少校、钢盔团的一名政治领导和“东方专家”的齐格弗里德·瓦格纳在马格德堡的一次集会上面对包括泽尔特和杜斯特贝格在内的数千名成员描绘了他眼中的大德意志国：
“第一步是巩固我们破碎并受威胁的东部边疆，直面对领土饥渴的、充满侵略性的波兰。这会带来德国东方的新空间合并，以及德国与俄国的真正国境之间整片区域的全新政治架构。这一切会在一个由德国领导的代表帝国思想（Reichsgedanke）的新超国家下进行，确保无法长期自我生存的所有小国的权益，同时这也有利于我们自己的种族（Volkstum）在这些地区寻找新的任务和工作。”
这段时期的确凿文件粉碎了杜斯特贝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钢盔团传说成反希特勒老兵和平组织的企图。根据钢盔团的领导精神，他们当然没有把阻止新战争的爆发列为其首要的政治任务。恰恰相反，如威廉·克莱瑙所说，他们将战争看作“一种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在1925—1930年间，随着钢盔团不断地政治化与激进化，它最终发展成了一个公然敌对共和国以及“魏玛联盟”各党所代表的和平理解外交政策的组织。
德国国家人民党（国民党）
前文已经说过，钢盔团和国民党之间的人员关系十分密切。正如钢盔团是最为重要的右翼军事化组织一样，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自1930年秋其成员开始大批转入国社党——是“民族反对派”在议会里的中坚力量，他们反对《凡尔赛和约》议会体制本身。此党以“基督教、种族（völkisch）、民族”自居，在魏玛共和国稳定阶段的最初几年，它也参与了相应的政府流程，但始终是“一个带有君主制信仰的政党”。
在内政方面，国民党反对“可恨的十一月政权”和其他共和派政党。此党的标语“打倒魏玛”意味着回归帝制，建立由战士精神主宰社会行为的强大威权国家。在“斗争与权力”和“打倒羞耻的凡尔赛和约与‘履行派’政客”的口号下，国民党抵制一切试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达成和解的尝试。此党在原则上同样反对国际联盟，并在1926年施特雷泽曼策划德国加入国联一事上投了反对票。尽管国民党的领导人们从未在公众面前挑明，但他们所考虑的政策其实就是复仇战争。
此党的战术可从1920年1月9日奥斯卡·冯·德·奥斯滕-瓦尔尼茨写给同党党员齐格弗里德·冯·卡尔多夫的一封信中探知一二。奥斯滕-瓦尔尼茨认为不宜“重点突出复仇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要有一套方案：
“作为一项固定的政策，我们永远不会接受《凡尔赛和约》的惊天不公与其本身的不可能性，但会坚持通过‘和平手段’对其进行修改。协约国无法反对这种提案，同时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和平方式不能达到目标，即可使用其他手段。”
1920年发表的《国民党原则》虽然仅使用了“新兴富强的国家”和“只服务于德国利益的强大、一致的外交政策”等看似平淡无奇的字眼，但从后续的种种声明来看，这就是在说独裁专政、重新武装和复仇战争。1924年5月19日，党副主席汉斯·施朗格-舍宁根（一位退伍骑兵军官和容克地主）向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递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拥护“我们应绝口不提但始终向之努力”的独裁。实现独裁后，党政策必须在原则上“保障外交事务上的喘息空间以加强我国国力与军备（Wehrhaftigkeit）”。笔者继续说道：“在我看来，在外交上获得和平的唯一手段只有冷血地让法国暂时控制莱茵和鲁尔，如此才能让德国再次站起来，有朝一日重新收回失地……我们必须下高注冒大险，否则全盘皆输。历史告诉我们，姑息折中是拯救不了一个国家的。”
在1925年夏的一次讲话中，国民党国会议员、布洛姆-福斯股份有限公司副主席卡尔·戈特弗里德·戈克如此解释党的目标：
“我们的方针必须是：打倒施特雷泽曼、打倒战争责任的谎言、修改《凡尔赛和约》……在凡尔赛的罪行被抹去前我们不会有任何和解的言论；在我们的冤屈被洗雪前，我们必须给出激进民族主义与仇恨的责任的信息。但足够坚决的人太少了！打倒魏玛和凡尔赛！让我们鼓起勇气，为原则而站起来——这是时代的召唤。就算背上狂热分子的骂名，我们也必须公然地宣布我们的极端主义。如果我们懦弱寡断，就像没有赢得上一场战争一样赢不了未来的斗争……待我们重新夺回我们在太阳下的应有地位，仇恨即可消失。直到也只有直到那时，我们才可能开始国际上的和解。”
