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6年之后：征服者与殉道者
在克努特在阿桑顿战役中获胜50年后，几乎就是在那天，英格兰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二次被征服。从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开始的诺曼征服对英格兰的社会、治理、语言和文化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并取得了克努特征服永远无法企及的标志性地位：“1066年”这个单一时间仍然经常被用作分界线，标志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结束和开始，而“1016年”则很少被用到。在1066年之后的几十年里，诺曼人与丹麦征服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那么明显，当然，他们的相对影响也还未被发觉。11世纪末出现了一些关于克努特征服有思想性和影响力的故事，这些故事将克努特的征服与丹麦早期的入侵联系在一起，但它们显然是在最近征服的背景下来解读这些事件的。这些文本与它们所描述的事件相隔半个多世纪，但它们对丹麦人的看法受到了当代人对外国入侵、压迫性统治以及文化变革的迫切关注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一个传说第一次被记载下来，它将9世纪丹麦对英格兰的入侵与11世纪的征服以一种特别戏剧性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八字胡”斯韦恩被东盎格利亚的圣埃德蒙幽灵杀死。圣埃德蒙从坟墓之外出现在丹麦国王面前，用长矛刺死了他。斯韦恩于1014年2月3日突然去世，彼时距离他当上英格兰国王不到三个月，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命运逆转。他的死因不详，并且当代的资料也没有对此进行推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埃玛皇后颂》中的斯韦恩在临死前最后一次对他的儿子进行了一番堪称典范的基督教训话，然后平静地死去。然而，在11世纪末，一些作家对这一令英格兰人震惊且几乎是奇迹般的转折给出了一个超自然的解释。斯韦恩被圣埃德蒙杀死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埃德蒙奇迹的记述中，由僧侣兼副主教赫尔曼（Herman）于11世纪90年代在伯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创作。赫尔曼的作品延续了阿博《埃德蒙国王的豪情》中圣埃德蒙的故事，追溯了这位圣徒死后从10世纪至1096年对英格兰政治的干预。
图15：“八字胡”斯韦恩入侵英格兰（英国图书馆，Harley MS.2278, f.98v）
在赫尔曼讲述的奇迹中，有一个奇迹描述了圣埃德蒙为了保护他的人民免受丹麦国王不公正的征税要求而出现在斯韦恩面前，并突然将其杀死。这个故事会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故事，它塑造了伍斯特的约翰（John of Worcester）及其他12世纪历史学家对斯韦恩与克努特的看法。赫尔曼把它比作叛教者尤里安死在圣马库里厄斯的手中，他似乎是根据埃尔弗里克在《圣巴西尔传》中的故事来组织他自己叙述中的一些内容。这个故事让赫尔曼将埃德蒙描述为当今和过去不公正统治的强大敌人，同时他也是英格兰（尤其是东盎格利亚）——他生死相依的王国杰出的圣徒保护人。这种不公正的统治并不认为是维京人的突袭，而是压迫性的征税：对赫尔曼来说，斯韦恩真正的罪行是“他强行征收普遍的贡金，这种不幸仍在英格兰制造出许多痛苦，如果不是因为国王们强加的贡金，英格兰将是无比幸福、繁荣与甜蜜的国度。”是收税官而非暴力的维京人围攻了埃德蒙的城市并促使这位圣徒采取行动。显然，与其说这与丹麦人有关，不如说与当代反抗压迫的统治有关；与其说丹麦人是刻板印象中基督教的异教反对者，不如说丹麦人在这里被视为普遍不公正的统治者。