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那美好的仗
做舆论权威人士从来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在1977年完成研究生学业时，我憧憬着献身于教学和研究的人生。假如需要在公共讨论中扮演任何角色，我想会是作为一名技术专家，不带情感地为决策者提供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的意见。
如果看一下我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研究成果，你会发现大多与政治无关。其中主要是经济地理与国际贸易领域的论文，它们不仅无关乎政治，而且基本上不涉及政策。这些文章只是试图弄清楚全球贸易的面貌和产业活动的选址，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它们属于分析世界如何运转的“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而非指示应该怎样运转的“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
然而到21世纪的美国，所有事情都成了政治。在许多情况下，承认某个经济问题的现实证据会被视为有党派倾向的行为。例如，美联储大量购入政府债券，会不会推高通货膨胀（以下简称通胀）？明确的实证回答是：如果经济处于萧条期，就不会。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购买了3万亿美元债券，通胀率依旧维持在低水平。可是在现实中，美联储政策有推高通胀风险的观点成了共和党的官方观点，于是承认客观事实将被贴上进步派立场的标签。
甚至在有些时候，哪怕提出某类疑问也会被当作党派行为。如果对收入不平等的现状提出疑问，会有相当多保守派谴责你不像个美国人。在他们眼中，只要提及收入分配议题，或者把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同富人加以比较，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调”。
当然，这种现象并不限于经济领域。可以说同气候学家相比，我们经济学家的境遇还算轻松，他们会因为得出了强势利益集团不愿意让其他人知晓的结论而遭到迫害。还有研究枪支暴力问题的社会科学家：1996年到2017年，美国疾控中心被明令禁止资助有关枪支伤亡的研究项目。
此时，有志于学者生涯的人该何去何从？一种办法是忽略政治热度，继续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这是令我尊敬的选择，对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大多数学者而言也是正确的选择。
但我们还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即了解和尊重学术研究，同时又愿意加入政治斗争的人。
本书收录的正是我在努力扮演这一角色时所著的文章，其中多数发表于《纽约时报》。后面我会谈及自己如何来到那个位置，以及我现在还试图做些什么。这里让我们先谈谈另一个问题：全盘政治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政治化的根源
政治议题多如牛毛，而且你可以想象，人们有着各式各样的立场，并不对应简单的左右之分。例如有这样一类选民：他们强烈支持枪支管控，要求用积极政策遏制全球变暖，却希望看到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被私有化（如果不是完全取消的话）。
可是在现实中，现代美国的政治生活呈现出高度的一维特征，尤其是在选举产生的代表人身上。只要知道某位国会议员在全民医保等议题上的立场，你就能推测出他对气候政策的态度，反之亦然。
这种单一的政治维度是如何定义的？它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左右方向的连续变化区间：你认为公共政策对减少市场经济的风险和不平等应发挥多大作用？你希望所在的社会更像今天的丹麦，有着较高的税负、健全的社会安全网和广泛的劳工保护，还是更像镀金时代的美国，奉行自由放任准则？
在某种层面上，此类争论的轴心与价值观相关。左翼人士往往沿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思路秉持社会正义观念，他们认为，当民众不清楚自己是谁、会扮演什么角色时就应该拥护这些左翼人士选择的社会类型。大致而言，此类观点的道德立场就是“幸得上帝眷顾”，然而上帝常常不会临幸。
相反，右翼人士认为（或自认为）政府为缓和风险与不平等而采取干预措施是不道德的。在他们眼中，对富人征税来帮助穷人是一种盗窃，无论其目的有多么高尚。
经济学说不清你应该接受何种价值观，但可以描述反映特定价值观体系的政策会带来何种结果。不过这也是政治化乘虚而入的地方。特别是，反对扩大政府作用的人想证明，政府干预不仅有违道德，还对生产有反作用甚至破坏作用。如果证据不能支持，他们就会攻击证据及提供证据的人。
