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年的中国
（代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课题组
姚洋 〔美〕杜大伟 黄益平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此后，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均对这个目标做了具体的安排，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清晰地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目前的进程看，我们达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是一个大概率事件，2010-2018年，年均GDP增速达到7.4%，而且到2020年，中国将彻底消灭贫困。但是要达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还面临许多挑战与不确定性。
1978年，也就是中国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人均GDP只有230美元，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到2018年，人均GDP上升到9770美元，进入了中高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改革开放这40年间，GDP平均增速达到9.3%，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作者团队的预测，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目前中国人均收入大概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按市场汇率计算则是15%左右），到2049年这个比例可能上升到三分之二。但是，从中等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的路径可能与之前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所走的路径很不一样，上面这个预测是基于一系列假设条件而做出的。要让这个预测成为现实，还需要相对良好的内外部环境，特别是一些关键领域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进。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深入分析未来30年中国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将会面临的新挑战，从第二章开始的十五篇文章分别考察了中国经济的不同部门与不同方面可能将经历的转变。虽然每篇文章的结构各有差异，但它们会尝试回答下面三个共同的问题：首先，什么因素促成了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其次，中国经济在进一步崛起的过程中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最后，政府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政策与策略以保障中国平稳地走向世界经济强国？
一、经济成就的贡献因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举措推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包括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城市工业化。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尽管中国一度也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当时的计划体制在提高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因此，政府在1978年决定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因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中国年均GDP增速达到9.8%，有的学者将这个惊人的经济增长誉为“中国经济奇迹”。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就是改革政，或者说从中央计划体制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个转型极大地改善了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保留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将农业生产的剩余索取权赋予农民，这样农民的努力就直接与回报挂钩，这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了粮食与其他农产品的产出。再比如，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短时间内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又为城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工业生产的持续扩张。在中国1996-2015年间的GDP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占到了40%。
与改革政策相关的另一个因素是开放政策，即中国快速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好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同步发生，这使得中国经济能够深度参与国际劳动分工。依赖低成本优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出口大国之一，特别是在全球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市场。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不到10%上升到2007年的37%。并且，在1993年之后的近20年间，中国一直是全球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不仅大幅降低了贸易与投资壁垒，还大大加速了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之，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获益国家之一，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出口市场、大量的投资资金及先进的生产技术。
其他一些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一是有利的人口结构。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历了两个“人口红利”阶段：第一个阶段（1976-1990）正好与改革政策同步，而第二个阶段（2000-2010）则恰好与加入WTO同步。二是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改革开放时期的高储蓄率可能与一些因素高度相关，比如，如生命周期假说所指储蓄率通常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有利的人口结构即不断降低的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人口之比），东亚共同的文化与习惯，以及因社会福利体系的缺失而形成了预防性的储蓄等。而高储蓄率直接导致了高投资率，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三是稳定的宏观与金融环境。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比较成功地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具体反映为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外部账户失衡等指标的低波动率。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稳定的宏观与金融环境提高了投资者信心，改善了经济效率。四是改革前建立的经济基础。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中国的经济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在那段时期建设的基础设施、所形成的完整的城市工业体系、普遍提高的教育水平及实现的男女相对平等等因素，都为1978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二、理解改革政策