这似乎使他们几乎可以与类似的诺曼压迫者互换：一个时间上稍晚的故事来自附近的伊利，可能是受到斯韦恩和圣埃德蒙事件的影响，这个故事利用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想法——圣徒的鬼魂出现了，威胁这个正在攻击他们修道院的敌人，并用长矛刺死了他。但在这个故事中，斯韦恩被替换成了一名诺曼收税官。这个传说背后的推动力是显而易见的：埃德蒙不仅保卫了他的人民，而且为自己的死报了仇。这表明人们希望将丹麦入侵的早期历史与后来的征服浪潮联系起来，并将埃德蒙定位为圣徒，他是东盎格利亚抵御各种外来压迫的利益捍卫者。
图16：圣埃德蒙刺杀“八字胡”斯韦恩（英国图书馆，Harley MS.2278, f.103v）
然而，斯韦恩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圣埃德蒙挑战和惩罚的丹麦人，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赫尔曼的《奇迹》（Miracula）中还包含了其他几个情节，在这些情节中，丹麦人被视为埃德蒙及其崇拜者的外国敌人。这些奇迹故事将丹麦人描述为怀疑论者，他们傲慢地否定埃德蒙的神圣，却被圣徒奇迹般的力量弄得惊慌失措。在其中一个故事中，一个丹麦贵族大着胆子在圣徒盖着布的轿子下面偷看，他立刻双目失明。他因此忏悔，并把他的金臂镯献给了埃德蒙。在另一个故事中，在“忏悔者爱德华”的时代背景下，丹麦人奥斯戈德·克拉帕因携带武器醉酒进入埃德蒙的教堂而受到疯狂的惩罚。赫尔曼描绘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奥斯戈德的肖像：奥斯戈德大摇大摆地在教堂里穿行，他身着“兽皮”，戴着金臂镯，肩上挂着斧头（一种丹麦风格）。在之前的故事中出现过的金臂镯再次出现，这表明它们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差异的标志，而斧头和动物皮似乎是为了暗示一种野蛮的暴力。赫尔曼对奥斯戈德的描述强调了这个人的丹麦身份，并为其打上了明显负面的标签。赫尔曼一贯将丹麦人描述成傲慢自大的样子，并一再表现圣埃德蒙对挫败其自满的谦卑。
图17：丹麦人奥斯戈德在圣埃德蒙的墓前受惩 （英国图书馆，Harley MS.2278, f.103v）
然而，在这一背景下，他为埃德蒙的皈依力量树立了一个榜样：丹麦征服者克努特，他很快就皈依对圣徒的崇拜。有证据表明，克努特特别热衷于赞助圣埃德蒙的信徒，并且他可能将这与他自己的征服联系在了一起——他支持在伯里圣埃德蒙兹建造一座新教堂，该教堂于10月18日阿桑顿战役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了祝圣礼。赫尔曼全面赞扬了克努特对修建埃德蒙圣祠的慷慨，强调了他与斯韦恩的不同之处。为了强调这一点，他两次使用了狼这一醒目的形象。他说，克努特没有效仿他父亲的恶行，这正应了一句谚语——“狼并没有它被认为的那么大”，其中还包括了一首短诗：
他曾经把索尔变成了大狼保罗，现在又把一个野人变成了最具基督教品行的国王。
狼违背本性的形象在圣埃德蒙的圣徒传记中很突出：阿博的《埃德蒙国王的豪情》中有一段著名的故事，讲述了一只狼是如何保护被丹麦人藏起来的埃德蒙的头颅的，这只狼让埃德蒙的追随者发现了它并重新与他的身体结合在一起。尽管这种方式不是很讨人喜欢，但是通过这样的语言，克努特被吸收到埃德蒙崇拜的中心意象中：像狼一样无法无天的野蛮国王皈依对圣徒的崇拜，丹麦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被接受。
图18：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教堂的废墟，圣埃德蒙的神龛矗立在高高的祭坛后面
