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风俗
1. 登高
重九登高之俗始于西汉。《西京杂记》云:“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将重九和重三相对,并指出了登高祛邪免祸的用意。魏晋南北朝时代,重九登高之俗已经完备,有关登高之俗起源的传说故事也开始流行。吴均《续齐谐记》中就记载了重阳登高的传说。此时的登高,已经增加了游乐内容,或者说以游乐为主要内容了。《荆楚岁时记》云:“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炊宴”,“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世以来未改。今北人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设宴万台榭”。《晋书·孟君传》记载,晋人参军孟嘉在重阳节和友人登临湖北江陵县龙山,观赏秋色,开怀畅饮,连风把帽子吹掉了也不知道,因此人们便将此处称为“落帽台”,成为历代重阳登高胜地。《南齐书·礼志》记载,宋武帝在鼓城时,九日,上项羽戏马台登高。“九日台”也是重阳登高胜地,《南齐书》记载,齐武帝萧衍在永明五年(487)重阳登上孙陵岗,并在此大宴群臣,因此后人称此处为“九日台”。清代《燕京岁时记》载此俗:“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士提壶携溘,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匐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刹等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
2. 插戴茱萸
登高会也叫“茱萸会”,因为登高时有插茱萸、佩茱萸囊之俗,故称。其缘起仍与桓景避灾的故事有关。后世对其作用的解释则是避恶气、御初寒:“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以此日茱萸气烈成熟,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西京杂记》曾记汉高祖宠妃戚夫人侍儿贾佩兰“佩茱萸”之举。至唐宋,这种习俗更加盛行,唐代沈佺期《九日临渭亭侍宴应制得长字》诗云:“魏文颂菊蕊,汉武赐萸囊。……年年重九庆,日月奉天长。”张说《湘州九日城北亭子》诗云:“西楚茱萸节,南淮戏马台。”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也说道:“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北宋时,京师(今河南开封)妇女则剪彩缯为茱萸,以相馈赠。
3. 赏菊、饮菊花酒
赏菊、饮菊花酒,这也是重阳节的主要习俗。据《西京杂记》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菊花种类很多,可供食用的甘菊或白花菊,用来酿酒,清新可口。菊花酒能治头风明目,平肝清热,去瘘痹。古时人们认为久服能延年益寿,是我国古代民间最实用的著名药酒。《太清诸草木方》记载:“九月九日采菊花与茯苓、松柏脂,丸服之,令人不老。”曹丕曾作书赞菊花可以“辅体延年”。唐李欣《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诗云:“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菊花辟恶酒,汤饼茱萸香。”
重阳佳节,赏菊饮酒,吟诗作赋,别有一番情趣。曹操写给钟繇的书信里说:“九月九日,草木遍枯,而菊芬然独秀,今奉一束。”可见三国时代,已有重阳节赠菊的习俗。谈到赏菊,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的隐居生活的诗意写照。周密《乾淳岁时记》云:“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端殿分列万菊,灿然炫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这就为清代的所谓“九花山子”打下了基础。九花山子是各色菊花数百盆堆成的,并结缀出吉祥的字样来。《燕京岁时记·九花山子》记云:“九花者,菊花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次广厦中,前轩后轾,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
旧日,每逢重阳有插菊的习俗。这种习俗起初或有辟恶的意思,后来则纯粹是为了装饰。唐《辇下岁时记》载:“长安宫掖在九月九日争插菊花。”这种情形在民间也很普遍,杜牧就在《九日齐山登高》诗里说:“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周密《武林旧事》云:“都人是日饮新酒,泛萸簪菊。”元人卢挚《沉醉东风·闲居》“白发上黄花乱插”,也说明簪菊之风的流传。
4. 重阳糕
重九的又一节物是重阳糕。重阳糕的原型是汉代的“蓬饵”。《西京杂记》云:“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为扶风八段儒妻,二说在宫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唐、宋时称重阳糕。《嘉话录》曾记唐人袁师德因避其父袁高之讳不食重阳糕之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述九月九日,“此日都人店肆,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饤,插小彩旗,名曰‘重阳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详尽地描述了当时的重阳糕。明、清时,也叫“花糕”,因其上缀饰栗子、枣子,斑斓如花,故称。《帝京景物略》云:“九月九日……麦饼种枣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燕京岁时记》谓有两种:其一以糖面为之,中夹细果,两层三层不同,乃花糕之美者;其二蒸饼之上星星然缀以枣栗,乃糕之次者也。每届重阳,市肆间预为制造以供应。
其实,菊花糕也是重阳糕的一种。以菊花入饮食是我国古老的风俗。早在先秦,屈原诗中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句子,至于屈原如何“餐菊”,尚不得而知。宋代有印以菊花的“菊花糕”。《乾淳岁时记》云:“都人是日饮新酒,泛萸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以糖肉秫面杂物为之。”这大概是“餐菊”的一种办法。
5. 骑射、围猎
重阳节还有骑射活动。南北朝时,皇帝规定:每年的重阳,人们必须练习骑马射箭。这是与北地游牧民族关系密切的一种重阳习俗。南北朝时期,北地民族发展迅速,内地重阳节俗影响了他们,而他们也在重阳节俗中融进了骑射、围猎的活动。这种习俗也影响到内地,唐、宋宫廷皇室多有此举。辽金两个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自然少不了此俗。《辽史·礼志》云:“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赐蕃汉臣僚饮菊花酒……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侩禳。”清代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三十七》也记此俗:“九月九日打围斗射虎,少者为负,输重九一筵席。射罢,于地高处卓帐,饮菊花酒,出兔肝生切,以鹿舌酱拌食之。”
《南齐书·礼志》:“九月九日马射。秋金之节,讲武习射,像汉立秋之礼。”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也酷爱骑射,他的《五言同管记陆瑜九日观马射诗》写道:“且观千里汗,仍瞻百步杨。非为从逸赏,方追塞外羌。”不过,“塞外羌”还没出现,他就先被隋给灭了。到了唐代,骑射之风仍然兴盛。《唐会要》卷二六记载:“贞观十六年九月九日,赐文武五品以上射于玄武门。”侯白《启颜录》还记载了唐代重阳赐射时的趣事:“唐,宋国公萧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赐射,瑀箭俱不着垛,一无所获。欧阳询咏之曰:‘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着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这首诗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不过,从此萧瑀和欧阳询之间便有了嫌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