当然，国民党在1928年国会选举宣言等官方言论中还是严防被外界指责其外交政策有指向新战争。在面对类似质疑时，他们总是含糊其词地反驳道：“我们才不会那么愚蠢地将毫无武装的人民暴露在敌人的刀下。”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
这位泛德意志主义者和工业巨头在1928年10月20日被选为国民党新主席，开启了此党对魏玛共和国猛烈攻击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的国民党试图使用和平口号来掩盖其扩张主义思想。在1931年9月19日斯德丁召开的第十次全国党代会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胡根贝格频频谈及“没有空间的人民”和“在枷锁中的人民”，“我们的孩子们所渴望”的“自由和空间”只有通过德国人民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世界经济或者虚伪和平主义下的帝国主义，不是泛欧主义和关税同盟，不是国际资本主义、外国信贷和世界银行，而是任何伟大民族为其自身利益行事的自由，以及在其轰轰烈烈的自救道路上摆脱各种错误、内部瘫痪和外部奴役的自由”。当胡根贝格讲到他们将要开展的“伟大和平事业”时，他所意味的其实是德国必须收回它在非洲的殖民地，它“活力充沛的种族”需要在“德国东方”获得移民的新空间，因为“远在德国旧边境以外的东方重建只能由德国来实现。”除此之外，胡根贝格还猛烈抨击了导致“宿命论和非德国理论”兴起的“马克思式城市化（Marxist-cityfied？）脑部麻痹”，并求助于“西方的信仰”。至于他的帝国主义方针，代表的则是“最高意义的和平精神”。
次日，在大会上，胡根贝格开始谈起内政政策。他将“对马克思影响的灭绝”列为救国方针的基础，并指责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国人民党和其追随者为德国国难的罪魁祸首。国民党必须与爱国组织、钢盔团和国家社会主义者站在一起，形成坚实的民族反对派，打倒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建立起一个有序的新体制。胡根贝格也曾试图赢得女性的支持，屡屡提起“德国士兵的母亲们世纪以来的骄傲与苦难”，他同时还想与新教教堂结成联盟。
考虑到大部分新教神职人员已经多少具有民族主义倾向，胡根贝格知道他关于民族反对派的呼声不会是对牛弹琴。一本由一位名叫维尔姆的牧师在1931年所著，经国民党发行，名为《福音派基督徒对和平主义的态度》的小册子重新肯定了国民党和新教教堂之间的意识形态关联。这篇文章将人道主义和基督教和平主义描述为“危险的疯狂”，并且称唯一的受益者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基督徒们必须支持由“威权的、自卫的（wehrhaft）民族国家”作为“最高权力”。和平主义因为否认国家武装和纪律的神授直接权力，所以是“对神圣秩序和戒律的至大不敬”。因此，“以圣经为基础的改良基督教对和平主义的态度就好比对偶像崇拜的真信仰”。维尔姆牧师丝毫不怯于将“战争是国家最终并最深刻的使命”列为圣经的教导，就算“基督教与战争准备的关联使得百万德国人憎恨基督教”，“哪怕我们背上杀人犯和战争贩子的骂名”，这一关联也必须被维护。“不要战争”的口号只会带来毁灭，并“与圣经相悖”，福音派基督徒因此必须将和平主义视为“不虔”。因为绝望的人民为生存和未来殊死一搏要比耻辱的和平“道德一千倍”，在德国的特殊处境下，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以士兵为基础”的威权国家、一个“高贵战士们”的国家。
关于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中还比较抽象的部分，其所辩护的侵略性到底该针对何方，则由国民党领导人们在一场场的演讲中明确地指点了出来。作为公法专家和国会议员的冯·弗雷泰格-罗因霍芬男爵在1932年6月25日的一次党领导会议上列举出以下目标：消灭“战争责任的谎言”、取消战争赔款、恢复国防自主权、重划边境（尤其是东方）、收回殖民地、“建立大德意志国（Großdeutsches Reich）”。这一切达成以后，则可以考虑“取得新领地来为德国人民提供空间，从浓烟中解放其于城市，重新成为身心健全的农耕民族（Bauernvolk）”。除了希特勒明确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此番讲话基本上囊括了他和国社党在1933年后的所有政治方针。
