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迷雾”笼罩伯克利

校警萨布丽娜·赖克（Sabrina Reich）警官与我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内的斯普劳尔大厅的地下室交谈时，她的表情平静而专注。但当她说到“在整个校园的历史上，那天发生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从未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时，她的声音还是明显改变了。

她说的“前所未有”是指那些戴着面具、自制燃烧弹、损毁财物的抗议者，他们眨眼之间将伯克利校园变成了“战区”，几十个普通市民走上街头参与到全副武装的冲突中。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场失控的抗议活动看起来像是突然发生的。校警们完全震惊了，甚至他们只是呆立在那里看着。这一事件的冲击波一路传到了白宫，加剧了联邦政府与加州之间的紧张气氛。

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那一天是2017年2月1日，周三，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被严重的干旱困扰了数年之后，加州迎来了渴望已久的充沛雨水。这一周，雨水稍停了。一天下午，气温开始升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们在斯普劳尔大厅的台阶上闲坐着晒太阳。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面一小时车程外就是斯坦福大学校园，那里有精心打理的棕榈树林立的主干道，而相比之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种明显的粗犷感。这是个位于城区的校园，在这里，你偶遇一个鼓乐队和卷入一场政治辩论的概率是一样的。排在你前面买咖啡的那个人可能是一个嬉皮士，也可能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加州大学还为诺贝尔奖得主设有专属停车位，他甚至可能是个荣获过诺贝尔奖的嬉皮士。

在硅谷，科技初创公司和风险投资家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如果你不了解伯克利分校正在发生什么的话，同样是不可能了解硅谷的。我们常常以为颠覆性的创新来自那些大型科技公司总部所在地，比如圣何塞（San Jose）、丘珀蒂诺（Cupertino）和芒廷维尤（Mountain View），同样地，门洛帕克（Menlo Park）、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那些风投基金也调度着数十亿美元。但是，伯克利分校才是社会想象力的中心，这里是硅谷意识的发端。

正是站在斯普劳尔大厅的台阶上，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7)发起了自由演说运动。1964年，他穿过行政大楼的大门，开始了最早的静坐示威。从民权到动物权利保护的各种抗议运动也正是从这里发起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于校园中的多元言论习以为常，对有争议性的发言也并不陌生。举个例子，在艾滋病流行高峰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细胞生物学教授彼得·迪斯贝格（Peter Duesberg）发表了一次讲话，他说艾滋病并不是由病毒引起的，而是毒品和派对的产物。抗议者们反对这个演说，预言它将对艾滋病相关政策产生影响。事实上，南非政府的艾滋病相关政策正是基于迪斯贝格的理论而制定的。

几十年来，伯克利分校一直以自己对抱有各种思想言论的成员的兼容并包而自豪，这些成员从宗教抗议者、反核运动者到特立独行的裸体主义者不一而足。学校和社区对于各种言论是如此宽容，甚至本地商家有时还会赞助抗议者，付钱给他们，让他们在抗议标牌的背面印上广告。当一位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宣布将伯克利分校作为其“对社会公平制度全面开战”巡回演讲的最后一站时，你肯定不会料想到这将引起一场实打实的“战争”。

在之前发表演讲的一所大学，这位保守主义者的出现导致了校长辞职；而在他发表演讲的另外一个场合，由于抗议者越聚越多，骚乱中一个围观者受重伤。其他大学害怕发生类似的结果，赶紧取消了他的活动。

在他出现在伯克利分校的那天，紧张气氛高涨。学生们的焦虑情绪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位激进人士可能要表达的观点引起的。各个校园团体担心的是，这位激进人士可能会做出像揭发无合法许可的学生群体这样的事情来。诸如此类的谣言已经在社交网络上漫天飞。而学校的学生事务办公室2月1日发给全体伯克利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又使这些担心显得不是空穴来风。

学校管理者害怕在抗议者中发生暴力冲突。于是加州大学校警介入了，要求伯克利分校筹款1万美元来支付安保费用。这笔钱起初看起来并没有白花，因为当晚是从一场平静的抗议活动和舞会开始的，舞会的背景是霓虹灯闪烁的行政大楼。

这时，事情发生了转折。

根据一家全国性媒体所报道的一个版本，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下午5点39分，学生抗议者开始封锁场地的入口，21分钟以后这位激进人士撤离了；6点03分，情况急转直下，当抗议者打破学生大楼的窗户并扔掷燃烧弹时，事态被激化了，燃烧弹引起了火焰，在斯普劳尔广场引发了火灾。

第二天，白宫方面一则几乎不加掩饰的威胁性声明加剧了局势的恶化。白宫表示：如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能确保言论自由不会被学生暴力所打断，也许作为大学它也不配得到联邦拨款。

撇开政治因素，你可以看到这一担忧的来源：一所以包容为荣的大学怎么能容忍学生为不满他人言论而破坏公物的暴力行为？其实，当个“事后诸葛亮”并不难，人们可能会认为学校应该施加更多管控，雇用更多的警员，审查学生社团以防止可能随之而来的骚乱。但是，事情好像并没有这么简单。当我们再往深处多挖掘一点时，就发现行政当局、媒体，以及几乎每一个追踪这件事情发展动态的人，全都彻彻底底弄错了。