将赫尔曼的叙述与坎特伯雷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同一时期的一部圣徒传记文本进行比较是有益的，后者同样从11世纪晚期的角度探讨了丹麦人的征服，但它对丹麦人的态度不同，它对他们更具有同情心。它使丹麦征服者，特别是克努特，有了更大的代理权，尽管它也表现了丹麦人皈依英格兰圣徒的崇敬，但它是通过救赎而非蔑视斯堪的纳维亚人特殊的身份标志来做到这一点的。对基督教堂来说，这段英格兰历史意义重大，因为这个辖区的两位最高圣徒都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们都与丹麦征服的众多事件有直接关系：圣阿尔夫海（St Ælfheah）于1012年被丹麦陆上作战部队杀害，他在前一年坎特伯雷围攻维京人的过程中被俘虏，而圣邓斯坦则被认为于988年预言了在他去世后数十年发生的维京人袭击。1080—1093年，关于这两位圣徒的叙述都是由基督教堂歌咏班的领唱人奥斯本（Osbern）撰写的。奥斯本从小就是基督教堂辖区的成员，有人认为，根据他的名字，他可能是丹麦人的后裔。奥斯本对征服前基督教堂的圣徒们有着一种长期的依恋之情，他的作品试图为盎格鲁-诺曼坎特伯雷可能持怀疑态度的新读者解释两位圣徒的一生。他关于邓斯坦的作品一直是几百年来关于这位圣徒最受欢迎的圣徒传记文本，同时他推广了对英格兰11世纪经历的两次征服最经久不衰的解释之一。奥斯本说，978年，当邓斯坦为埃塞尔雷德国王行祝圣礼时，他曾预言，由于埃塞尔雷德是通过谋杀同父异母的哥哥而掌权，他将受到战争和入侵的惩罚，“直到你的王国被一个你统治的人民不了解其风俗和语言的外国政权所统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邓斯坦早在11世纪就已经与维京人入侵的先见联系在了一起；奥斯本对邓斯坦预言更具夸张的表述变得十分流行，以至于在中世纪晚期，它成为对埃塞尔雷德的一种解读。这句话被刻在了老圣保罗教堂（Old St Paul's）国王的墓上，这是他的墓志铭，也是他在位时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将丹麦人作为神圣惩罚的工具这一想法很普遍，但是在其他地方，奥斯本探索了关于丹麦入侵可能的不同解释，并讲述了丹麦人是如何通过对英格兰圣徒的崇敬归附与融入英格兰的。在1080—1089年间创作的阿尔夫海《传记》（Vita）与《移葬》（Translatio）中，他描述了阿尔夫海死于丹麦人之手，10年后，在克努特的积极参与下，他的尸体回到了坎特伯雷。奥斯本在解释令阿尔夫海殉道的事件时，将丹麦首领斯韦恩与托鲁克尔形容为邪恶好斗的异教海盗，而把英格兰人描述成因为过于弱小而无法抵抗的人：“这片土地任凭掠夺者的愤怒摆布（……），对于英格兰国王埃塞尔雷德来说，他弱得像未经征战一样，他的行为更像是一个僧侣而非军人。”接下来是他对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的叙述，11世纪末，它成为一种惯例，但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在起作用。正如奥斯本所说，丹麦人攻击坎特伯雷是因为他们专门把大主教作为攻击目标，而阿尔夫海一直努力使许多普通的丹麦士兵皈依基督教，这让丹麦人感到愤怒。有人认为，他们是故意寻找阿尔夫海，而不是不加区分地突袭，丹麦军队中士兵的军衔和档案已经与他们的首领区分开来，前者被视为可能的皈依和救赎对象。
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埃德里克·斯特里奥纳的背叛，他煽动丹麦人进攻坎特伯雷。奥斯本在一处细节中（在其他资料中未找到）声称，埃德里克之所以与丹麦人合作，是因为他想为自己的兄弟（奥斯本没有给出姓名）报仇，这个人虚伪自大，在一次与坎特伯雷的一些贵族的争执中丧生，然而埃塞尔雷德拒绝惩罚当事人。在这之后，埃德里克去找丹麦人为他的兄弟报仇。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围绕11世纪丹麦入侵及之后发展起来的叙述传统经常为入侵的决定寻找一个个人动机，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为兄弟姐妹的死报仇。在许多其他文献中也有关于丹麦入侵类似的解释，其中包括《埃玛皇后颂》。在这本书中，据说托鲁克尔在英格兰的突袭是为了给在英格兰被杀的弟弟报仇。赫尔曼《奇迹》的修订版于1100年左右在伯里圣埃德蒙兹完成，书中增加了一个赫尔曼的文本中没有的细节。书中称，托鲁克尔来到东盎格利亚是为了给他的两个妹妹报仇，她们在塞特福德圣布莱斯节大屠杀当天被杀害。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更多来自12世纪及之后的例子。奥斯本关于埃德里克兄弟的故事就是一个试图从个人恩怨的角度来解释丹麦入侵的早期例子，它为那些看似随意性的进攻提供了具体的动机，以便给出一个叙述（有时是道德）的正当理由。
