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的纪律处分工作要坚持的原则

党的纪律是党的生命，党的纪律处分工作是一项极为严肃的政治工作，容不得半点儿马虎和随意。不偏不倚、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纪律，对于维护党纪的权威乃至党的权威至关重要。因此，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新修订《条例》）总则第一章第四条提出了党的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的原则。

（一）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我党从诞生到现在已经98年，全国执政也是70年，并且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达9059.4万名。我党确实是一个老党、大党。但作为一个老党、大党，为什么一直保持着青春与活力？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我党一直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他还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的确，我们党的建设史，就是一部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

从建党初期的“古田会议”，到“延安整风”；从“土改整党运动”到“整风整党运动”，都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实践。

1929年12月28至29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如何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决议》给出了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据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回忆，古田会议肃清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之后，部队士气高昂，战斗力大大增强。

1930年1月毛泽东写下的《如梦令·元旦》这首词，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显而易见，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1942年春天到1945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根据地开展了整风运动，又称为“延安整风”。所谓整风，是指“整顿三风”，包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通过延安整风，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我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大家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也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1947年冬至1948年春，我党进行了“土改整党运动”。

土改整党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一次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运动。

为什么要开展“土改整党运动”？因为土改大潮在撼动着旧的社会政治体系的同时，对中共抗战时期逐渐建立的基层政权组织和干部体系也构成了一定的冲击。

基层政权党员干部队伍集中暴露出一些贪污腐败的问题，尤其是在被斗争对象的财物（斗争果实）的再分配上。面对突然到来的大批财产，享有保管和分配权力的乡村干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些人在监督缺失的背景下栽倒在财产的诱惑面前。邓子恢同志曾经在山东渤海激烈批评该区村干“几乎全部是贪污浪费”。

除了斗争果实问题之外，还有村款收支的问题。抗战以来，解放区乡村政府可在农业征税之外，向农民征收一定比例的附加粮款。内战爆发后，由于战争特殊形势和需要，对村款管理比较松懈，有些基层干部就借机贪污浪费，甚至勒索群众的钱财。

这些问题使农村的干群关系空前的紧张。而且党员干部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及强迫命令的作风。

1947年8月，刘少奇同志在深入各基本区域做了实地调查后，很忧虑地向中共中央报告：“区、村干部多年未改选，大多是完全不对群众负责，不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为强迫命令，其中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以当兵，派抗勤，出负担，订成分去打击其反对者，照顾其拥护者，选举开会完全包办。”

“干部强迫命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中共太行区党委的总结相当精到地触及问题的根由：我们的党员干部自己翻身了，自己的革命成功了，便和历来的‘农民英雄’一样，也要坐一坐皇帝。于是乎在乡村里成了土皇帝，欺压群众、蔑视群众，结果也和历来的‘农民英雄’一样，遭受到群众的反对，和群众之间造成了深刻的矛盾。”

这些问题虽然不能代表党员干部的全部，但大体上反映着当时一部分党员干部的真实状况。

面对日益严重的干部问题，1947年9月，党中央决定结合土地改革进行全面整党。这次整党的主要内容是“三查三整”（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通过这次整党，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纯洁了党的组织，改善了党群关系，充分调动了党内外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促进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为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党的地位的变化及其所处历史环境与条件的巨大变化，使党面对着如何执掌政权的严峻考验。

就全党的情况来看，党的组织蓬勃发展，到1949年年底，党员人数已达540万，其中新党员有200万人左右（仅1949年入党的新党员就有140余万人）。

在这种形势下，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滋生了骄傲自满、贪图享受情绪，产生了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等问题；大批新党员未受到有计划的教育和训练，少数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趁机混进党内。

为了解决党组织中存在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等问题，1950年5月1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全军范围内进行一次新的整风。

这次整风从1950年夏季开始，至1951年春结束。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整顿和健全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党中央又决定，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用三年时间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有领导的整顿。

整党中，先后有32.8万人离开了党组织，其中有23.8万名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被清除出党，同时有107万名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

通过这次整党，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更加纯洁统一，保证了党所领导的恢复国民经济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任务的完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现状；针对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针对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013年6月，我党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等问题，在全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干部作风进一步转变，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

（二）党纪面前一律平等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强调：“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公正执行纪律，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纪律约束的党组织和党员。”

党纪面前一律平等，是中国共产党党的纪律处分工作一直秉持的原则。

不管是当年处理的黄克功、刘青山、张子善，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处理的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乃至十八大前后处理的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都彰显了我党严肃、公正执行纪律，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纪律约束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执纪原则。

薄熙来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次子，为第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虽然他有着显赫的红色家庭背景，而且身为高级领导干部，但也没能逃脱党纪国法的严惩制裁。

2012年4月10日，薄熙来因涉嫌严重违纪，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2012年10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薄熙来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终止。2012年11月4日，十七届七中全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的处分。2013年7月25日，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由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3年8月22日，薄熙来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2013年9月22日，法庭对被告人薄熙来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依法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薄熙来案件的处理彰显了这一点。他虽然有着显赫的红色家庭背景，身为高级领导干部，但他依然因为违犯党纪国法而受到严惩。

（三）实事求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邓小平同志当年也说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实事求是既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党的纪律处分工作自然也必然离不开它，必须以它为主要原则。

因此，《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准确认定违纪性质，区别不同情况，恰当予以处理。”

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党纪处分工作才能客观公正、才能真实准确。

（四）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保证。

党的纪律处分工作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就是说，实施党纪处分，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擅自决定和批准。上级党组织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作出的处理决定，下级党组织必须执行。

早在全国执政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党内民主的路径。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就是一次重要的实践。当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齐聚北京，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成为党内的共识。

“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这句话朴素而生动。实施党纪处分，按照规定程序经党组织集体讨论时，要允许大家说话，集体讨论决定，而不能由个人或者少数人擅自决定和批准。而当上级党组织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作出了处理决定后，下级党组织必须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

（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来的。

所谓惩前毖后，是指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

所谓治病救人，是揭发错误、批判缺点为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纪工作一以贯之的原则。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做了更充分、更具体的规定，并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作为执行党的纪律工作原则要求确定下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2015年10月和2018年8月两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都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党的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的五大原则之一。

说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原则，我们看看焦裕禄同志是怎样做的。

焦裕禄同志刚到兰考担任县委书记不久，一位公社书记犯了错误。在县委研究对这位公社书记进行处理时，多数人主张“队前亮相”，公开处罚，让他骄不起来，傲不起来，站不起来，丢尽脸，出够丑。

焦裕禄认真地听完了大家的意见，然后劝说大家不要把这位干部一棍子打死，要尽量缩小知道他丑事的范围，给他将功补过的机会，可以把他下放到最艰苦的大队去接受考验锻炼。

在焦裕禄同志的耐心劝说下，县委一班人同意了他的意见。这位公社书记知道了对他的处理意见后，感动得泪流满面。临行前，他挥泪立下了“军令状”。

由于在众人面前没有包袱，他一到那里便放开手脚组织群众治水治沙，使那个长期靠吃国家返销粮过日子的大队，一年就摘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他本人也用汗水洗刷了心灵上的污垢。

正是由于焦裕禄同志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挽救了那位犯错误的干部，让他“治好了病”，并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