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制度的尝试及其失败

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就已经开始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光绪皇帝推行的改革措施中，以君主立宪为中心的政治制度改革已经比较系统。清朝灭亡前，以西太后为首的政治集团所推行的新政，政治制度改革的幅度也很大。清朝设立的地方咨议局，在民国建立后犹在发挥比较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清政府当政的背景下，在中国大地上实行现代政治制度显然还存在着比较大的阻力。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制度改革，各种现代政治制度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这些制度尝试对以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辛亥革命后，南京的民国政府立即进行了宪政的尝试。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设计了代表民意、行使立法权的国会，由国会选举产生并受国会制约的总统以及三权分立制度和司法独立制度。以制度结构的视角观之，这是典型地采取硬性移植西方制度的办法来确立中华民国政治体系的例子。

从政治发展的经验来看，制度移植有严格条件限制，它更强调“过程”而非“结果”。也就是说，制度移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社会制度互相借鉴和取舍的过程，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某种制度及其规则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它是对别国或地区既有制度经验的采用，是不同空间条件下制度文化的碰撞和交融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使接受移植的国家能尽快完善或替代本国有缺陷的制度，或填补某些制度规范、原则及具体的制度方面的空白，以推动本国的制度改革和建设，提高本国的制度文化水平。^[20]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没有进行全面政治制度移植的环境。

民初宪政制度的失败以政党政治的失败为其典型。政党政治是现代代议制度的基础，既是政治合法性更新的主要手段，政党政治的正常运作又是保证政治体系内力量平衡和政治系统稳定的前提条件。

民国成立后确立了政党政治的基本政治原则。于是，在晚清政治体制中被排斥的政党如春草怒生，一时并起。有人统计，当时大约有312个政党、政团组织活跃在中央到地方的政治舞台上。^[21]这些所谓的“政党”绝大部分根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理想，更不能“以一种主义，为政治求根本之改造。各党所谓政纲仅为文饰之工具，政纲自政纲，政争自政争，以致政治日趋反动，使袁世凯造成专擅之政治，竟至帝制自为，反叛民国，政党政治，实属厉之阶也。”^[22]在本书所选的口述史资料中，钟伯毅先生关于民初议会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政党政治完全成为政客的玩物，政党派别错综、成员复杂，相互之间斗争不断。

民初政党从表面上看，分为同盟会派与非同盟会派，但是实际上党派交织，多是各类成员拼凑起来的团体。即使如同盟会这样曾经是革命政党典型的政治力量，在改组为国民党之后，也变成了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杂烩。当时的国民党热衷于建立“国民党内阁”，为了扩大政治势力并达到组建责任内阁的目的，该党甚至不惜以采取拉人入党的方式进行组织扩张。^[23]国民党尚且如此，其它政党更为不堪。在共和党的成员中，官员和新闻界人士占70%，实业界和教育界占30%。国民协会的成员，多数是立宪派或者清末咨议局议员。其扬州支部有31人，小官吏、商人和无业人员占19人，小学教员、职员、校长、中央和地方议会的议员及报馆主笔占12人。^[24]这样的情况反映在选举中，自然是群众对于选举漠不关心。政党政治没有群众的参与，就纯粹变成了政客的游戏，不可能为宪政的实施提供支持与保护。

钱穆先生在评价民初的政党政治的时候说:“当时的政党，似乎误认为分党相争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分党相争的胜负，不能取决于民众，转而各自乞援于军人。一般党员，则凭藉党争的美名，来公开无忌惮的争权夺利。”^[25]揆诸史实，民初内阁党争激烈，各路议员心怀鬼胎，以至于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26]更不用说代表民众仗义执言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势力对政党政治采取能利用则利用，如不能利用则用武力镇压的态度，极力阻挠政党政治的运作。宋教仁甚至因为推动内阁政治甚力遭到了袁世凯的暗杀。到1914年1月，国会被强令解散，喧嚣一时的政党政治暂时告一段落。

民初的政党政治实践，实际上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倾向于西方式民主政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移植西方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的产物，是西方政党制度的翻版。但是这种移植没有充分考虑作为受体的中国和作为供体的西方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程度上差异和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制度环境等诸多方面的不同，而且这种移植本身也只是对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断章取义式的模仿，不是系统地将供方政治制度、文化、技术、意识、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移植过来^[27]，其结果只能是淮桔为枳的悲剧性结局。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认为议会政党在中国还缺少实践的土壤，这意味着他已经承认了政党政治尝试的失败。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孙中山明确指出，该党的性质是体制外的革命政党，而非体制内的议会政党。在党政关系上，他突出强调党的地位，提出“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完全负责”，“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非本党党员，一律不得享有公民资格，不得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8]此后孙中山著名的“建国三时期”学说，将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也应该与这段历史记忆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一学说的要义，在于提出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基本路径。1914年的中华革命党建立，已经是孙中山这种政治理想的发端。

民国头十年的政治经验表明，在当时军阀割据的情况下，西方式的宪政民主根本没有生存的可能。这一时期的政治尝试却为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发展摸索出了一个比较可行的政治选择，即以高度组织性的政党完成政治革命，而后再展开社会革命。国民党经过20年代初的改造以后，基本上完成了组织改造。但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资产阶级政党软弱性使然，在领导政治革命时并不坚定。这一时期成立的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组织结构也更加严密，更加强调纪律性，因此在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比国民党走得也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