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帝国迟暮与摄影的曙光
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时机和方式是耐人寻味的。
正如摄影术的发明离不开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和写实艺术的内在线索一样，晚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国传统艺术的生态也是摄影术之所以在此时、此地，以此种方式进入中国不可或缺的审视语境。
晚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已然无可挽救，但依然保有表面上的帝国形象和稳定统治。人民生活窘迫，自上而下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却依然认为自己才是世界的中心和唯一开化之地。事实上，从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统治的最后几年开始，大清帝国的衰败之象就已经出现：几袋珍珠就可以买一高级爵位；军队虚报名额；地方税款被侵吞。中原地区的大多数农民在连遭水涝灾荒之后，又经白莲教叛乱（1795—1803年发生在四川和湖北交界地区）的丧乱。这一叛乱在1802年以三合会起事的形式扩展到广东，并成为海盗，袭击沿海一带。[2]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和五个通商口岸的开放，中国自古以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受到剧烈冲击，传统手工业和脆弱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几乎被葬送，而政府继续坚持重农轻商的政策，使大批人口失业，经济濒临崩溃。1851年爆发的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则加剧了已经虚弱不堪的清王朝内忧外患的窘境，这个迟暮的帝国似乎已经隐约听到了世纪末的丧钟悄然响起。等到清朝统治者试图通过新政自我拯救时，即便有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这样的“洋务派”重臣辅佐，却早已无力回天。
文化艺术从来都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尾声相呼应——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中国曾经辉煌的文化艺术遗产到了晚清也早已风光不再，更多时候成为国人盲目自信自大的精神安慰，并严重地束缚着文人士大夫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人格独立。在“文字狱”的高压之下，清代中叶之后兴起了以训诂、考订为特色的所谓“嘉乾学派”，文学创作则走向复古、拟古和形式主义的道路。即便是为史学家称道的小说和戏曲，从乾隆朝开始也逐渐走向衰落。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绘画界，以清初“四王”[3]为代表，强调仿古、摹古，视宋元名家的笔法为最高标准，受到皇帝的认可和提倡，并被尊为“正宗”。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关系格局在缓慢而深刻地发生着变化，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理解和表现方式也伴随着西方文化艺术的试探性接触而变得暧昧起来。虽然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西方传教士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等人就陆续来华，让明、清两代的不少皇帝和官员见识了西方科技和艺术的神奇，以及对世界主宰的不同阐释，但在根深蒂固的中国士大夫的所谓正统观念看来，这些科技和艺术不过类似那些没有文化和创造力的工匠所为的“奇技淫巧”罢了，难登大雅之堂。
图1-1 《图画日报》“卖照片”，1900年代
此时的大清王朝，虽然早已腐朽不堪，却仍在表面上维持着一副东方帝国的模样和心态，依然在面对来自欧洲的文化艺术、科技发明和宗教信仰时保持了相当的话语权。西方列强羽翼未丰，征服世界的野心尚未完全形成时的晚清，正如大战前的平静一般，生活似乎就会这样日复一日麻木而单调地重复下去。没有人知道也不屑于关心大洋彼岸正在发生什么，当然也更没有人去考虑该如何应对。
注释：
[1] 南无哀：《东方照相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版，第24页。
[2]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第四章第二节《贪污腐化和公所基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75页。
[3] 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