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摄影的早期探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摄影史的开端几乎与摄影术的诞生同步。就在路易—雅克—芒代·达盖尔（Louis-Jacques-Mand Daguerre，1787—1851）在法兰西学院正式公布了他的发明之后的两个月，即1839年10月19日，在澳门、香港一带销售的英文周报《澳门新闻纸》（Macau News，又译作《澳门新闻录》或《广州报》）转载了美国《纽约美国人》（N.Y.AMERICAN）刊登的一封华殊先生（Mr. Walsh）的来信，讲述他最近参观了发明银版摄影的法国人达盖尔的实验室，以及看过一些银版照片的经历。显然，在包括绝大多数欧洲人都还不知摄影术为何物的当时，这样一则报道传入中国，更多的只具象征意义和文献价值。但正是这不经意拂过的一缕清风，在这个早已走向封建文化末期的东方帝国的土壤上，特别是香港这块孕育着现代文化启蒙的弹丸之地，昭示了即将到来的新的可能性。
从“外销画”到照相馆
对于中国人来说，摄影的启蒙也许应该从对油画的接受开始。就中国传统艺术造型法则和审美趣味来讲，摄影术与写实油画带给中国人的冲击是一样的。中国文人士大夫艺术注重笔墨，强调书法用笔和诗文入画，而西洋人的油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2]。不过，在精英文人看来不屑一顾的西洋油画却在远离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广州开花结果，某种程度上为摄影术在中国的开拓和普及奠定了初步的观念基础。
要了解摄影特别是西方摄影术的本质，就不能不正视西方艺术传统与摄影的内在关联。西方为什么有悠久而强大的写实绘画传统？写实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在西方人眼里，上帝是造物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最高神祇。《圣经》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上帝不仅要重建秩序，而且要创造万物。万物要生长和加以识别，自然都离不开光。有了光，才有生命，也才有了形状、体积、色彩。既然光是上帝的创造，人类对万物进行尽可能深入的观察和表现，也就是尽可能亲近和领会上帝旨意的过程。换句话说，西方写实绘画的内在动机是源自对上帝的信仰。
图1-2 19世纪欧洲的暗箱
最迟到文艺复兴时期，暗箱就已经成为很多画家的得力助手。可惜此时人们还无法把反射在磨砂玻璃上的影像固定住——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是多么渴望能够做到这点，暗箱只能帮助画家在写实的道路上更进一步。直到19世纪上半叶（早于1839年）摄影术的出现，西方人才真正实现了定格造物主的“神迹”（虽然只是局部的、片面的甚至是暂时的），从而可以更进一步亲近和领会上帝。也就是说，摄影与绘画一样，只是西方人试图亲近上帝和表达信仰的一个工具及方式，也是这一进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产物而已。因此，摄影是写实绘画发展的必然产物。
作为光的艺术——摄影，当然就是人类试图模拟上帝的角色来定格瞬间的发明，通过取景框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一帧帧画面，而是试图模仿上帝的视角观看世界。[3]
利玛窦虽然没有实现他在中国的传教理想，却通过绘画这一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观看方式和审美结构。早在明神宗（万历皇帝，1572—1620年在位）时期，利玛窦就向这位中国最高统治者献上了“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明末清初学者姜绍闻在他的画史著作《无声史诗》中这样写道：“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教像，乃妇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工，无由措手。”1583年，被利玛窦称为“第一位教导日本人和中国人学会欧洲画法的大师”的意大利耶稣会士乔瓦尼·达韦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zano，1485—1528）为澳门“大三巴”教堂绘制的《救世者》，可能是西方画家在中国留下的第一幅油画作品。他的中国学徒、耶稣会修士游文辉（1575—1633）于1610年绘制的《利玛窦像》被认为是中国人最早的传世油画作品。这些早期的传教士及其后继者们，在传教的目的之下，通过向中国引入西方油画和培养中国学徒的方式，启蒙了中国最早一批西方艺术和观念的接受者。[4]