这个“学生们是罪魁祸首”的事件版本的漏洞在于，抗议行动的学生组织者其实是一个主张非暴力意识形态的社团成员。试想一下，这些学习发展学和环境科学专业的学生，成天沉浸在“社区精神”“全球意识”这些名词里，他们可能会因为违纪行为而受到处罚，但是他们并不是会采取暴力行为的人。

事实上，正因为清楚抗议人群一旦情绪失控可能致使事态紧张，组织者们花了很大力气强调他们的非暴力意图。“我们来这里绝不是为了搞什么肢体冲突的，”他们在发放给群众的传单上写道，“我们会相互保护来确保彼此的民主权利和人身安全。”集会的邀请函上甚至包含了给参加者的安全提示，包括出现医疗紧急情况时拨打的电话号码，以及如何找到经过培训的法律观察员，这些法律观察员会在现场记录潜在的挑事者和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故。

可见，学生团体是有组织、有准备地想要举行一个和平抗议活动的，就像过去几十年在斯普劳尔大厅外面举行过的那些活动一样。但是忽然间每件事情都走偏了。抗议活动失控得如此迅速，暴力冲突突如其来。而且没有人确切知道这后面是谁或者是什么力量在搞鬼，甚至连赖克警官都无法解释。

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最危险的攻击是那些悄无声息的攻击，最致命的打击常常是让人措手不及的。军人们将这种即将大难临头，人们却视而不见的情形形容为“战争的迷雾”。对于敌方，你可能一无所知——你不知道他们的位置、数量、能力和目的。

但是请想想看，如果这个迷雾不仅仅阻止你接近真相，事实上还说服了你相信错误信息是正确的，那会发生什么？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假设你不仅搞不清客户的数量，而且还对错误的客户数量确信不疑，会怎么样？只有在我们对错误信息深信不疑的情形下，困境才会突如其来，并让我们在遭受打击时呆若木鸡。

组织总是会面对一定程度的迷雾，它能做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驱散迷雾。军队运用地面侦察、截获通信信息、高分辨率卫星、夜视追踪技术等手段来分析敌人。商业组织分析市场趋势，以找出并超越竞争对手。但是，如果你获得的信息不是事实而恰恰蒙骗了你，会发生什么？在战场上和“商战”中真正危险的是，你自以为已经胸有丘壑，而实际上你连自己看见的是什么都没有理解。

这和发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情形一模一样。在没有人注意到的时候，“战争的迷雾”弥漫了校园。攻击根本不是它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这就回到了我们和赖克警官的对话。

赖克警官以及她的校警同僚们，都全力以赴保护着学校和社区。但是要针对一场攻击实施保护，她需要了解是谁发起了攻击。

谁煽动了伯克利骚动？这个根本性问题所带来的复杂后果，远远超出了伯克利校警乃至整个城市所能承受的。当赖克和她的同事们还在试图找出那场抗议活动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时，美国国家层面的两派政党就已经在编撰事情的不同版本了。

当一场抗议活动中爆发了暴力事件时，人们的矛头很自然会指向组织者。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些组织者是不崇尚暴力的。如何组织一场和平的抗议活动，就连圣雄甘地都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二。就算我们相信煽动者是这些学生组织者，相信他们不顾自己成员的安全而转向了使用暴力，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在校园所有建筑物中选择学生大楼作为目标呢？要知道这个大楼可是所有学生社团的所在地。这么做不符合常理，他们并没有对校园的这个部分下手的动机，而且他们过去也没有类似行为。要么就是发生了一些完全没预料到的事情，使这些热爱和平的自由派突然转变成狂热的好战分子，要么就是还有什么别的故事被大家忽视了。

这正是赖克警官回顾整个事件时心里所想的。有些事情实在不合道理。但是如果不是学生组织者造成的骚乱，那是谁干的？

“我们相信，”赖克警官告诉我们，“这里面有被收买的校外人士。”

这听起来像疯狂的阴谋论。没有关于有人被收买的任何证据，也没有人知道这些抗议活动的发起者究竟是谁。但是，有一位伯克利校警承认这是她的首要推论。目前为止，我们唯一能确信的是“战争的迷雾”在伯克利上空变得更厚重了，而且这团迷雾还飘散到了全国各地，困惑着每一个想弄懂这件事的人。

最后，这次事件的来由有了三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每一个都很难自圆其说。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失控了？是校外人士被收买来打砸校园？还是政客和媒体策划了一出与竞选挂钩的闹剧？

你可能会想，至少有两种说法是错的，另外一种是对的，是这样吗？并不一定。也许警察、大学教授、政府，还有报道这次事件的媒体都是按照自己亲眼所见来进行描述的，他们都错了吗？

在试图找出那天晚上谁是使抗议活动失控的煽动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全球趋势和一场正在我们鼻子底下发生的“战役”，可是就连最仔细的观察者都没有觉察到这场“战役”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