在实现惊人经济成就的同时，中国经济确实也还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在经过40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与制度与成熟市场经济体相比，仍然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比如，虽然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从改革初期的80%下降到目前的20%，但它们仍然在一些重要经济领域特别是部分服务业和上游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依然在几乎所有的金融领域实行政策性干预，包括利率、汇率、资金配置及跨境资本流动。在2015年有数据的130个国家与地区中，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反映政府干预程度的一个指数）排在第14位。与自由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的政策干预更为普遍，这类干预常常被一些学者认定为经济低效的根源，甚至被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实际上，政策干预也是目前中美贸易冲突的焦点问题之一。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没有选择以更快的速度消除政策扭曲、走向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呢？要理解这些干预政策的动机，必须首先回到改革初期所采取的改革策略上来。苏联与东欧国家转型采取的是所谓的“休克疗法”，即在改革的起点，彻底取消中央计划体制并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不幸的是，这个策略往往导致改革初期的产出崩溃甚至社会混乱，原因就在于一个经济无法在一夜之间一步到位地走向市场经济，市场机制的形成与成熟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与之相对应，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期间所采取的是“双轨制”的渐进的改革策略，即继续支持国有企业，同时也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宽松、更有利的环境。这一策略可能会带来一些效率损失，因为国企的效率要低于民企，但它却能够保证转型阶段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稳定。
这个“双轨制”改革策略派生出了中国特殊的“不对称的市场化”格局：一方面，产品市场几乎完全放开，农产品、制造品和服务的价格都是随行就市，由供求关系决定。另一方面，在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土地和能源市场，依然存在大量的政策干预。这些干预的目的是为了变相地补贴国有企业，保证“双轨制”改革策略的落地。国企效率比较低，需要外部补贴，但财政没有多余的资源补贴国企，政府就通过干预要素市场，比如国有商业银行将大量的廉价资金配置给国有企业，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补贴。这是理解市场化改革期间仍然存在大量政策干预的一个重要逻辑。
有意思的是，这些看上去会造成严重效率损失的政策扭曲，并没有影响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在改革开放期间，政策干预的程度实际上是在不断降低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只是速度比较缓慢而已。比如，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从1980年的1（完全计划体制）降到了2015年的0.6（表明金融市场化大致走完了一半的路程），与之相对比，俄罗斯的金融抑制指数从1990年的1降到了2015年的0.4。另一方面，一些政策干预甚至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比如，在特殊情况下，国企能够采取一些逆周期的措施，帮助政府稳定宏观经济。实证分析还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抑制性的金融政策让中国GDP的增速提升了0.8个百分点，这主要是通过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支持投资者信心实现的。与实行“休克疗法”的转型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表现要好许多，原因就在于，如果市场机制还不成熟，那么适度的政策干预可能是利大于弊的。
这个中国经验揭示了一条重要的启示：不要带着教条主义甚至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待政策干预。事实上，任何政策都是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效应的，政策分析与决策的关键是实事求是地看成本效益分析。政策干预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存在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的现象在转型国家更为常见，因为市场机制的成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难想象，如果中国政府在1978年就彻底放弃对金融体系的政策干预，那么在过去40年里中国一定会经历很多次的金融危机。即便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失灵”现象也绝非罕见。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时刻记住，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期间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是“市场化改革”，而非政策性干预。如果简单化地将中国过去的经验解读为“干预是个好东西”，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过去40年间，中国经济一直在稳步地向市场经济靠拢，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往前走的步伐不一样。另外，政策干预的成本效益也会发生动态改变，因此决策也要与时俱进，制定灵活的政策来应对。比如，实证分析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抑制性金融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由正转负，这表明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与金融市场化已经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
三、新的经济挑战