自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一口通商”，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近一百年时间里，广州成为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也是西方人来中国旅游最多的城市。摄影术的发明还在孕育之中，对于中国这个古老而令人惊异的国度，西方游客们希望能够带回一些记录这个东方国家风光和习俗的图画与亲友们分享。批量绘制这类图画的作坊应运而生。这些图画被美术史学家们称为“外销画”，通常是纸本的，也有绘制在木板或玻璃上的。为了迎合西方买主的欣赏习惯，中国画工们开始学习西方艺术的透视原理和色彩关系，到了19世纪后期，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写实技巧。这些精细刻画的作品可能在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眼里称不上艺术，但大受西方人欢迎，销路很好。为数不少的传教士和职业画家通过各种方式培养了大量的中国学徒，这些洋人的作品风格和手法也成为中国画工争相模仿的范本。事实上，中国学徒中的佼佼者如林呱（1801—1854，本名关乔昌，英文名Lamgua）的绘画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刘海粟（1896—1994）曾这样评价他的油画：“真正的先驱，应当是被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埋葬了的无名大家，蓝阁可能就是其中之一。”[5]这里的“蓝阁”指的就是林呱。
图1-3 油画《利玛窦像》，游文辉作，1610年
图1-4 清代外销画《贵妇像》，黄达生作
图1-5 清末“影像铺”的画工为人画像
油画和“外销画”的盛行，不仅仅是传统艺术观念的改变，更是被深刻地影响了的生活习惯与思考方式的一个表现。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终其一生也没能打开的局面，伴随着列强的武力、贸易和科学技术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蔓延与深入，短短几十年的工夫，已经豁然开朗起来。
到了19世纪后期，“外销画”迅速衰落，画像业逐步萎缩，取而代之的是迅速普及的更逼真、更便宜也更快捷的摄影术。很多画师不得不谋求转型，想方设法学习这门新的技艺，他们也成为最早开设照相馆的中国人群体。事实证明他们也比没有绘画背景的人拍出的照片更有艺术性，更受欢迎。咸丰年间侨居香港的广东人周森峰、张老秋、谢芬曾经合办过一家名为宜昌的画店，后来因羡慕摄影技术，便“合资延操兵地一西人专授其术，时干片未出世，所授皆湿片法。学成各集资二百元，改营摄影业，经营数载，大有起色，截算各盈九千余元，乃分途谋进取”。[6]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画铺依然保有一定的市场空间。这是由于当时照相放大技术尚不成熟，很多人为了获得更大幅、类似油画效果的肖像作品，将照片拿到画铺，委托画师用油画的方式加以手工放大。“在Ating的画室里，墙上挂着油画；在画室的一端，几位画家正在以一些有疵点的小照片为样本，画出大幅的彩色画像。”[7]还有一些画像，是画师在照片的基础上加工创作的产物。人物是根据照片所画，但背景是按照客人的要求另外添加的。
走出国门
林箴（1824—？），字景洲，号留轩，福建闽县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美国讲学，署名天荡子，其间接触并掌握了银版摄影技术。归国后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完成笔记体著作《西海纪游草》，介绍了包括摄影术在内的西方见闻。书中称照相机为“神镜”“炼药能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顷刻留模，余详其法”。
1853年到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开往日本，强迫日本政府开放下田和箱子馆两个港口，日本正式结束闭关锁国政策。与舰队同行的有美国摄影师伊利法特·布朗（Eliphalet Brown Jr.，1816—1886）。布朗雇佣广东人罗森（生卒年不详）为摄影助手，1854年起对日本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拍摄。“3月27日。从今天起，美军在下田大安寺里开始用摄影镜拍摄。拍照人是福隆（即布朗），磨镜小官员是清国人”。[8]这个“磨镜小官员”就是罗森。
图1-6 斌椿欧洲小影
1866年，自称“愧闻异域咸称说，中土西来第一人”的山西襄陵县前任县令斌椿（1804—1871）回到北京，在清廷总税务司工作，结识了“中国政府外籍雇员”、把持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职位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赫德力劝清廷向欧洲派出考察团。1866年3月，斌椿奉命带领长子广英和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凤仪、彦慧等人，赴欧洲考察“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9]，历时4个月，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11个国家。考察团在当年3月抵达法国后第一次走进了照相馆，感受颇深：“西洋照相法，摄人影入镜，以药汁印出纸上，千百本无不毕肖。”[10]此后，考察团成员每到一地往往都要进照相馆拍照留念，斌椿还颇为得意地作诗志之：“意匠经营为写真，镜中印出宰官身；书生何幸遭逢好，竟作东来第一人。”