选举方面，在1924年的巨大胜利（六百二十万票，即20.5%的选民）后，国民党却开始接连受挫。1928年它赢得14%的选票，1930年7%,1932年7月则只有5.9%。胡根贝格与希特勒在1929年反杨格计划公投上的合作并没有为国民党带来太大的好处，由国社党、国民党、钢盔团、泛德意志协会、其他“爱国”组织、重工业与大银行的代表组成的哈尔茨堡阵线同样也没帮太大的忙，右倾资产阶级选民们全面倒向国社党。
1933年，胡根贝格加入希特勒的内阁，作为经济、食品和农业部长。然而，他在“经济独裁者”的位置上仅仅坐了几个月。1933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胡根贝格的一份演讲稿泄露，被发现他准备在风头上盖过纳粹，打算出口讨要德国的非洲殖民地，并要求开放东欧的移民空间。此时的希特勒正处在秘密重新武装和安抚性“和平讲话”的阶段中，胡根贝格如此咄咄逼人的言论对他来说是在帮倒忙，他便借机除掉了胡根贝格。胡根贝格则于1933年6月27日“因在伦敦的表现遭不信任投票”而被迫辞职。同日，国民党宣布解散。在希特勒眼里，这个党已然完成了它的使命，不再有其他用处了。
士兵民族主义：一场文学运动
在保守民族主义团体之间，最为活跃的一股知识分子力量莫过于那些被自相矛盾地称为“保守革命派”的青年作者和出版家。他们的思想在民族主义政党、圈子和各类社团——尤其是钢盔团——中都影响甚远。其中数量较少的一部分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便开始通过文学手段反复论述战争主题。因为这一文学团体主要专注于战争和国家，所以其意识形态便被十分贴切地定义为“好战”或“士兵”民族主义。
这一团体的成员包括恩斯特和弗雷德里希·格奥尔格·云格尔兄弟、维尔纳·博伊梅尔堡、埃德温·埃里希·德温格尔、弗朗茨·绍韦克尔、赫尔穆特·弗兰克、弗雷德里希·希尔舍、威廉·克莱瑙、阿尔布雷希特·埃里希·冈瑟、恩斯特·冯·所罗门、格哈德·冈瑟和威廉·冯·施拉姆，这些仅仅是最为有名的。他们都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在世界大战中服役于前线，并认为战争的经历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决定性的印记。他们拒绝一切形式的结社组织和政治方针，因此他们也不属于任何保守派政党。将他们聚在一起的是一种由战争塑成的独特思维态度，一种他们认为有必要在今后传承下去的思维态度。
这本身并没有多么与众不同。诸多其他政党和组织也都烙印着前线战士们的峥嵘记忆和牢不可破的战友情结。在政坛右翼，这一态度往往伴随着反共和情绪——共和国是不英勇的、不好战的、不士兵的、和平主义的、失败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反民主主义对战争经历的解读成为保守派联盟最有效的强力胶，而民主左翼则基本上放弃了军事传统这一感情领域，因此输给右翼。
要想了解各保守派到底是如何吸收战争经历并将其程式化的，我们要先从早期趋势的大背景看起。在20世纪，保守派理论家们发展出一套战争哲学，将战争阐述为一种命运注定的自然法则。启蒙时代所诞生的永久和平概念在他们眼里是一种违反自然的乌托邦。的确，保守派理论将战争视为有益的，是一种可统一并复兴国家的手段。
保守派战争哲学的这些元素在1914—1918年间的文学表现中被吸收并被实现。虽然一些新观念——比如恩斯特·云格尔的美学角度——得以面世，但从整体上来讲，魏玛共和国“保守革命”中退伍士兵文人们对战争的赞美是符合先前传统的。