原则上，这种政治化行动可能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确实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我们看到过某些大人物拒绝承认价格管制导致短缺、过度印钞引发通胀等现象，例如在近期的委内瑞拉。即使在美国，也有某些左翼人士会指责你（好吧，其实是在说我）是代表大公司利益的骗子，只因为你指出实现全民医保有多种途径，可以在私人保险业继续发挥显著作用的情况下实现。
然而鉴于金钱和权力的现实格局，现代美国无所不在的政治化现象大多数还是反映了来自右翼的压力。
归根到底，虽然低税收、小政府的社会主张有其哲学根据，现代保守主义却不那么依靠哲理上的劝诫，而是植根于如果社会退回镀金时代会有一些人大发横财的现实。这些人的数量或许不多，但极为富有。大力宣扬朝他们的方向前进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观点，完全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来自右翼的亿万富翁的财力支持是唤起僵尸学说的强大魔力，这样的学说本应该被截然相反的证据杀死，却依旧迈着蹒跚的步伐，吞噬人们的头脑。
最顽固的一种僵尸学说坚持认为，对富人征税会对整体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因此对高收入减税将带来神奇的增长。这种说法在现实中不断碰壁，却越来越牢固地控制了共和党。
还有其他僵尸学说：如果想要一个低税收、低福利的国家，他们会声称社会安全网体系有害无益，也无法运行。因此很多人不停地宣扬提供全民医保不可能实现，尽管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该目标。
你明白了吧。把税收和政府支出研究扯上政治内容很容易理解，但为什么这一现象还会延伸到同阶级利益并无明显关联的领域？例如亿万富翁们也需要宜居的地球，那为什么气候变化会成为具有如此强烈的左右之争色彩的议题？经济衰退会伤害所有人，为什么保守派还反对用印钞来挽救经济下滑？还有，为什么对种族问题的态度同税收和支出问题的立场存在极其紧密的关联？
很大部分答案在于，政治玩家相信存在一种把所有形式的政府行动主义连接起来的光环效应，我也认为的确如此。如果说服人们让他们认同我们需要用公共政策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他们就会更容易接受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缓和不平等。如果让他们相信货币政策能遏制衰退，他们将更有可能支持扩大医疗可及性的政策。
事情向来如此。美国右翼阵营曾经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至于试图阻止在大学讲授相关课程，尽管凯恩斯本人恰当地指出，他的学说属于“温和的保守主义”，其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而非取而代之。那为什么还会遭到激烈反对？因为右翼人士把它看成了普遍的大政府主张打进来的锋利楔子。而我们今天的政治极端化程度远超当时，所以政治化的议题范围也就更加泛滥。
除了光环效应，还有政治策略效应。我们知道，美国的政治生活过去有两个维度，不像如今只有一个：在左右之分的轴线之外，还有种族平等与种族隔离的轴线。至今依然有相当数量的选民，他们喜欢为自己服务的大政府，却不喜欢深色皮肤的人。与之相反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立场——喜欢小政府，接受种族宽容——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除了几十个打着领带的拥趸外并无太多支持者。不过我们几乎看不到倾向于大政府的种族主义政客。经济上的右翼势力通过迎合白人劳工阶层的种族仇视情绪，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却攻击这群人所依赖的社会福利计划。就这样，种族宽容以及性别平等和性少数群体（LGBTQ）权利等其他社会进步主义运动也像所有议题一样卷入了政治划界。
前文提到，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泛政治化。借用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名言：“每个人都有权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无权坚持只有自己认定的事实。”可是在当今美国，却有许多人相信他们有权宣扬自己认定的事实。这意味着专家治国梦——政治上中立的思考者帮助决策者实现高效治理——至少在目前已经幻灭。当然对关心我们的社会何去何从的学者而言，那并不是唯一可以出任的角色。
极端化时代的公共舆论权威
设想一下，你对某个专业领域（如经济学）颇有了解，又希望对公共议题讨论——不熟悉或不在乎技术内容的人们开展的讨论——发挥影响力。显然这描述的是我本人的状态，也适用于很多其他人士，例如，加入公共事务的其他经济学家，包括把自己从杰出经济学家改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英国的西蒙·雷恩-刘易斯等。越来越多的记者也拥有良好的经济学教育背景，例如《纽约时报》的大卫·莱昂哈特（David Leonhardt）和《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兰佩尔（Catherine Rampell）。演好这样的角色有哪些要求？