经过这次尝试，1868—1870年，清政府派出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为首的第一支正式外交使团访问了美国、英国、瑞典等欧美10国。随行的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在后来的《初使泰西记》一书中对所见摄影术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描述。[11]
图1-7 《雷峰塔残迹》，李阁朗摄，1859年
照相馆业的发端
中国照相业史的时间上限恐怕已经难以考证，现在能够看到的很多说法往往冠以“据说”“据文献记载”等字样，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推测，却不能提供第一手文献佐证。如香港出版的郎静山（1892—1995）所著《中国摄影史》中这样写道：“据欧洲人说‘达盖尔法’宣布后十年已传到中国，如是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间必已盛行，此时交通困难，但是道光二十年（1840）五口通商条约已定，通商口岸近水楼台，自然得月最先。”传入大概没错，但却未必“盛行”。
清政府被迫命耆英（1787—1858）于1842年8月签订了《南京条约》，正式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香港也因此成为摄影术进入中国的最前站。西方摄影师在香港的活动和经营启蒙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民众，也通过招收照相馆学徒、工人和助手等形式，培养了中国最早的摄影从业者与爱好者。
自1842年始，香港已有不少由欧美人士或华人开设的画廊，售卖油画、水彩画、炭笔画、速写画和石版画等，并兼营“照相馆”。[12]1844年2月23日，美国人乔治·韦斯特（George R. West，约1825—1859）以随团官方艺术家的身份陪同美国首个访华外交使团抵达澳门。这位有着良好艺术修养的年轻人在使团任务结束后选择留在中国，他在给团长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的信中称：“我现在在广州，以达盖尔银版摄影和绘画谋生。”这一年年底，韦斯特已经成为广州的第一位商业摄影师。[13]1845年，韦斯特将照相馆迁至香港皇后大道：
佳锡（音译）被认为是最早在香港经营商业摄影的华人摄影师，但具体时间同他的个人信息一样难以追溯。1864年4月至5月间，佳锡在香港英文报纸《孖剌西报》（Daily Press，俗称《孖剌报》《孖剌西报》《孖剌沙西报》）上刊登广告，声称自己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居住多年，摄影经验丰富，言下之意深得“西人密授”。[15]
19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西方传教士和商业摄影师等陆续在上海开展摄影活动，包括开设照相馆。拍摄于1853年9月的《Ko-Lin》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由中国人拍摄的照片，手工上色。这幅尺寸仅有6.3厘米×3.8厘米的达盖尔银版照片背面印有Lai Chong的文字，应该指的是“丽昌照相馆”。Ko-Lin则可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指挥官僧格林沁（Seng-ko-lin-ch’in，1811—1865）。由于照相要依靠日光，所以早期上海的照相馆基本都在楼上设置玻璃天棚进行拍摄，人们因此称之为“照相楼”，后来演变为今天所说的“影楼”。
一直到1870年左右，中国境内的照相馆大都由西方人经营。除了韦斯特，还有“韦德与霍华德照相馆”（Weed & Howard Gallery），弥尔顿·米勒后来接手了这家照相馆。另一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摄影师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1832—1892）1863年在上海创办的“森泰像馆”，一直经营到1888年。桑德斯也被认为是19世纪活跃在中国的最优秀的西方摄影师之一，他的作品以中国市井风情和人物肖像见长，如吸食鸦片、相面算卦、结婚、经商、小脚女人以及衙门里的审讯现场等。毫无疑问，这些照片有一定的猎奇色彩，带有浓郁的东方考古学趣味，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对中国这个古老帝国的想象与误读，并常常因此能够卖个好价钱。同很多摄影师一样，桑德斯的很多照片都是在照相馆里摆拍完成的。
图1-8 《Ko-Lin》，丽昌（Lai Chong）照相馆摄，1853年