许多退伍的前线士兵——有些只是为了打仗而打仗，有些则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或者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爱国人士——都在共和国初年成为自由军团的成员；自由军团解散后，他们便开始向各种右翼老兵组织（Wehrbünde）靠拢。在因凡尔赛限制而失业的士兵中，那些改行写作的士兵起初并没有表达什么狭义上的政治教条，而是一种对战争年代的经历主观的、个人的美化。随着经济逐渐稳定，战后激烈的国际冲突逐渐平息，这一战争经历的政治化是在1924年后开始的。在这所谓的稳定阶段，战争经历和战争责任问题不再是热门话题，前线作家们因此也被孤立了几年。他们虽然淡出公众视线，但是依旧活跃，并的确培育了一种使命感。他们的意识形态或多或少地渗透了各种右翼反对党和宣扬军事传统的退伍士兵组织：狼人（Werwolf）、青年德意志骑士团（Jungdeutscher Orden）、高地联盟（Bund Oberland）、维京联盟（Bund Wiking）等等。这些团体——尤其是钢盔团——为弗雷德里希·格奥尔格·云格尔、绍韦克尔、弗兰克、克莱瑙，以及“士兵民族主义”毫无争议的领头羊恩斯特·云格尔等作家提供了有效的宣传平台。在1924—1926年间，钢盔团的刊物《军旗》成了这一团体的喉舌。前线作家们后来觉得钢盔团太拘泥于反动民族主义，便与其断绝了关系；在随后几年里，他们试图合并数个其他老兵组织，但并不成功。后来，在共和国的最终年月里，这一团体终于获得了文学成功：他们的战争书籍得以大量发行，并直接影响了很大一部分公众。
“士兵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自我展现为一连串的非理性，在这一团乱麻中勉强可以分辨出四条主要规律：一，世界大战的经历被美化并理想化；二，个别经历被扩展成了对战争和好战精神的总体赞美；三，所有这些都伴随着浓重的民族主义；四，这一学派的作家提倡建立一个带有帝国主义和征服使命的退伍士兵国家。
与和平主义对战争的解析截然相反，民族主义的前线作家努力使人忘记战争的痛苦和毁灭，并强调其正面结果。“我们应从记忆中清除有关战争反面的、条件性的部分，根据记忆正常表现易腐败的部分，而保留伟大的、活力的、赋予生机的部分。”如这些话所言，这些文人并不在意对世界大战的政治、社会或经济进行分析，抑或是任何可验证的知识或理性论据。他们的世界所讲的是直觉和感觉，以及脱离现实的荣光。他们的地平线上并没有对战争起因的疑问。他们满足于将战争视为“万物之父”，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说得则更狠一些：“起初，即是战争。”据恩斯特·云格尔所说，如果想了解战争的本质，那么“战争到底爆发于哪一世纪、为了何种主义、使用什么武器”都是次要的。
这些作家脑中想的并不是历史上哪场特别的战争，而只是战争本身。弗雷德里希·希尔舍如此说道，人必须“为战争而成为战士”，如此才会获得“灵魂上的绝对平静”。在这以战斗为中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中，和平与战争的分界线消失了：它们成了“生命连续变迁中的两个面”。“战争一直随我们存在，和平也一直随我们存在。每个生命都通过摧毁其他生命而获得价值上的满足。”英雄主义即是一切，人性人道则什么都不是。“天生的战士不会考虑人道方面：他不能，因为他被战争的宿命所禁锢。”在道德、伦理或法理上对战争的判决，就如同对侵略战争和自卫战争的区分，都是荒谬的。所有这些都属于被鄙夷的理性分析，而理性——据阿尔布雷希特·埃里希·冈瑟所言——只会麻痹直觉。“自然地，所有战争都是自卫战争，这对双方而言都是如此：要么是新个体（das Werdende）为保卫其必须权利而抵抗现有秩序令人窒息的压制，要么是现有秩序为了保卫其必须权利而抵抗新个体的破坏力。因此，对于人道主义争论的兴趣只应限于其在宣传上的价值和其麻痹直觉的效果。”不言而喻，对“必须权利”的“保卫”包括进攻权利。追求这一理念的恩斯特·云格尔告诉他的同胞们，他们应该为世界“将他们视为最大的危险”而感到自豪。
“将‘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毫不掩饰地应用到战争上”是“士兵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典型。这种做法最终形成一种极端理念，这种理念认为战争本身——无论其实际或政治目标——就是最高尚的艺术之一。威廉·冯·施拉姆写道，对真正的士兵而言，世界大战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并不是因为德国战败了，而是因为“它并非为战争更为深刻的理念而战”。它并没有将战争表达为“一种艺术，人类冲突的最高尚境界，民族间斗争的遵循着自身法则的艺术体现”；它是为了“实际目标和物质利益”而发动的，而不是“历来造就人类”的“高贵、严肃的流血游戏（blutigesSpiel）”。