奥斯本介绍了埃德里克试图招募丹麦人加入他的事业，作为一项正式的盟约和一次有计划的入侵。埃德里克告诉丹麦人英格兰人的软弱和懦弱，他们就一旦征服这个国家如何瓜分它达成一致。这项盟约的结果是围攻并摧毁了坎特伯雷，同时俘获了大主教。在奥斯本看来，这些事件不仅是坎特伯雷这个城市的灾难，而且是整个英格兰的灾难；他描述了熊熊燃烧的城市与阿尔夫海的被俘，之后他说道：“每个单独的事件都会对王国造成足够的灾难——无论是对牧师的伤害，还是对这个城市致命的破坏。这样一来，英格兰无论被剥夺了哪一种荣耀，都将永远无法恢复从前的地位。”这场围攻与阿尔夫海的死共同构成了坎特伯雷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也是英格兰作为一个国家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此时，他无疑将诺曼征服与丹麦入侵铭记在心里。
在这之后，阿尔夫海被丹麦舰队俘虏，在他被俘虏的几个月里，丹麦军队中的皈依者不断增加，他也一直在传教与施洗，直到只有军队的领袖们在抵抗他的影响力。奥斯本始终将丹麦军与其领袖（在第一次提到斯韦恩和托鲁克尔之后，奥斯本没有再提及这些领袖的姓名）区分开来，同时奥斯本指出，一些丹麦人追随并一直保护阿尔夫海。正是由于阿尔夫海坚持使丹麦人皈依，同时他拒绝（或无力）支付赎金，这才导致军队的领袖决定杀了他，因为他们担心阿尔夫海正在把他们的自己人变成敌人。他成功地改变了丹麦军人的信仰，这导致他最后的死，但同时也为他最后的胜利埋下了种子——他被宣判死刑时，阿尔夫海说出了一个预言。他告诉丹麦人，如果他们不皈依基督教，他们就不会在英格兰“扎根”。这与圣邓斯坦对阿尔弗雷德的预言不同，这一预言与其说是一个威胁，不如说是一个承诺——它表明，如果他们真的皈依基督教，他们就可以在这里扎根，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阿尔夫海死后，他的预言就成真了。阿尔夫海的丹麦皈依信徒是第一个宣布他为圣徒和殉道者的人，他临终前的预言隐喻随着他死后的第一个奇迹而复活。少数持怀疑态度的丹麦人提出要检验他的神圣：如果一只浸在阿尔夫海鲜血中的木桨会发芽，他们就会同意阿尔夫海是一位圣徒，并且允许他的信徒埋葬他的尸体。结果，木桨奇迹般地开出了花；丹麦人的桨已经在英格兰大地生根，正是这种俘虏阿尔夫海的力量——维京人的海权，成为展示他的神圣的方式。这是一个活灵活现的比喻，随着叙述的展开，对于那些已经皈依的丹麦人来说，他们将在圣阿尔夫海的指导下征服并统治英格兰。在丹麦人和英格兰人的簇拥下，阿尔夫海的遗体被运往伦敦安葬。
图19：坎特伯雷大教堂12世纪的一扇窗户，展现了维京人围攻坎特伯雷以及阿尔夫海被丹麦人俘虏并杀害的情景
奥斯本将大主教描述成这样一个人物：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可以在他周围团结在一起。奥斯本在《传记》中塑造了中心人物克努特作为阿尔夫海皈依力量的最高典范，而这一主题在《传记》之后关于阿尔夫海更完整的移葬叙述中更为突出。将阿尔夫海从他的第一个安葬地圣保罗迁到坎特伯雷，这似乎是克努特为了弥补他征服带来的伤害而做的一件事，其中还包括一个精心设计的仪式，克努特、埃玛和他们的小儿子哈撒克努特见证了这一过程。这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举动，原因有很多：这不仅是对广受关注的丹麦征服杀戮的一种弥补，也是消除伦敦可能存在的反丹麦情绪焦点、赢得坎特伯雷支持的一个机会。移葬发生在1023年6月8日，793年的同一天，维京人第一次对林迪斯法恩进行突袭。这可能是一个巧合，尽管这一天对于丹麦人向英格兰人赎罪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日期。