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梅鼎祚收到的“《还魂》”

研究者还注意到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尺牍》卷十一之《答汤义仍》，其中提到了吕玉绳也曾将某种《牡丹亭》送抵梅氏：

仁兄未燥西河之泪，罢归南山之庐。……玉茗《紫钗》，欲序未遑，亦是荆璧，使刻诸楮叶，良工尚不无束手耳。吕玉绳近致《还魂》，丽事奇文，相望蔚起，当为兄牟数语，以报《章台》之役。

此函作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未燥西河之泪”指汤显祖长子汤士蘧病逝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七月，“罢归南山之庐”指汤显祖次年正月大计被正式罢职。那么，梅鼎祚收到的这一“《还魂》”，是汤显祖的原作，还是吕玉绳转达来的沈璟改本？

我们大抵可以肯定，这一“《还魂》”不应是沈璟的《同梦记》即“串本《牡丹亭》改本”，除了时间与《同梦记》写作年代难以相合以外，还可作如下推断：即便确如某些研究者所推测那样，吕玉绳把《同梦记》寄给汤显祖时并未说明谁是改编者，但是他对梅鼎祚却没有隐瞒改编者的必要。

梅鼎祚显然是第一次接触到《牡丹亭》，因此认定他所收到的“《还魂》”确是汤显祖的作品，还说要回报汤氏为其《章台》（即《玉合记》）作序（时在万历丙戌年，1586）的情谊，也准备“为兄牟数语”。但现存梅氏《鹿裘石室集》中，未见有他为《牡丹亭》所写题词，“为兄牟数语”云云竟然没有落实，以梅鼎祚与汤显祖交谊之深而言，这其中的缘故让人颇有些费解。梅鼎祚收到的由吕玉绳转来的“《还魂》”，既然不可能是沈璟所为，会不会正是吕玉绳自己的改写本？

有研究者认为，“合理的解释应当是梅鼎祚刚收到吕玉绳寄来的《还魂记》时，并未细察此乃吕氏所改者，也不知汤显祖会为此而不快；乃至后来弄清原委，当然也就不必再为这‘吕家改的’作题词了。”^[18]拙见则以为，虽然这一推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样需要作更多的周密论证，因为如此一来，或许将吕玉绳改易《牡丹亭》的时间过于提前了。汤显祖在《答凌初成》中谴责吕玉绳“割蕉加梅”，自谦对于声韵之学“少而习之，衰而未融”，这里据“衰”字，似可推测此信作于晚年^[19]。而万历二十九年（1601）汤显祖五十二岁，其诗文中依然洋溢着关切世道人生的热情，似乎不应当就有“衰”的感叹；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文人习见的曲笔，不足以为据。但凌濛初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底刚遭遇丧父之痛，次年十一月初八交接冯梦祯，万历癸卯年（1603）服阕，上书国子祭酒刘氏^[20]，这是凌氏交接士大夫阶层的一大因缘，而据汤显祖《答凌初成》语意来推究，这时凌濛初与汤显祖、吕玉绳之间似已相当熟知，所以将“大制五种”寄给汤显祖，时间或更在万历癸卯年（1603）之后。

也就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汤显祖致函新喻知县张师绎，有云：“谨以玉茗编《紫钗记》操缦以前，余若《牡丹魂》《南柯梦》，缮写而上。”这表明，此时《牡丹亭》很可能尚未正式刊刻，只能以抄录本形式转达友人。那么，梅鼎祚收到的《还魂》是否也有可能是汤显祖《牡丹亭》原作的某个“缮写”本？当时吕玉绳正在南京做官，梅鼎祚则闲居于宣城，他们都是汤显祖的好友，以抄录本形式在旧雨新知中流传《牡丹亭》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如果这一推测尚有成立的可能，那么，吕玉绳在稍后的岁月中率尔操笔，着手改写《牡丹亭》的举措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然，这也还需要更多材料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