社会主义作家瓦尔特·本亚明曾经仔细分析过《战争与战士》（Krieg und Krieger）这部集体作品——我们以上的部分引文便出自此书——并对其做出了强有力的判决：
“必须严酷地说，在全面动员的景象面前，德国对自然的爱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潮。曾经让山水充满沉思的和平精神被一扫而光，从战壕边沿望去，目所能及之处均变成德国理想主义的土地。每一个弹坑都是问题、每一簇铁丝网都是自主、每一次爆炸都是真理。白日里的苍穹便是宇宙钢盔的内衬，在夜晚则变成凌驾其上的道德法律。”
然而，本亚明接着说，这些将战争奉为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新民族主义代表们并不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在战时志愿兵和战后雇佣兵的面具下暗中发展的，就是法西斯阶级战士那明确无误的身影，当这些作家谈到国家时，这些士兵真正所说的是一个由此阶级统治的政权。”他们是“统治阶级的战争工程师”，因此也是“与正装高官们相呼应的角色”。“上帝知道，”本亚明警告道，“他们对领导地位的竞争是要被严肃对待的，他们的威胁绝不是虚张声势。”
“士兵民族主义”也的确扮演了双重角色。它一方面宣扬对战争本身的抽象崇拜，另一方面则代表前线的一代精英提出对领导权的明确要求。被评论家们并不太准确地命名的“战争经历政治化”也正是由这一要求构成。此学派的作家将战时的同志精神推崇为一个民族社会的理想楷模以及德国政治复兴的基础，并因此提出由前线士兵统治国家的具体政治要求。这种国家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停止民主党派“软弱”和“不英勇”的外交政策——与战胜国和解以及对凡尔赛条约的和平修改。
以此为基础，“士兵民族主义”培养了一种经典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对战争经历的情感投射，这些作家将基于指令体系的军事思想应用到和平时期，他们丝毫不屑于分析任何高级工业社会原理。
“退伍士兵国家”的概念我们已经讲过。作为对魏玛民主体制的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挑战，它与1933年后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并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废除魏玛体制只是其众多目标之一。前线士兵国家（Front soldaten staat）也在为好战侵略铺平道路。战争是永恒的英雄理想，因此必须被再次发动，不一定是对法国的复仇战争或者对波兰的防御性战争，只要是战争就好。
“好战民族主义”的文学拥护者在帝国主义的梦想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远超了1914年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并丝毫不逊于希特勒。弗雷德里希·格奥尔格·云格尔在1926年宣称，民族主义运动必须将“投射到无限度”的帝国主义思想源源不断地注入德国人的思维。“没有什么比四处维持帝国主义决心——磨炼它，为将来的战斗准备——更为重要、更为急迫的了。因为在明天或者后天，我们可能会被卷进的任何斗争都将是为生存的斗争……它将决定由谁来统治地球。”“前线士兵国家”的目的是创造“新侵略性的德意志（das Deutsche）”，因此“机关枪上的每一颗螺丝、毒气战争中的每一项发展都比国际联盟更重要”。德意志的任务不是在国际联盟里妥协合作，而是建立“德意志帝国”。正如弗·格·云格尔所称：“民族主义思维必然是帝国主义思维。”