《传记》的语气痛苦紧张，而《移葬》的语气欢快喧闹，它详细地强调了国王亲自参与搬运圣骨这一行为。奥斯本将移葬视为一种抚慰，这一行动由克努特来完成，在此之前他目睹了托鲁克尔和其他丹麦杀死阿尔夫海的凶手所受到的惩罚：凭借上帝和圣阿尔夫海的力量，丹麦人的船在海上失事，许多人被淹死，托鲁克尔在回到丹麦后被他的同胞杀害。克努特决定移葬阿尔夫海同时表示对他的敬意是为了避免受到神的惩罚，但他这样做据说也是被阿尔夫海临终的预言所唤醒。正是他对阿尔夫海的尊崇使他赢得了对英格兰的控制权：阿尔夫海警告过丹麦人，除非皈依，否则他们将永远不会在英格兰扎根。当克努特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同意将这位圣徒的遗体送回坎特伯雷。“会议过后，神灵得到抚慰的迹象也随之而来。几天后，克努特实现了和平，和平之后，他得到了半个王国，后来又得到了整个王国。”
当然，奥斯本知道，克努特统治下的丹麦人确实在英格兰“扎根”了，所以这个预言有助于解释这一事实是如何被允许的，以及如何将这些事件不解释为对英格兰人的惩罚（就像邓斯坦对埃塞尔雷德的预言那样），而解释为关于圣阿尔夫海顺从与皈依力量的一个更积极的例子。移葬体现了克努特自己的决定和安排，由大主教埃塞尔诺思和两名坎特伯雷僧侣协作执行，奥斯本称他们为这些事件的线人。当克努特、埃塞尔诺思和僧侣们打开阿尔夫海在圣保罗的坟墓时，克努特对着圣徒的遗体讲话，他请求阿尔夫海宽恕对他造成的伤害，并恳求阿尔夫海不要因为他“亲属”的罪行而责怪他。无论这段话的用意仅仅是为了提到斯韦恩，还是为了让克努特与他更遥远的维京祖先联系在一起，这都让人联想到克努特的丹麦血统以及他作为一个忏悔的基督教国王的新身份。
国王和大主教将遗体从其安息地移到了克努特的船上，据说这艘船是“一艘带有金龙头的皇家长船”。国王亲自掌舵，驾船穿过泰晤士河，驶向萨瑟克，埃塞尔诺思在那里将遗体送到坎特伯雷。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阿尔夫海的遗体是乘船从伦敦运走的，但龙船是奥斯本的补充，这似乎也是他从克努特的丹麦身份中得到的启发：就像桨发生的奇迹一样，维京人的海军力量被转化为为英格兰殉道者服务的荣耀。奥斯本指出，这次迁移得到了克努特自己士兵的帮助，“这些士兵在丹麦语中被称为‘国王侍卫（housecarls）'”。这个古诺尔斯语词突出了国王侍卫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身份、他们的语言及文化特征。但在这里，他们是为阿尔夫海服务的盟友，与坎特伯雷的僧侣们一起对抗伦敦人民。
图20：坎特伯雷大教堂一座墓碑上展示了圣阿尔夫海的当代形象
奥斯本将克努特描绘成一个急切的皈依者，一个对阿尔夫海有着强烈崇拜的丹麦国王。作为对他侍奉的交换，阿尔夫海赫授予他新近统一的英格兰王国的统治权，丹麦人和英格兰人在这里共同纪念这位殉道的大主教。奥斯本两部关于阿尔夫海的作品呈现了一种叙述，在这种叙述中，通过对英格兰圣徒共同的崇敬之情，征服的暴力很快被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统一取代。克努特在这里成了一个模范人物，随时准备接受英格兰教士的指导，并为他丹麦祖先的行为赎罪，这一点甚至胜过克努特在赫尔曼的《奇迹》中的形象。这种叙述想象了破坏性征服后的和解过程，它提出，即使是暴力入侵也可能带来正义的统治，新近扎根于异国的统治者如果与他们所征服的人民保持一致，可能会发展壮大。关于丹麦征服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探索文化互动与同化问题的机会，这对于诺曼征服后的坎特伯雷一定特别有帮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应当将奥斯本对丹麦统治的叙述解读为，在这一时期，英格兰人的身份认同以及与过去的连续性受到了严重挑战，两者几乎被征服，但又表现出了顽强的恢复力，能够成功地吸收新的统治阶级并且与之合作。