考察过去40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就会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保持了基本金融稳定，同时也形成了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但在2008年之后，经济增速持续下降，金融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而经济结构却实现了再平衡。有的专家把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表现归纳为所谓的“经济新常态”，当然这个转变还在进行之中，也许还将延续几十年。“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但关键的启示十分清晰：未来的经济发展轨迹将会显著不同于过去。这个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系列关键性的新挑战所决定的。
第一个挑战是经济增长模式从要素投入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十年，中国经济一直拥有显著的低成本优势。只要大量的劳动力持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的劳动成本就会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城市制造业就可以不断地扩张。但问题是，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接近枯竭，人均GDP也达到了中高收入水平，因此，现在只能依靠产业升级支持经济持续增长，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随着中国丧失低成本优势，出口占GDP之比与工业占GDP之比已经双双下降。将来的增长只能靠创新与产业升级。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有创新能力吗？
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个因素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虽然中国的大学每年都培养数百万的理工科大学生，但两亿多农民工的平均文化程度只有初中毕业，这在将来可能造成十分严重的劳动市场供求不匹配的问题。一方面，越来越精细化的产业需要越来越多的高技能人才，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都是低技能的劳动力。第二个因素是与创新匹配的金融服务。当前的金融体系似乎更擅长支持粗放式的、低端制造业的扩张，因此，金融必须实现转型，有效支持轻资产、小规模的创新型民营企业。第三个因素是知识产权保护。如果知识产权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创新就会失去动力，而这也是目前中美贸易冲突的焦点问题之一。第四个因素是好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可能是必要的，但当前常用的包括大量的补贴与直接挑选胜出者的做法，效果并不好，有时候甚至还起反作用。
第二个挑战是人口老龄化。大概在2010年前后，第二轮的人口红利开始让位于人口老龄化，当时的人口抚养比大概是36%。劳动人口的减少与人口抚养比上升，应该也是2010年以来GDP增速持续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49年人口抚养比可能会上升到66%，“最老的老年人口”的比例会大幅提高。2019年到2049年，劳动年龄人口起码会减少1.7亿。人口老龄化特别是“未富先老”可能会带来一些重大问题，包括劳动供给减少、消费需求减弱、储蓄率下降及养老金缺口大幅扩大等。
本书指出了一些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策略。目前正逢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际，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起码可以替代2亿以上的劳动力，基本抵消劳动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机器替代人的过程不会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对于女性、老年和低技能工人的冲击会更大一些。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潜力，鉴于目前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大概是农村居民的两到三倍，如果目前56%的城市化率能够在2049年提高到80%，那么就可以大大提升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消除老龄化造成的消费疲软绰绰有余。老龄化造成的最难以应对的可能挑战是养老金缺口。根据本书的分析，目前养老金缺口已经达到GDP的2%，如果现有模式不改变，这个缺口很可能会在10年内达到10%。因此，政府、企业与个人需要采取主动的措施收窄未来养老金的缺口。
第三个挑战是逆全球化趋势。虽然在过去40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长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支持。一方面，中国已经从小国经济上升为大国经济，这意味着不管中国做什么，都会对世界市场造成很大的“溢出效应”，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所以，中国的政策将面对其他国家的反应方程。未来不可能长期保持过去20%—30%的出口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美国，出现了逆全球化倾向，出台了很多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最初可能是因为虽然全球化带来了普遍的效率提高与收入改善，但一些特定领域、家庭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冲击，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偿。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全球市场的开放度不会再像过去那么高。
当前的中美经济冲突还包含一个新的维度，即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开放，特别是开放服务业。中国虽已兑现了当年加入WTO时所做出的市场开放包括金融开放的承诺，但不可否认的是，考虑到中国不断提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规模，经济开放度确实明显偏低。中美贸易冲突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中国的经济体制将会变得更加开放还是走向相对封闭？二是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包括WTO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也在推动落实自己的一些政策意图，包括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其实，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中美是将达成新的合作共识，还是将走向更为全面的冲突甚至对抗。中美双方的大多数专家都认为最可能的情形是“局部脱钩”，而不是全面冷战。问题是，“局部脱钩”可能不是一个稳态均衡，比如高科技脱钩很可能延伸到金融脱钩甚至原材料脱钩。
除了上述三大主要挑战，中国经济在未来30年还将面对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其他矛盾，其中之一是环境与气候变化的挑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期，实际采用的环保标准一直比较低，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经济增速。随着经济不断开放，一大批污染相对比较严重的企业搬到中国来生产，形成了所谓的“污染天堂”现象。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几年间，出口、污染及碳排放都呈现了加速增长的态势。有经济分析表明，环境破坏与资源枯竭所造成的经济成本可能已经达到GDP的10%，水与空气的污染还严重危及健康。所有这些都会在未来几十年里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造成显著影响，包括增长速度、增长结构及增长质量。对此的政策应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