他的兄长恩斯特·云格尔则如此表明信念：“我们若是世界的主人（die ersten），那么对一切定是有益无害的。”他的战争日记《火与血》（Feuer und Blut）就是在为帝国主义辩护，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称武力扩张不应受限于任何特定的领土目标。由此可见，好战民族主义思想与希特勒的方针真的是如出一辙，后者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征服世界的念头。《我的奋斗》如此说：“在这个种族被玷污的时代，致力于保存其种族最优元素的国家有朝一日势必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恩斯特·云格尔写道：“我们的德国血统中有一股无拘的冲劲，我们希望这股劲有朝一日发展成为不拘于目标的帝国主义，不再是昔日的小小帝国主义，只满足于一两个好处、边疆省份或者太平洋岛屿，而是敢于征求一切（das Ganze）。”云格尔没有试图寻找任何政治上的理由，他在这里所倡导的就是单纯为暴力而暴力的思想。所谓的德意志世界帝国只是一个很缥缈甚至不一定必需的回报，是他颇不情愿地丢给那些还未完全皈依政治非理性主义者的一片面包。
学生团体
魏玛共和国的本科生便是第三帝国的学者。仅仅为此，我们就有必要特别关注这群人。众所周知，魏玛时期的绝大部分学生不但没支持共和国，反而积极地反对它。尤其从1927年开始，很多德国学生和大学教师都开始普遍接受并主动传播极端右翼言论。学生们甚至在1933年1月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由国家社会主义者主导的代表协会，这在全国还属唯一。这些学生多数是第三帝国最为积极的先锋。
对于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学生们主要来自中产或中低产阶层。这一社会阶层的成员，尤其是小商业者，大多都因战争和通货膨胀而陷入贫困。当大萧条在1929年降临时，相比其他阶层他们又一次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遭到严峻的威胁，因此他们总体上更偏向于支持国家社会主义。魏玛时期95%的大学生都属于资产阶级，只有极少部分出自工人阶级。比如，1925年普鲁士31000名学生中只有425人为工人阶级，仅占1.3%。学术界的阶级特征因此是十分明显的：劳动大众的儿女在大学校园中所占的比例并没有多于小小的官员阶级。
学生团体的社会构成与其政治倾向和组织结构一致。约60%的德国大学生（132000人中的78000人）都隶属学生组织（Korporationen）——社团组织自19世纪以来便是德国校园生活中特别的一部分。学生组织成员们则成了学校里最为庞大并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群体。最多5%的学生属于代表“魏玛联盟”政党的团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大的民主党派社民党在大学中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些没有进政党政治团体的学生们（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通常都赞成这些组织的观点。绝大多数中产阶级青年学生拒绝所有政治党派，尤其是民主党派；他们支持一场独立于政党的全国性运动，这场运动致力于扫清所谓的“民主胡闹”并建立一个威权国家，最终迎来德国的伟大复兴。反犹太主义在大学横行，尤其是各大医学院、德国学生联合协会（Kyflhauser-Verband der Vereine deutscher Studentenschaften）、全德兄弟会联盟（Allgemeiner Deutscher Burschenbund）、德国兄弟会（Deutsche Burschenschaft）和克森大学生兵团总会（Kösener Senioren-Convents-Verband）等组织。政治非理性主义同样大受学生欢迎：生命应由信仰、直觉、感觉和意志力引导，而不是理智和理解。
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国社学盟）崛起之前，绝大多数学生团体已经是右翼了。1926年，学生自发组织了这一联盟，并用激进的语言称其为“学生运动在大学前线的战斗组织”。经过一两年的起步期后，联盟在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领导下从1928年开始迅速发展壮大。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席拉赫应确保联盟放弃了左翼立场，并使其顺应希特勒的目的。这“新方向”的一大重要成果就是学盟与各学生组织达成了友好协议。由于两者在思想上的相似性：反理性主义、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共同体精神（Volksgemeinschaft）、对民主和议会主义的仇恨、“前线士兵神话”以及对由“领袖”统治的高国防能力法团国家的信仰……国社学盟和学生组织的合并没有花费太大劲儿。
