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身份：明清文献中的汤显祖形象

汤显祖是晚明思想文化界独具风韵的“这一个”，明末以来其身份的多样性便引起注意。从正史、方志、谱牒到杂说、传记、艺文，明清文人为我们描摹出一幅幅各具特点的汤显祖画像。它们或对立，或互补，或交叉，从不同侧面烘托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立体的个体形象，但也或多或少激发了我们对“历史真相”的疑虑。

先看官方的描述。明万历十九年（1591）闰三月彗星入娄，神宗皇帝先敕令群臣反省修德，后又下诏指责六科十三道言官说：“天垂星变，群奸不道。汝等职司言责，何无一喙之忠以免瘝旷之罪？”^[1]闰三月二十五日，时任南京礼部主事的汤显祖从邸报中看到上谕，随即上《论辅臣科臣疏》，矛头直指首辅申时行，并涉及对皇帝本人的批评，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愤怒。神宗谕示内阁说：“汤显祖以南都为散局，不遂己志，敢假借国事攻击元辅。本当重究，姑从轻处了。”^[2]汤氏随即被降徐闻县典史添注。我们注意到，《明史》主要是因为汤显祖这一举措而将他入传的，至于其文学活动，则甚为忽视。《明史》卷二百三十汤氏本传只有“少善属文，有时名”寥寥几字，而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传序》虽有云，“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肯定了他在反复古的文学革新思潮中的地位，但对其赋、曲、时文的写作未予关注，并不足以彰显汤氏之于晚明文学的独特意义。与此相映衬的是，汤氏交游中袁宏道、屠隆、李维桢、焦竑等人则被归入“文苑传”，这表明，正史编撰者显然更为推重汤显祖政治活动的影响，而没有将他视为一纯粹的“文学之士^[3]”。

但是，清初名位不显的文人曲家李渔的价值取向却恰恰相反，其《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有云：“汤若士，明之才人也。诗、文、尺牍俱有可观，而其脍炙人口者，不在尺牍、诗、文，而在《还魂》一剧，使若士不草《还魂》，则当日之若士已虽有而若无，况后代乎？是若士之传，《还魂》传之也。此人以填词而得名者也。”李渔这一论断有其私心，主要是为了抬升戏曲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品位，也表明他对汤氏其人其作缺乏完整把握。李渔并没有注意到汤显祖“常自恨不得馆阁典制著记，余皆小文，因自颓废”的遗憾，也不重视他改写《宋史》的举措，对于汤氏“仆非衰病，尚思立言”的理想^[4]，李渔显然没有任何思想情感上的认同。稍后于李渔的尤侗却有些不一样，他说：“明有两才子，杨用修、汤若士是也。二子之才既大，而人品亦不可及。…（义仍）在南礼曹抗疏论劾政府，以致罢官，其出处甚高，岂得以《四梦》掩其生平乎！”^[5]尤侗也是清初的著名戏曲作家，但他一生仕宦艰难，并不以曲体文学的写作为人生要义，“岂得以《四梦》掩其生平乎”云云，既反驳了李渔的论调，也是自我价值观念的一种投射。

汤显祖一度染有明中后期文人才士盛行的傲诞之风，又写了肯定自然情欲的《牡丹亭》传奇，去世不久随着“师讲性，某讲情”传闻的流播，一个礼教反叛者的形象便出现在文人笔下。晚明曲家朱京藩的《风流院》传奇在演绎“小青故事”时，即以柳梦梅、杜丽娘为风流院院仙，而以汤显祖为院主；这迅速招致了坚守传统士大夫立场的祁彪佳的不满，他在《远山堂曲品·逸品》中讥评说：“传得汤若士粗夯如许，大煞风景。”清人蒋士铨在乾隆年间再次选择汤显祖作为戏曲文学的主人公，作有《临川梦》传奇，此时他依然要感叹世人对汤氏“一身大节”的无知。于是，蒋士铨《临川梦自序》首先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将汤显祖论定为“忠孝完人”。蒋氏的戏曲观念中有重实录、黜虚构的倾向，《临川梦》敷演汤显祖生平大行时，更多地依据前人史传、相关文本和汤氏诗文；但另一方面，他对汤氏精神气质的把握其实也相当地主观化。如蒋士铨又撰《玉茗先生传》^[6]，既强调汤显祖“平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追求，又将“四梦”传奇的主旨解说为“洗荡情尘，销归乌有，作达观空”，这一见解显然掺糅了陈继儒《牡丹亭记题词》、钱谦益《列朝诗集》汤氏小传的看法，同时也折射出蒋氏自身坎坷的仕宦生涯和由入世趋于遁脱的思想转变。