对创新依赖程度的提高、老龄化、世界经济的开放度降低及对绿色增长模式的追求，都意味着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还会不断放慢，增长模式需要彻底转型。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间所积累的许多经济技能也许就不再有用，过去做得好的很多行业现在已经难以为继。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出口与投资两驾马车，消费一直比较疲软，现在这个增长格局已经无法持续。
四、预测与政策建议
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49年，中国的GDP增速可能会放缓到2.7%—4.4%。但这实际是一个相对乐观的预测，因为到那个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GDP可能会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GDP之比可能会略低一些）。如果这个预测大致准确的话，那么在2019年至2049年之间，将会发生一系列重要的事件：
●中国可能会在2025年前后达到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从而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按以市场汇率计算的GDP总规模来看，中国大概会在2030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到2049年，中国很可能将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顺利地实现中央所提出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这个预测的一个直接含义是经济增长减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并非像有的学者判定的是纯粹周期性的波动。将来增长速度还会波动，但不可能再次大幅反弹并持续保持在8%的水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政府主要依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手段稳增长，应该说那些反周期措施一直是十分有效的。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虽然政府依然在采取各种反周期措施，但增长速度已经从2010年的10%以上下降到2019年的6%左右。这个下行过程还将持续，决策者也好，企业家也好，都应该对未来增速持续下降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持续下行的增长轨迹，也不可能自动达成，而需要政府与企业共同做出艰苦的努力。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以后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永远无法晋升为高收入国家，连经济发展的优等生日本也一度经历了“失去的10年或者20年”。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8年以后急剧下降。我们上述预测是基于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开放政策、有效应对老龄化等挑战的一系列假设而做出的。中国要持续崛起、走向世界经济强国，一个关键的指标是生产率必须不断地提高。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最近政府将经济政策的重心从需求端的周期性调控转向了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为了在未来30年让中国经济保持稳健的增长步伐，作者团队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比较重要的可以归纳为如下八个方面：
（1）终结“双轨制”的改革策略，尽快减少甚至消除政策扭曲，真正实现“竞争中性”，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双轨制”改革是一个过渡性的策略，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平稳过渡。这个策略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遗留了不少问题。终结“双轨制”可以以深化国企改革作为核心。首先，政府应该明确国企的作用与范围，除了一些特殊的领域比如国防产业，应该坚持一条原则，就是凡是民营企业可以做好的行业，国有企业就没有必要去争夺市场与资源。其次，政府应该尽可能地为国企和民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在进入、竞争与退出等方面，可以将同等的资金成本与同等的投资回报作为衡量公平竞争的标准。政府应该尽量避免直接要求国企承担政策责任，如果需要，也应该用市场化的条件购买企业的服务。最后，政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应该尽量优化资本管理与企业监督。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国有资本的投资回报，而不是企业的日常管理上。
（2）主动、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取消生育限制，建设良好、充裕的老年与幼儿护理设施，加强对妇女的职业保护，鼓励生育。
目前看来，老龄化已经无法避免，但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地缓解甚至逆转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第一，积极鼓励生育，除了尽快取消对生育的各种限制，还应该提供经济支持，增加幼儿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以及改善育龄妇女的职业保障等。第二，大力增加对教育、培训和医疗的投入，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三，完善养老金制度，建立一个更加全面、完整的养老系统，适当延迟退休年龄。第四，可以考虑更为长期的可持续的养老模式，包括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服务等可能更为中国老人接受的方式。
（3）保护知识产权、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改善诸如补贴与国产化率等产业政策工具，建设基础设施，消除政策障碍，支持创新与产业升级，并充分重视对国际市场的溢出效应。
未来30年，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基本上就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首先，人力资本积累变得更加重要，这不仅指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的培养，也包括对低技能劳动人员的培训。其次，需要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研发系统，增加公共与民营部门在研发上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奖励科学家，更好地将创新转化为规模生产能力。最后，要重新设计产业政策，把重点放在克服市场失灵、鼓励创新上。产业政策应该推动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而不是背道而行，更多地利用减税手段，尽量减少补贴，避免行政性地“选拔胜出者”，放弃“国产化率”这类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担忧的做法。将政府的资源集中配置到克服创新的障碍方面，比如增加基础教育与科研投入、改善基础设施。