20世纪20年代中期后，随着退伍老兵纷纷从大学毕业，前线神话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退居到了背景中；1928—1929年却又经历一次反弹。没有参加过战争的年轻一代学生基本上全心接受了这神话，将上一代先辈和其战争经历理想化，并在云格尔、绍韦克尔和博伊梅尔堡等作家的教诲下对战争的赞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学生对战争和军务的复燃热情找到了政治上的表达，他们要求“觉醒好战精神（Wehrwillen）”、进行军事训练、推广军事体育、设立国防学教授职位，以及与一切形式的和平主义斗争到底。国社学盟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在刻意宣传好战意识形态，并巧妙地将其与武力保卫荣誉的思想串连起来；学生组织对此十分欢迎，并不加批判地将其转成政治条件。如此，学生组织的荣誉理想便成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基础。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学生团体的军事意识急剧增加。在每一次学生集会上，德国的军事弱势、对正常国防的需求和学生为祖国而战的决心都是讲话的重点。学生们热烈地赞成“拯救我国于国际犹太和平主义”的纳粹格言。军国主义浪潮同时也在新组织团体中找到了支持，钢盔学生团（Stahlhelm-Studentenring）和德国学生联合会兰格马克基金会（Langemarck-Stiftung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在对杨格计划的抗议中，国民党、国社党和钢盔团联合起来，钢盔学生团和德国兄弟会也就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在1929年的一次集会上，后者提议设立“自由基金”来推广“国防活动”（Wehrarbeit）。此时所谓的国防活动已不再是简单的理论探讨，而开始包括实际的军事训练。越来越多的学生团体开始频繁组织由军官领导、军事性管理的假日营——“军事体育营”（Wehrsportlager）。1931年，德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报告称其过去一年里的主要活动为军事体育和宣传活动。国社学盟和其他学生组织的关系使得其得以迅速扩张，其主干力量则来自德国兄弟会。国社学盟在这段高歌猛进时期的巅峰莫过于“征服”德国学生团体中规模最大并最具影响力的德国学生联合会，其在1931年选举了一名国家社会主义者作为主席。一年后，德国学联便废除了所有民主议事规则，而以“领导”原则代之。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5年里，在国社党并未提供太大帮助的情况下，国家社会主义学生组织基本上已在德国所有大学里稳稳扎根了。全德学生委员会（Allgemeiner Studentenausschuss） 1930—1931年的冬季选举投票率在所有大学中都超过50%，部分学校甚至高达90%，国社学盟在11所大学中获得绝对多数，并在另外10所中获得相对多数。由此可见，在希特勒上台前，绝大多数德国学生都已信奉好战、激进的民族主义，并仇视所有形式的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
当年因为太小而没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学生一代于是便站在了战争一代的身旁，共同将战争理想化，并视和平期为下一次战争角力的准备期。当德国于1939年入侵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些在1929—1933年间就读于德国大学的青年学生都已是而立之年。就算他们并没有真心希望战争爆发，这些人自学生时代却已暗自接受一场新冲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