本书的最后一章收录了我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我的工作方法》，其中讲到做研究的四项规则。这里也谈谈我理解的做公共舆论权威的四项规则，适用于本书的几乎所有内容。我估计前两项应该没有多少争议，后两项则不然。它们是：
·多关注简单议题；
·用直白语言写作；
·以诚实揭露虚伪；
·别害怕谈论动机。
多关注简单议题。经济学中有很多严肃而诚恳的学者仍不能达成共识的难题。作为公共舆论专家的经济学家该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多数时候他们应该尽可能远离此类问题。真实情况是现实世界的绝大多数经济争论是围绕简单问题展开的，对这些问题有显见的正确答案，可强势的利益团体不愿意接受。你可以聚焦于这些问题，对正确答案加以诠释，从而为公共讨论做出贡献。困难的问题自然还在那里，而媒体评论专栏并不是适合讨论它们的地方。
例如，就政府债务的影响而言，公众需要了解的内容是：试图在经济萧条期维持平衡预算会加深萧条程度，另外对政府债务失控螺旋飙升的担忧被过度夸大了。这里也有某些难度更大的问题，如对基础设施支出做评估的时候应采用何种利率水平，但简单的问题已经有大量内容可供讨论撰写。
用直白语言写作。作为公共舆论专家的经济学家应该用英语写作，当然我说的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事实上如果有更多人用德语解释基本经济概念，这个世界或许会变得更好。我想说的是，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公共舆论权威，你必须采用平易的语言，不要以为大家都理解那些并不常见的概念。
为此可以看看我被引用最多的一篇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在只做学术研究的岁月里（那篇文章发表于1991年），我已经被经济学家誉为风格清新的作者，擅长借助直觉，不追求数学难度。但在那篇文章中，抛开数学公式，你依然会读到这样的句子：“在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的环境下，货币的外部性关系重大。”我在《纽约时报》的读者中，会有哪怕1%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吗？
摆脱专业术语不是听上去那么容易。部分原因是大多数术语有其服务的目标，即这种语言给既定的听众传递了重要信息。假如不依靠术语，那可能需要多得多的篇幅和时间，用成百上千个字来表述同样的内容。另外的原因则是，当你在某个专业领域沉浸多年后，可能已难以记得普通人（哪怕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在现实中是如何讲话的。
我为《纽约时报》写作已有20多年，依然会偶尔收到文字编辑们的疑问，说他们（以及普通读者）理解不了某些段落，只因我无意间认为公众会像经济学家那样使用某些词语。例如当经济学家提到“投资”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指新的工厂或写字楼的建设，但如果不想让大众读者误解为是在谈论购买股票，他们就需要把意思更直接地说出来。
这并不是说你应该把读者想象得很愚笨，而是要对如何传递沟通下功夫。比如我于2019年发表的专栏文章《了解真实的美国农村》，其部分内容正是对上述1991年论文的观点重述。估计大多数读者看懂了文章的意思，尽管我的论点令其中许多人感到恼怒。
以诚实揭露虚伪。下面进入争议比较多的规则部分。前文提到，如今一切都变得政治化。结果导致，经济乃至任何领域的许多公共讨论是出于蓄意欺骗。
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有些主张对富人减税的人可能假装是从现实证据中得出自己的判断，但这不符合事实：没有证据能说服他们改变看法。事实上，他们经常用偷梁换柱来应付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比如，有人曾预测比尔·克林顿的加税政策会导致经济衰退，到如今他们又改口称，克林顿时代的经济繁荣是受益于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减税的长期效果。还有些时候，他们纯粹是撒谎、编造数据和其他的所谓事实。
作为公共舆论权威的经济学家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我知道许多经济学家倾向于采用的一个办法是，继续像真诚讨论那样开展对话：罗列证据，解释为什么某种观点正确、另一种观点错误，然后到此为止。
而我认为（你可能猜到了），这还不够，而且对读者很不公平。当你直面虚伪的争论时，应该让公众获知，不仅那些论证是错误的，而且是出于恶意欺骗。例如，指出那些预测美联储购入债券会引发通胀失控的人错了固然重要，强调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错误同样重要。此外还应点明：他们从未解释导致错误的原因，而且在共和党入主白宫之后，其中某些人的立场马上反转。
换句话说，我们要勇于直面政治讨论中大肆弥漫的欺诈虚伪，经常揭露他们在传递谎言。由此联系到我说的最后一项规则。