蒋士铨突出了汤显祖政治伦理性的历史角色，但事实上，据汤显祖暮年所作《负负吟》诗序，他一生都踯躅于思想探险与文艺创作之间，“道学”与文学都是汤氏不能忘情的人生追求。汤显祖最高的写作理想，是寄寓人生“不朽”这一价值关怀的“立言”，但汤氏的“古人文字”却以序、记、说、铭等应酬文字为主，关涉“三教原委”的并不多见，因此对于这些“古人文字”能否“不朽”（《答张梦泽》），汤显祖其实相当怀疑。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大力张扬戏曲艺术以“情”为本的特征，认为它体现了与天地万物、宇宙人生相通的生生不已的“大道”，但同时，汤显祖又和晚明许多文人曲家一样卑视戏曲，以其为笔墨游戏，甚至说：“词家四种，里巷儿童之技。”（《答李乃始》）晚明清初的传奇戏曲已经成为体现这一时期精神文化走向的“一代之文学”，但汤氏“四梦”的成就是不可能得到正史认可的，《明史·艺文志》只有“玉茗堂文集十五卷，诗十六卷”的著录，这多少反映了传统文学观念转型的艰难。虽然汤显祖自信其“韵语”必将长存下去，但有一点是他无法料想到的：“四梦”中某些以宾白形式出现的词作，被后人辑录出来编纂成《玉茗堂词》。这位并不擅长以长短句来抒发个人日常情性、人生大志的“词家”，及其所谓“玉茗堂词”，竟然成为清代词学“复兴”背景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7]。“道学”与文学的不能两全，反映了汤显祖在理性与感性、伦理与情感之间的彷徨，这也是那个时代许多文人共有的精神特质，而“立言”理想与实际文学活动之间的距离，则更加凸显出汤显祖文化身份的多重性。我们在汤氏著述中，既可以体味到感性的纷发与理性的深邃，也能感受到他对个体生命意义的焦虑、对社会世俗伦理的重视，这些是支撑起汤显祖戏曲长远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的基石。

汤显祖仕途蹇涩，思想动态复杂多变，今人往往强调他“重情”乃至“以情反理”的倾向。事实上，汤氏一生推重“礼义”，他写的几篇探讨儒家“性命之说”的论说文，甚至得到高攀龙这样的理学名流的褒扬。虽然黄宗羲《明儒学案》并没有为汤显祖留下一席之地，但在清代的地域儒学传统中汤显祖却占有重要位置——直至清代后期，广东徐闻县士人依然将汤显祖与宋代名儒周、张、程、朱等人相提并论，以至享受追荐同祀的殊荣。清道光十三年（1833）徐闻县重修贵生书院，将《院规条》勒石，第十二款有云：“书院设斋夫二名，每月朔望伺候四夫子、汤先生香烛。”^[8]咸丰三年（1853）贵生书院立《五夫子宾兴条例芳名碑》，又云：“自明汤义仍先生来徐，创建书院，而徐盖知向学。当时，沐其教者掇巍科登仕，后光辉映，文风称极。或为岁久荒废。道光辛巳，邑侯赵公商同绅士卜地重建，仍其名曰贵生书院。中祀宋五夫子暨汤义仍先生牌位，□□尊宗师教，追极本始也。”^[9]如此殊荣，在古代戏曲作家中可谓独一无二。汤显祖好友刘应秋在《徐闻县贵生书院记》中这样描述汤氏的贬居生活：“乃又知义仍所繇重海内，不独以才，于是学宫诸弟子争先北面承学焉。义仍为之抉理谭修，开发款启，日津津不厌。诸弟子执经问难靡虚日，户履常满，至廨舍隘不能容”^[10]。远离两京、吴越等文华昌盛之地的汤显祖，在徐闻时俨然一“经师”形象。

汤显祖遗存的文字从数量讲，在晚明时期并不特异突出，但明清文人所给予的关注却是多种多样的。有限的文本和多视角的阐说，为后人提供了有关汤显祖的多重历史身份和文化形象，有些接近于今人的认识，有些则有相当大的偏差。这与其归因于“阐释”的主观性，不如说，是缘于对象本身所蕴涵着的复杂性。我们今天试图穿越有限的文本进入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时，既要遵循“知人论世”的路径，同时，这也是一个重新建构逻辑和发掘意义的过程。一方面，古人所生活的时代、个人的经历，赋予其人其作以特殊而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脱离这一语境必然缺乏“了解之同情”；而另一方面，我们既不可能寻找到每一对象“之所以如此”的所有因素，也很难在每一因素与研究对象之间确定必然的因果关联。因此，所谓“重构逻辑”和“挖掘意义”，一般而言，总是有所选择或有所偏重的，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研究者自身的“问题意识”。本书将“问题意识”聚焦于晚明戏曲雅俗嬗变过程中，个体与群体、观念与创作、文本与舞台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关注曲体文学的形式规律及其历史意义，以期能藉此重新评估一些“汤学”史上有广泛影响的论断或思路。因此，本书所提供的汤显祖形象或身份，也只能说是笔者在试图接近“历史真相”，它同样期待着更多的对话和反思。

[1]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二三四。

[2]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二三六。

[3] 清初万斯同所著《明史》卷三百二十六汤显祖本传有云：“少以文章自命，其论古文，则谓本朝以宋濂为宗，李梦阳、王世贞辈，虽气力强弱不同，等膺文耳。识者韪之。”但清修《明史》最后刊修颁行时，则删除了这些描述，或可见出时世移易与汤显祖历史形象之间的微妙关系。按：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见第26至27页，中华书局2004年6月版）指出：“万斯同先后实际参与了《明史》徐稿（已佚）、《明史》熊稿（或即北图藏所谓《明史》万稿）、王鸿绪《明史·列传》稿的刊修工作。而这三个前后相续的本子正是后来《明史》修纂成书的基础。”

[4] 汤显祖《答张梦泽》。本书所引汤显祖著述除另有说明者，均以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为据，不另注。

[5] 见《西堂全集·艮斋杂说》卷三。

[6] 见《临川梦》卷首。

[7] 参看拙文《汤显祖与明清词坛》，《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8] 转引自周育德《汤显祖论稿》，第29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9] 周育德《汤显祖论稿》，第299页。

[10] 刘应秋《徐闻县贵生书院记》，《刘大司成文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