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21世纪的全球文化生产与消费

20世纪末，自科技领域肇始的文化产业浪潮初现波澜。科技进步导致文化产业的呈现方式、传播方式等产生颠覆性变化，形成诸多文化新业态。面对新的竞争环境，在浪尖搏击的各国“玩家们”依然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不断地更新换代，最终影响了21世纪全球的文化生产与消费图景。

在第92届奥斯卡桂冠的角逐中，由奉俊昊执导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大放异彩，成为奥斯卡近百年来首部非英语最佳影片。1988年的《末代皇帝》拍摄和上映时采用的是英语对白。2012年的《艺术家》是默片形式，唯一几句对白也是英语的。而《寄生虫》无论故事、对白，还是出品公司、导演和演员，几乎全部是“韩国制造”。

《寄生虫》实现了艺术和商业的平衡。除了电影界同行的认可，普通粉丝对其也赞不绝口，IMDb上20万人打出8.5分，烂番茄新鲜度99%，MTC媒体综合评分95分。在全球票房突破2.2亿美元之后，HBO宣布将这部电影翻拍成限定剧集的美剧；GrandCentral出版社计划推出包含《寄生虫》幕后花絮的304页漫画，并通过视频平台Hulu提供《寄生虫》漫画的流媒体服务。毋庸置疑，作为一部非英语的电影，在一个以英语为核心的电影产业评判标准下，影片《寄生虫》创造了历史，也让人们的目光再度聚焦到韩国电影上。

在《寄生虫》作为年度文化现象征服全球观众、电影从业者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韩国娱乐产业积极向外拓展的尝试。这些年来，我们先后见证了韩剧和韩国偶像的崛起，“韩流”和“K-POP”成为热词。在流行音乐领域，“防弹少年团”刮起的韩流旋风已从亚洲延伸到了欧美，登上《娱乐周刊》封面和格莱美舞台就是明证。韩国电影在东南亚市场越来越受欢迎的同时，也开始在欧美市场上表现出日愈强大的影响力。

20世纪末的时候，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战略。1993年，时任总统金泳三在总统年度报告中指出：“《侏罗纪公园》的收益相当于150万台现代汽车索纳塔所获取的利润。”之后，文化产业逐渐成为韩国政府重点发展的对象，韩国本土电影迎来了复苏的契机。韩国政府相继出台《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1998年）、《文化产业发展五年》（1999年）、《21世纪文化产业的设想》（2000年）、《文化韩国21世纪设想》（2001年）等，从法律制度、管理、财政等各个方面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到了2004年，文化产业已经成为韩国仅次于汽车制造的第二大出口创汇产业；到201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更是占到了韩国GDP比重的15%。

从本质上来讲，文化产业也是一种经济活动，服从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就已经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财物的产品性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向文化服务业。工业化的完成标志着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而精神生活的多样性需求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经济和人类生活，甚至影响国家现代化的水平和地位等。

进入21世纪，不仅仅在韩国，文化产业的概念在全球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都成为热点话题。2015年12月，教科文组织推出了首个全球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文化时代：第一张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地图》。报告提出，11个主要文化创意产业部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基石，在2013年，产值达到了2.2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创造了2950万个就业岗位。在崭新的时代舞台上，文化产业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这包括生产要素和消费市场的国际化以及文化产业生产模式和经济制度的国际趋同化等。

当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柱性推动力时，全球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的态势将愈发明显。各国围绕文化产业市场的竞争正以全新的秩序和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竞争由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层面逐渐扩大到城市、国家战略层面。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互联网的普及和渗透，文化产业逐渐突破国界和时空，呈现出数字化、网络化和全时空的新型特质。当全球文化产业步入数字互联时代之后，互联网重塑了文化产业的规则，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马太效应更加凸显。在新的“游戏”规则下，研究者赋予了全球的国家三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它们分别是资本输出国、内容生产国和消费市场国。

资本输出国，意味着本国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优质的文化产业供应链和可靠的金融运作体系。多数情况下，资本输出国也兼具大型文化消费市场。以此为标准，中国和美国是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国家。中美在文化产业领域各有秋千，美国支配地位显著，中国综合潜力巨大；美国具有头部内容品牌优势，中国则在产量方面后来居上。

坐拥好莱坞和华尔街的美国在全球文化产业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影产业输出商和全球第一大电影票房市场，2016年美国影视产业在全球的出口额为165亿美元，贸易顺差总额高达122亿美元。

中国的优势在于庞大的人口基数、高达6.9%的年经济增长率所释放出的巨大消费潜力、自成体系且占据规模优势的文化工业生产。在电影产业领域，从2008年至2018年，中国内地电影总票房实现了从43.4亿元到609.8亿元的跨越。中国踏上了电影产业加速发展的快车道，成为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银幕数更是高居全球第一。

但与美国相比，当前中国文化产业仍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文化贸易总量已实现顺差，但在诸如图书版权、报纸期刊、电影以及文艺演出等核心文化产品领域长期存在贸易逆差；中国文化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但价值引领力仍有待提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资源整合能力仍有待强化。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文化产业市场扩张很快，但质量参差不齐，远未至顶峰。

内容生产国得益于本国中等规模以上的本土市场和较为发达的文化产业，从而能在某些特定领域获取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竞争优势，如韩国的娱乐产业、日本的动漫产业、印度的电影产业。奉俊昊等众多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韩国导演，都是在好莱坞电影和香港电影浸润下长大的。这些自称为“好莱坞儿童”的韩国导演，从小直接接触现代的西方文化以及香港的电影美学，对海外“倾泻而来”的大众流行文化有极高的认同感。

在现有全球文化产业生产与消费体系之下，内容生产国依旧是少数派占据领先身位。但是，内容生产国的人口基数限制了其基本盘的规模，同时受到大国文化贸易壁垒的限制，一旦文化商品在输出上丧失活力，其现有的生存环境很容易被强势的跨国资本加速挤压。

消费市场国就是既不具备资本优势，也不具备特定文化产品生产优势的国家，这些国家占据世界的大多数。文化消费市场的角色意味着，原先建立在民族语言基础之上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机制，正在从商业层面被侵蚀。比如在电影的摇篮——欧洲，很多国家在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冲击下，已经很难守住本土的商业电影市场，即使像法国这样有着悠久的电影制作和观影历史的国家，也无法幸免。而作为全球第四大电影市场的英国，同样长期处于好莱坞的“觊觎”之下。多家美国电影公司在英国投资建立电影院，短期内就让英国观众的观影次数实现翻番，然而绝大多数的观影者是冲着美国电影去的。数据显示，每年好莱坞的百余部影片的收入占据了英国电影市场总收入的近80%。

文化产业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信息传播的地域差被磨平，意味着本土品牌在第一时间就得面临跨国企业的正面竞争，而他们鏖战的技术阵地，或许同样属于别的跨国公司。这从来不是对等维度的“战争”。当强势文化、先进科技、先进管理和全球市场结合，前所未有的巨型跨国文化产业企业便得以诞生。毫不夸张地说，跨国文化产业公司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它们的存在模糊了国家“边界”，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引领着其他国家的文化消费和流行时尚，甚至也有可能动摇本土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

今天的世界风云变幻。伴随着不确定的巨大焦虑和失落，变化仿佛多米诺骨牌一般接连发生。全球文化产业变革似乎已经发展到了关键的时刻，而我们才刚刚看到开端，大幕正在徐徐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