这些关于圣徒和维京人的叙述是关于丹麦入侵的更多叙述材料的一部分，后者在11世纪末发展并广为流传。赫尔曼关于斯韦恩之死的故事可能已经流传开来，因为奥斯本也知道，斯韦恩是“被全能的上帝以可怕的方式杀死了”，尽管他没有提到埃德蒙的作用。赫尔曼《奇迹》的修订版也是在大约1100年在伯里圣埃德蒙兹创作的，书中同样增加了许多像传奇中出现的具体细节，包括托鲁克尔为他的妹妹报仇的细节，以及圣埃德蒙对斯韦恩的谈话，它听起来很像伯特诺斯对马尔登的维京人的威胁，蔑视地向丹麦人献上武器，代替他们要的钱。奥斯本让圣阿尔夫海以用类似的谜语替代丹麦人的进贡要求。他说，他将把“神圣智慧的黄金”摆在他们面前，而不是金钱。
1013—1016年的丹麦征服产生了许多关于维京入侵的新圣徒和殉道者，但人们还诉说着其他类型的故事。在奥斯本完成了他关于阿尔夫海的作品后不久，比他年岁稍小的同代人——位于坎特伯雷的爱德玛（Eadmer），写成了第一部关于圣奥达的独立叙述。圣奥达，这位维京人的儿子，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这部书可能写于1100年前不久，是爱德玛最早的历史著作之一。它借鉴了伯赫费思的《圣奥斯瓦尔德传》以及奥斯本关于邓斯坦的作品。为了恢复奥达在坎特伯雷（他的埋葬地）的崇拜，爱德玛回到了这位圣徒身上，他的丹麦祖先在一个世纪前就给出了一个关于外族入侵后融合与皈依的故事。像伯赫费思一样，他也请人们注意奥达的丹麦血统，以此作为他异教徒出身的证据：
奥达，尊敬的基督忏悔者，高贵的异教徒后裔。他像荆棘中盛开的玫瑰，或者换个说法，像毫无价值的花瓶中散发出的无价香气。因为据说他的血统来自一群不敬神的贵族，很早以前，他们就在最邪恶的劫掠者——伊瓦尔的陪同下，被一支海军力量带到了英格兰王国。
这里的维京人当然是邪恶的，但奥达的故事继续讲述了他们是如何被吸收到英格兰的。后来，爱德玛在他的资料中增加了由奥达为埃塞尔斯坦国王展示的一个特别恰当且颇具戏剧性的奇迹叙述。他讲述了奥达是如何陪同埃塞尔斯坦参加布鲁南伯尔战役的，那是一场与“一支庞大的异教徒大军”展开的战斗。埃塞尔斯坦的剑在战役的关键时刻被折断，国王不知所措，他在敌人面前失去了武器。但他身边的奥达救了他，奥达奇迹般地修好了他的断剑。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中世纪的作家重新想象布鲁南伯尔战役的情况，或者说为这场著名的胜利附加一个故事。目前还不清楚爱德玛关于这个故事的来源是什么，但作为一个异教丹麦人的儿子，奥达介入其中，帮助埃塞尔斯坦赢得对抗维京人的这场伟大战争，这样似乎是理所应当的。在第二章中，我们将看到围绕着爱德玛所说的“一群不敬神的贵族”，即伊瓦尔和他的军队，发展出来的英格兰传说。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奥达的故事在11世纪末可能对英格兰读者的启示。
在手稿传说的早期阶段，三部作品——两部可能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手稿（现已经丢失）以及爱德玛的《圣奥多尼斯传》，与奥斯本的两部有关阿尔夫海的作品一起被发现。这些作品都涉及神圣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因此它们有许多重叠的兴趣和关注点。不过，这三部作品也顺便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以丹麦两次入侵为分界的英格兰历史叙述：维京大军（奥达的父亲随其来到英格兰）以及克努特（皈依后成为阿尔夫海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的征服。对于11世纪末的读者来说，这一定是一个关于文化和宗教皈依有影响力的故事，给了坎特伯雷的两位圣徒——维京人的儿子与维京人的受害者——一个核心角色来塑造一个幸存下来并被维京人威胁吞并的英格兰。
注释
[1] 译者注：埃塞尔雷德的古英语名写作Æthelræd。
[2] 译者注：也作Sciold。
[3] 译者注：即悉尔德国王的丹麦皇室家族成员。
[4] 译者注：即“殉难者”爱德华（Edward the Martyr）。
[5] 译者注：古典建筑柱石横梁与挑檐之间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