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马向东临死前能不能想得通他和慕绥新在“受贿”项目上的比赛不管谁输谁赢，结果法院判决他这个“老二”是“死刑”，而“老大”慕绥新是“死缓”？我想如果他知道这个结果一定会暴跳失态，因为在他们“哥儿俩”没出事以前，马向东心里就有“谱儿”，他贪，慕绥新也贪；出事后马向东更以他的所有“错误”都是因为慕绥新“上梁不正下梁歪”所引发的结果，每每说到慕绥新，他的眼神儿都是“不屑”的，有的时候是“仇恨”的。他让我感觉他的所有不满没有一点是冲着他自己，甚至也不冲着办案人员，他内心最对抗的就是慕绥新，有慕绥新贪，他就不能不贪；慕绥新贪，他的贪就不能算罪。在这一点上马向东已经陷入“偏执”，他总是和慕绥新比，仿佛只要有慕绥新在，做官、做人的其他标准可以统统化为乌有。

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场，有做官的地方就有官场。

官场自古以来就是一潭深不可测的水。慕绥新、马向东在位时沈阳“官场”的水有多深多浑，非身处其中者难以描述，就是身在其中，哪一个人能看得清当时的“庐山真面目”呢？

据有关部门介绍，“沈阳腐败大案”（俗称“慕、马大案”）一共被查处的涉案人员有106人，其中移交司法机关的84人。这些人当中23人是副厅局以上的领导干部，17人是单位的一把手。他们贪污受贿，疯狂敛财，以人画线，拉帮结派，大有“官员群体腐败”的猛虎下山之势。在这样的“官场”形势下，诞生类似慕绥新、马向东这样的大贪官是不是就“顺理成章”？

我曾问过接受过我采访的所有“慕、马大案”的涉案人员：“前几年在沈阳，只要你想在官场上混，就都得学会玩送钱的游戏吗？”得到的回答是一样肯定。那么沈阳的“送钱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宁先杰这样告诉我：“比较重一点的是从1997年开始的，慕绥新来了以后，沈阳官场送钱的确是肆无忌惮。”

问：“什么叫肆无忌惮？”

宁：“就是这个送礼送钱，你不送不行。”

问：“怎么个不送不行？不送，他们会公开要吗？”

宁：“不用公开要，不支持你工作，大会上批评你，搂你几回，你不就完蛋了？!”

问：“如果我想‘进步’呢？”

宁：“想‘进步’，就必须得送！”

显然宁先杰完全懂得我所说的“进步”在这个语境里是什么含义。

李经芳，沈阳市财政局原局长，在马向东这一圈子犯罪嫌疑人中是最木讷的一个。李经芳为什么木讷？用宁先杰的话说，要不是他当初及时给老慕送了钱，又跟着马向东跑，他这个财政局局长也早就坐不住了。（哦，还有这么一回事？）

我问李经芳：“你也给马向东送过钱吗？”

李：“送过。”

问：“送了多少？”

李：“8000元左右美金。”

问：“为什么要给马向东送钱？”

李：“怎么说呢，现在看来是犯罪，但从前来说是一个坏习惯，特别是春节期间，好像不送不行。”

问：“你是说都送吗，包括那么多局长？”

李：“反正我知道范围很大。”

问：“大到怎样一个范围？”

李：“包括政府机关之间的各层干部都送来送去的。”

问：“送来送去，这不成了八月十五送月饼？”

李：“不一样。我们往上送，下级的人给我们送，钱数肯定不一样。”

问：“每一级都有每一级的价格？”

李：“具体价格我说不清。”

问：“像你们这些局长给市长、副市长要送多少钱？”

李：“一般要一万。”

局外人无法想象沈阳当时的“送钱风”刮得有多甚，委办主任、局长给市长、副市长送，处长给局长送，科长给处长送。其中送钱的“游乐场”除了当权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请托人减免各种税费外，还有诸如“审批项目”“协调贷款”“提拔干部”等等许多名目，而推动这场“游戏”正常“玩儿”起来的只有一种东西——钱。如果现在哪一位社会学家想根据上个世纪末几年的沈阳写一部新的《官场现形记》，他肯定会于污浊混乱中发现一条最简单的原则，这条“最简单的原则”就是“金钱说话”。那么你办事也要送钱，他办事也要送钱，沈阳一个重工业城市，慕绥新、马向东当政时正是国家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贫”的困难时期，行贿者手里哪有那么多钱？钱从哪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