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结
对于所谓“汤沈之争”，倘若力求辨明其中细节，特别是论断其与沈璟《同梦记》写作之间的因果关联，显然还需要作更多的材料挖掘和史事论证。一方面，论定吕（玉绳）改本的存在，当然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作支撑，但是，也没有可靠证据能够表明“吕家改的”《牡丹亭》就是沈璟迟迟不肯公之于世的《同梦记》。“吕改本即沈改本”一说的背后，隐藏着若干无法回避的疑点。拙见以为，根据现有文献材料，既然“其吕家改的”《牡丹亭》为汤显祖两次明言，既然后人“《同梦记》即‘吕家改的’《牡丹亭》”这一推断并不足以否认汤氏的“明言”，我们不妨暂且相信吕改本确曾存在过。
另一方面，对于整个“汤沈之争”问题的研究而言，特别是考察其与晚明戏曲理论建构、戏曲文学风貌、戏曲作家流派之间的关系，“吕家改的”《牡丹亭》是否果真存在，其实并非关键所在。需要正视并加以深刻阐释的是：不管汤显祖是否曾因沈璟“改易”《牡丹亭》而与沈氏发生过“冲突”，两位戏曲名家对于如何理解戏曲文学的本质规定性，无疑存在重大的分歧，并形成不同立论基点上“各自言说”式的对峙。晚明戏曲理论批评的若干命题，由此得以进一步展开和深化。
[1] 本书所引《曲品》，一般以吴书荫《曲品校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为据，必要处略作说明。
[2] 沈谱刊刻年代据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一卷之《沈璟年谱》，汤显祖《答孙俟居》作年据《晚明曲家年谱》第三卷之《汤显祖年谱》。
[3] 参看周育德《汤祖研究若干问题之我见》，见《明清戏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4] 参看徐朔方《关于汤显祖沈璟的关系的一些事实》，见《论汤显祖及其他》。
[5] 万历癸丑年（1613）又有过增订，参看吴书荫《曲品校注》。吴著以清乾隆年间杨志鸿钞本为底本，杨本所存吕天成《自叙》题署“万历癸丑（1613）清明日”，而他本都作“万历庚戌（1610）嘉平日”。吕天成《自叙》有云“今年春…遂趣生撰《曲律》”，核之以王骥德《曲律·自序》中“万历庚戌冬长至后四日”的题署，可知“今年春”当在万历庚戌年，而非癸丑年。
[6] 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第三十九下”有云：“顷南戏郁蓝生（吕天成）已作《曲品》，行之金陵。”这表明，《曲品》在《曲律》问世之前可能已有刊本。
[7] 通行本王骥德《曲律》“杂论”有小注曰“系纵笔漫书，初无伦次”，周育德《汤显祖研究若干问题之我见》视其为“自注”，“当时王骥德健康情况已经恶化，无力认真梳理这部分著述了”，因此终导致“张冠李戴”。拙见以为，这一解释虽有新意，但还要作更多论证。虽然《曲律》“杂论”部分有万历庚戌年（1610）以后陆续增订的内容，但并不排除此前已开始写作，本节条目排列看不出明显的时间特征，“系纵笔漫书”云云应出自刊印者，或《曲律跋》的作者毛以遂。
[8] 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纪》将“稿本”与“刻本”“录本”并立使用，有云：范文若两公子“出其尊人遗稿相示”，“其刻本为……，录本为……，稿本为……”；沈自晋所见“词隐未刻稿”，还有《四异记》《珠串记》。
[9] 吴梅先生曾有云：“沈宁庵改本《还魂》，止有唐氏世德堂刻本，吊割蕉加梅，为临川所诃，而律度固谐和也。潘生景郑藏有唐刻，因假归校之如右。此逭暑佳伴，吴中作冷淡生涯如我者，恐鲜矣。”沈璟改本的唐刻本未见有其他著录，且与沈自晋《南词新谱》“稿本”的记录相抵牾，姑存疑。参看王卫民编校《吴梅全集》理论卷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44—845页。另，《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著录有沈璟《新钗记》，有云“系《紫钗记》改本”，亦未见其他著录，存疑。
[10] 沈改本或又作《合梦记》，冯梦龙曾师事沈璟，又与沈自晋交好，可能获见，故其《风流梦小引》有云：“梅柳一段因缘，全在互梦，故沈伯英题曰《合梦》，而余则为《风流梦》云。”
[11] 参看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三卷之《汤显祖年谱》。
[12] 《吴江沈氏家谱·家传》，转引自赵景深、张增元编《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
[13] 周育德《汤显祖研究若干问题之我见》认为，既然直至清初《同梦记》尚未刊印，故可推断“汤显祖并未见到沈璟的改本”。拙见以为，这一结论有嫌仓促，因为不排除吕玉绳通过某种途径（例如，其子吕天成）得到沈氏改本，而后又以抄录本转寄汤显祖征询意见的可能。
[14] 相关研究可参看周育德《汤显祖论稿》，第304—306页。
[15] 陆萼庭《释“串”》，见《清代戏曲家丛考》，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16] 见《吴江沈氏家谱·宁庵公传》，转引自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一卷之《沈璟年谱》。
[17] 《答吕姜山》。徐朔方《汤显祖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据信中“弟虽郡住一岁，不再谒有司”，定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但后出《晚明曲家年谱》第三卷之《汤显祖年谱》未确定其作年，或是缘于断句的歧异（“弟虽郡住，一岁不再谒有司”）？不过，我们仍大致可推知这封信的年代：吕天成作于万历丁未年（1607）的《义侠记序》有云：“半野主人所梓行者，惟《论词六则》《唱曲当知》及宋人之《乐府指迷》。”那么，《唱曲当知》问世当在丁未年之前，也就是沈氏将《牡丹亭》改编为《同梦记》之前。
[18] 周育德《汤显祖研究若干问题之我见》。
[19] 衰年，或可理解为暮年。吕天成《曲品》著录张凤翼《平播记》云“伯起衰年倦笔墨”，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张伯起传奇》则云“暮年值播事奏功”，据《明史·李应祥传》平播州事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张凤翼时年七十余。
[20] 参看叶德均《凌濛初事迹系年》，见《戏曲小说丛考》（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