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与挑战

从上述特征来看，在总人口逐步转入下行通道、开始惯性负增长的压力下，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与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大规模步入老年，合力推动了中国人口结构在未来30年的深刻转变。这一时期，不论在规模、速度还是深度（高龄化）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都将进入前所未有的“加强”阶段。不仅如此，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缩，顶部拉宽”的趋势进一步揭示了老龄化影响下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持续压缩老化，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以及日益沉重的养老负担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及其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都将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3.1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老龄人口扩张与劳动年龄人口老化会直接影响劳动力的供给水平。在总和生育率持续低迷的情况下，65岁以上老龄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将持续“压缩”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空间。前文预测已经揭示，未来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因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进入快速下行通道，到2049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较目前将减少近2亿。不仅如此，在目前强制退休的制度安排下，劳动参与率通常在40-45岁达到峰值后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日趋老化（45-65岁人口比重占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无疑会导致实际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越来越多的“高龄”劳动人口因为身体、家庭或退休制度安排等原因提早退出劳动市场）与劳动力供给水平的继续下滑。

其次，老龄化程度加深不利于储蓄与投资增长，会降低未来的资本存量。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储蓄率往往在劳动年龄阶段达到峰值，且随退休而不断下滑。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储蓄意愿与能力更强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以消费为主、储蓄能力较弱的老年群体大规模增加，居民储蓄规模与储蓄率都难以再像人口红利期那样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如图3.10所示，2010年前后，中国15-5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总储蓄率的变化走势基本相一致，均在出现峰值后见顶下滑。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特别是高龄老人规模的扩张不仅带来医疗、护理及养老保障等非生产性消费支出的大幅增加，进一步“压缩”国民收入中用于生产性公共投资的增长空间，而且还使得企业的高投资也会引发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和利润率的收缩，进而企业的高储蓄、高投资同样不可持续。最终，储蓄率与投资率的下降进一步导致未来资本存量增速的放缓，成为削弱经济潜在增长动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数据来源：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数据引自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8），资本形成率与总储蓄率引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最后，人口结构的日益老化会影响人力资本的质量与积累。人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会随着年龄的衰老而不断退化，从长远来看，老年人口的大幅增加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日趋老化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质量提升。不仅如此，由于未来30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将大幅超越少儿抚养比，家庭与社会养老负担的加重或将不可避免地挤占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进而影响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

总之，人口老龄化加速了人口红利的消退。根据Cai and Lu（2016），在经济潜在增长率中方案下，1981-201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20%，但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人口红利的经济贡献率在2016-2021年将下降至零，此后，人口红利转而成为人口负债，反而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

当然，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老龄化挑战尽管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中国经历着快速的社会转型，其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较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快速老龄化进程让尚处在“变革”中的中国在“未富”之时就不得不面对与发达国家程度相当甚至更甚的“养老压力”，这种“未富先老”局面会在很多方面使老龄化的消极影响进一步放大，给仍在积极谋求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带来更多的挑战。

3.2　老龄化加剧养老保险的财政压力

为了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积极推动养老保险从以城市和企业为基础的“现收现付”制逐步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即“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轨。遗憾的是，这一转轨至今都没有真正实现。

一方面，尽管目前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名义上是由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构成，但实际上，“个人账户”上积累的资金由于仍然被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而成为“空账”。政府持续十余年试点做实空账的努力未果，庞大的“转轨成本”成为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Li and Lin，2016）。截至2011年，Li and Lin（2013）的估计显示全国个人账户空账率达到34%，空账规模占GDP的2.1%，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居多的东北老工业区，个人账户的空账率甚至更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向名义账户制转型》（郑秉文，2014）报告显示，以2012年为基准，社会统筹账户的隐形债务为83.6万亿元，个人账户的隐形债务为2.6万亿元。

另一方面，未来30年，随着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大规模步入老年，养老金领取人数将大幅上升而缴费人口却逐渐减少，养老保险基金给付的潜在资金缺口将不断扩大，形成巨大的隐形债务。转轨成本与隐形债务使得当前尚不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巨大的筹资压力。若不能进一步优化养老保险制度，随着老年人口增长高峰期的到来，筹资压力将“显化”为沉重的财政负担。例如，据世界银行估计，2001-2075年间养老金缺口将达到9.15万亿（Sin and Yu，2005）。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团队的测算发现，2023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2029年累计结余将耗尽，2050年累计缺口将占到当年GDP的91%，当年养老金总支出占GDP比重将达到11.85%（郑秉文，2014）。

3.3　老龄化加剧老年照料与赡养负担

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老人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得因生理与心理机能衰退而造成的失能和半失能现象日趋普遍，老年照料与赡养需求及负担因而持续加剧。通常来说，老年人的照料需求可以通过考察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及工具性生活活动能力（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来反映，即随着衰老程度的加剧，其ADL与IADL都会呈现显著弱化的趋势。例如，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Giles et al.（2018）研究发现，不论对男性还是对女性而言，65-69岁中国老人出现ADL受损的比率在9%左右，80岁以上高龄老人ADL受损需要照料的达到30%，且还呈总体上升的趋势。

面对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照料需求，来自家庭成员的非正式照料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老年照料模式。但是，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正在严重地削弱着中国未来30年老年家庭照料的人口基础。根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2010年中国有65岁及以上老人的家户数增加了近2000万户，而其中新增所谓“空巢老人家庭”（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就达到1235.5万户，占增加总数的62.9%。不仅如此，尽管目前中国老人的平均子女数有5-6人，但在20世纪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中平均每人不到2个子女。可以预见，随着这批人在未来30年步入老年，“空巢”家庭的数量无疑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家庭照料势必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从长远来看，在机构及社区养老等正式照料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情况下，家庭照料负担的加重对劳动力供给与人力资本的积累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研究显示，家庭照料不仅会显著地降低45-65岁子女，特别是女儿的劳动参与率与工作时长，而且照料负担的加重还会对子女的生理及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显然，在劳动年龄人口日趋老化的趋势下，家庭照料负担的加重无疑会进一步抑制劳动力供给与人力资本的积累。

放宽生育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实施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人口调节措施。从2013年提出启动“单独二孩”到2015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全面二孩），中国政府试图通过释放生育潜力，缓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但是，新生人口在经历2014-2017年短暂上升后，到2018年就降至1523万，不仅较官方预期的1723万低出200万，而且比CPP 2018低方案预测的1598万还低。放宽生育政策效果弱化的现实，反映了中国“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困境。随着育龄人口（15-49岁）基数不断下降（见图3.11）以及新的婚育观念与外部压力（婚育机会成本与抚养负担大增）影响下生育意愿的持续走低，单纯依靠生育政策的干预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问题，“少子化”趋势与老龄化相伴将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

数据来源：贺丹（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