（4）公共财政的重点应从支持经济稳定转向提高经济效率与改善收入分配。通过增加划拨国有资产、推迟退休年龄等措施平衡养老金账户的总收入和总支出，缩小不同退休人群养老金的差别。
中国需要从多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改革。一是财政开支的重点应该从过去的经济建设转向社会福利，税收收入的构成需要调整。比如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比例、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比例。迫切需要引进诸如房地产税等新税种，支持收入再分配与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通过划拨更多的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和尽可能地缩小不同退休人群养老金差别等手段，降低社保基金缺口的压力。三是积极化解部分地方政府过度负债的问题，除了限制各类预算外收入的收取，中央政府也可以采取直接的措施来平衡地方财政的收支，缓解债务压力。四是进一步推动高度集中的央地财政关系的分权，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
（5）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大力推进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传统金融机构的改革，改革监管体系，平衡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
经济创新必然呼唤金融创新。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活动方面有先天的优势，因此未来30年应该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不过在可预见的未来，直接融资的比重不太可能出现爆发式的上升。因此，支持创新的重任还是要落在间接融资渠道的肩上。因此，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的转型将是提升金融支持经济能力的关键。首先，需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保证金融交易中实现市场化的风险定价。其次，也需要支持各种创新，适应创新型企业融资与居民投资的需求。商业银行已有一些比较成功、值得推广的做法，比如深耕模式、信贷工厂、投贷联动等。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一些网络银行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做风控模型，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进一步完善与推广。最后，金融监管也应该与时俱进，平衡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
（6）彻底打破城乡长期分隔的局面，取消户口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的产权安排，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努力提高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将是未来30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如果城市化率可以从56%提高到80%，就可以创造许多新的消费与投资需求，缓解甚至完全抵消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增长造成的减速效应。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农民工进城，支持城市经济发展，但将他们的家庭成员留在了家乡，这不仅造成了诸如留守儿童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也遏制了消费与投资的增长。现在是时候考虑彻底取消户口制度了，这项改革很可能会产生类似于恢复高考和农村实行大包干等的全局性效应，既可以改变不公平的城乡分隔局面，也可以大力增加城市居民消费需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不过，城市化的重点应该是更好地发展大城市，而不是建设更多的中小城市。当然，城市化需要以一个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基础，农村应该进一步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让进城的农民有财富、有资产，而不是一贫如洗。
（7）采取市场化的政策手段，比如征收污染税与实行碳排放交易，让中国经济走上绿色与低碳排放的发展轨道，提高生产与生活的质量。
政府已经在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方面采取了许多举措，效果不一。不过，如果现行的努力能够坚持下去，未来环境改善、减少碳排放方面的效果可能会好于预期。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再生能源技术的生产者。2018年，政府引入了环境税，并在再生能源领域启动了拍卖机制。我们的主要政策建议是环保政策要从行政性施政走向市场化施政。2018年全国展开的环保风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政策的动机非常好，但运动式的执行直接导致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崩盘。这样的举措过于激烈，容易造成很大的震荡，不利于经济稳定，当然最后也很难有效达成最初的政策目的。
（8）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明确进一步开放的承诺与时间表，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在与国际经贸体制的互动中，灵活处理发展中国家地位议题。
当前中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决策受到外部贸易冲突的严重干扰，我们认为政策的关注点还是应该放在独立自主地建设高质量的经济开放的新格局上。客观地说，外部冲突的原因之一在于，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的开放度比较低，而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因此，下一步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目标应该是与主要经济伙伴重建互信，一个好的做法是单方面地明确进一步开放的步骤与时间表。中国可以考虑在适当条件下主动放弃国际贸易政策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因为进一步开放是与开放新格局的既定方针一致的，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很快就将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当然，在开放的过程中，也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经济与金融的稳定。毫无疑问，开放的创新体系是最优选择，但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下，需要未雨绸缪，防范“供应链”产生新的风险。中国当然也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包括建设性地参与WTO和IMF等国际组织，同时基于友好、合作的精神，推动一些自主的国际倡议，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一带一路”倡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