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收录的大部分文章起初是作为报纸专栏发表的。专栏写作的性质就其定义而言不允许及时开展讨论或合作，你早上起床，喝杯咖啡，决定要写的主题——提前计划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总会被各种事件冲乱——然后在下午五点交稿。博客帖子亦是如此，可以在一小时甚至更短时间内从形成模糊概念到公开发表，往往更没有同他人讨论文稿的机会。大多数情况下，我能够寻求有效批评和意见的唯一人选是我的太太罗宾·威尔斯（Robin Wells），所幸她经常能给出无价的反馈。

不过，专栏写作依然是以有关课题的现实讨论为背景的。在本书记录的15年写作历程中，我吸收了许多人的智慧。我要列出其中一些人的名字，但完全清楚该名单很不完整，不公平地忽略了好多人。这一时期，我竟然写了数以千计的专栏和博客帖子，以至于经常想不起必要的专业知识是从谁那里借鉴的。

在医疗领域，我从乌韦·莱因哈特与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那里获得了大量帮助。本书也特别献给乌韦。

迪恩·贝克尔（Dean Baker）帮助我认定美国当时面临巨大的房地产泡沫问题。

我与布拉德·德龙（Brad DeLong）在呼吁对本轮危机采取凯恩斯主义应对策略方面可以说结成了双打组合。

我对有效市场金融理论问题的阐述，大量借鉴了贾斯汀·福克斯（Justin Fox）的研究成果。

迈克·康克扎尔（Mike Konczal）帮助我理解了奥地利学派的糟糕逻辑，西蒙·雷恩-刘易斯（Simon Wren-Lewis）则帮助我弄清楚了为什么这一糟糕逻辑会在英国盛行。

理查德·科根（Richard Kogan）或许是第一个提醒我所谓债务滚雪球问题并不存在的人。

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与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除了带给我们大量有关税收的知识外，还极大地促进了我对民主党新政策建议的理解，尤其是沃伦的财富税建议。

查德·鲍恩（Chad Bown）向我详细介绍了关于特朗普关税的来龙去脉。

关于技术和不平等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我的大部分认识来自拉里·米歇尔（Larry Mishel）的讲授。更一般地说，我还经常向斯通中心（Stone Center）的同事珍妮特·戈尼克（Janet Gornick）求教不平等数据的具体含义。

我对保守主义运动的大部分认识来自里克·珀尔斯坦（Rick Perlstein）。

斯通中心的另一位同事莱斯利·麦考尔（Leslie McCall）帮助我正确认识了选民对税收和政府支出的态度的政治学，或者说至少帮助减少了部分错误认识。

同无可比拟的迈克尔·曼（Michael Mann）通信，帮助我理解了对气候科学研究的肮脏政治操作。

最后要感谢诺顿出版社（Norton）的德雷克·迈克菲里（Drake McFeely），早在我开始为《纽约时报》写稿之前，他就帮忙出版了我的贸易理论著作，并使这些作品的品质大为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