别害怕讨论动机。我希望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人们通常可以认为政策讨论是出于真诚和善意。某些讨论的确如此，例如关于“量化宽松”，即美联储大量购买债券对刺激经济繁荣究竟发挥了多大效用，就展开了真正的理性讨论。我属于怀疑派，但我能尊重乐观派的意见，而且我相信论战双方都保持着开放心态。
然而，在21世纪美国的大多数重要政策讨论中，某一阵营始终在做欺诈陈述。我已经提到，这应该明确指出来，让读者知道，不仅关于减税作用的不切实际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是在故意欺骗。我还要更进一步指出，为了对读者公正起见，还需要解释清楚那些人为什么在欺骗。
大致而言，这是指揭露美国的现代保守主义的实质，揭露服务于右翼亿万富翁利益并有效控制了共和党的媒体组织和智库的密切网络。正是这一网络，即保守主义运动，让各种僵尸学说得以苟延残喘，这其中也包括共和党对减税魔力的信念。如果你是在参与真正善意的辩论，指责对方的动机并非好事。但如果你是在同不诚实的对手辩论，承认他们的动机只不过是接受现实而已。
我希望世界本来不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我怀念职业生涯初期的天真幼稚，那时的我只想找出正确答案，会很自然地以为同我论争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事。但如果要成为有作用的公共知识分子，你就必须同自己身处的世界而非自己理想的世界打交道。
关于本书
我从2000年起为《纽约时报》写稿，之前几年还为《财富》和《石板书》杂志撰写月度专栏，但我的主要身份还是研究型经济学家。事实上我自认为最出色的学术论文是作于1998年的《再现：日本的低迷与流动性陷阱的回归》。
对于我的稿件，《纽约时报》希望基本专注于商业和经济。但结果我来到了他们和我本人都未曾预料的位置上。小布什政府的不诚实达到了美国政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程度（当然现在已被特朗普主义者超越），在我看来，这显然已把大家卷入了同虚伪陈述交锋的战争。主流报纸的专栏作家当中并没有其他人愿意说破这一点，于是我感觉自己必须站出来。
当然那段时期我所撰写的最好作品已经收录进2003年的专栏文集《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目前并无回顾的必要。
本书收录的文章，除少数之外，作于2004年小布什连任之后。当时其他许多人已经加入反对谎言执政的战斗，让我能安心聚焦于更多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议题，如把社会保障计划私有化的尝试，以及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的行动等。
本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各个方面及后续影响的。没有谁真正预见到那场危机，除非那些预测了很多从未发生的其他危机的人。我本人已认识到当时出现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但泡沫破灭造成的巨大破坏仍令我震惊不已，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看到由于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业务的增长，金融体系已变得何其脆弱。
不过崩溃一旦发生，就进入了关注这些课题的经济学家熟悉的领域。我们从理论和历史上知道很多关于金融危机的事情，也比较清楚危机之后的经济体会如何运转。我在1998年写成的那篇论文就是讲，当零利率都不足以恢复充分就业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现象已经从日本特有的问题变成了西方各国的常态。
于是对我而言，2008年之后的5年左右既是最好又是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是因为担任专栏作家的角色与我的学术研究几乎完美合拍，我可以就政策制定者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畅所欲言。最坏的时代则是说，政策制定者始终拒绝采纳我们已有的正确认识，转而迷恋于以糟糕（且往往不诚实）的论点为基础的预算赤字问题，带来了大量不必要的痛苦。
本书其余部分主要是与书名有关的内容：与各种僵尸学说的论战，从减税僵尸到否认气候变化僵尸，以及支撑这些僵尸蹒跚而行的保守主义运动。书中的确有太多内容涉及唐纳德·特朗普，但我认为他并非对过去路线的偏离，而是数十年来的保守主义运动的必然结果。
本书的结尾部分将较为光明，或许并非如此，只是让我心情较好的话题。最后一章挑选了若干植根于我的学术研究的偏经济理论的文章，相比《纽约时报》的专栏，它们更难读一些，包含更多术语。但我仍希望，部分读者能投入精力看看我在背后是如何思考各种议题的。
本书讲述的是为了真理和正义同僵尸学说战斗的故事。我不知道这场战斗能否彻底获胜，还是可能失败，但绝对值得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