与汤姆森相比，桑德斯似乎少了一些严谨的学术色彩，而多了几分投机的商业意味。在为人熟知的《公堂审案》（手工着色）这幅照片中，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浓的腐朽与愚昧气息，多少还有些滑稽——这正是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总体观感和主观判断。桑德斯显然没有兴趣对自己想要再现的清末公堂审案去推敲、核实每个细节——他的重点不在这里，他只要呈现给西方社会一个煞有介事的中国公堂的架势就可以了。几乎不会有人以考古学或历史学的眼光来阅读这幅照片。画面上，几个戴着花翎帽、留着辫子的清朝官员，黑瘦且面无表情的脸孔，墙上挂着“关羽关平周仓”画像，再加上两个匍匐跪地的所谓犯人，就足以构建和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和揶揄了。然而，稍有常识的中国人就能看出照片上令人啼笑皆非的生拼硬凑，且不说关羽与其义子、追随者的画作不可能出现在公堂之上，就是“大之光月”或“月光之大”这四个字至今也让无数中国学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一幅名副其实的“造相”。
图1-9 《公堂审案》，威廉·桑德斯摄，1870年代，上海
美国人约翰·詹布鲁恩（John Zumbrun，1875—1949）在北京经营的Camera Craft照相馆从1910年一直持续到1929年，是了解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坐标。他的镜头所及，涵盖了这个时期所有发生在北京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包括壬子兵变（1912），袁世凯祭天（1913）、祭孔（1914）及袁氏葬礼（1916），张勋复辟（1917），等等。他还拍摄了溥仪、袁世凯、曹汝霖、张勋等重要历史人物的大量肖像及生活照，还有紫禁城、雍和宫、使馆区、圆明园、热河行宫、长城、卢沟桥等重要的建筑和遗迹，以及丰富的社会风俗照片。
中国早期的职业摄影师通过向西方人学习摄影技术，加上自己的探索和实践，再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在香港、广州、上海、北京、天津、苏州等地开设照相馆，可谓遍地开花，不但招揽了大批的普通顾客，从西方人长期把持的照相市场中分得了一大杯羹，还受到了政府的重视，有实力的照相馆经常接受委托拍摄重要政治人物肖像和新闻事件。如在天津开办“时泰影相”的广东人梁时泰拍摄的《醇王抵津检阅海军帅字旗船》（1886），就得到醇亲王奕譞的认可并赏银400两。
图1-10 《张勋像》，约翰·詹布鲁恩摄，1918年
图1-11 《杭州白话报》刊登的西湖“二我轩”照相馆广告，1908年
此外，由于日本较中国更早接受摄影术，照相馆业的发展状况也比中国更加成熟，因而成为当时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照相馆竞相学习和引进的对象。北京的山本照相馆（1895）、三星照相馆（1908）等都是日本人开办的。不少中国照相馆在报刊上登载的广告也经常出现“东瀛聘请高等照相名师”[16]“东洋著名之照相师”[17]“西湖二我轩照相馆特请日本超等名师永野君到杭声明”[18]等这样的广告宣传。
邹伯奇
邹伯奇（1819—1869），字一鄂，又字特夫、征军，广东南海大沥泌冲人，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自童年，九数之学即秉承庭训，稍长读诸经义疏，见其于算术未能简要又往往桀误”，因此萌生对数学的兴趣。16岁时，因“客有以塔倒影献疑者”开始研究光学。据邹伯奇自述，他根据《梦溪笔谈》内容得到的启发进行实验，认为小孔成像和凹面镜成像的原理是一致的，在1844年成功设计制作出了一部相机，并成功拍摄出了照片，邹伯奇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照相机之父”。
图1-12 邹伯奇自拍像
1962年，中国摄影学会在对邹伯奇故居的调查整理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物和手稿，包括可能用于显影的装有水银的木罐、木盘、骨质漏斗、木质三脚架和玻璃板，其中有一幅邹伯奇的自拍像。手稿中还有四首赞像诗：《小照自述》《自照遗真》《亦闲公小照》和《云岩二兄小照》。其中《自照遗真》这样写道：
赞像源自中国古代人物肖像画的“像赞”，一般是根据人物的事迹或相貌进行叙述、赞美或感慨，多由当时的亲友或名人撰写。邹伯奇的这首赞像诗真实地表达出晚清时期中国文人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类似的借景抒怀、以物寓情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俯拾皆是。不过，为自己的肖像作赞，同摄影术一样，也算是晚清出现的新鲜事物了。摄影，虽然是西方科学精神和工业文明的产物，但说到底是拍摄的人在起作用，中国人拍摄的动机和影像，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深受本民族精神品格和文化基因的左右。
罗以礼（1802—？），广东省新会县棠下良溪村人，传有一张自拍像和一张老妪肖像，现收藏于中国摄影家协会。根据一般的说法，照片是用安布罗法（Ambro Type）拍摄的。安布罗摄影法是在用胶棉湿版法加工的玻璃上所显示出来的正像，1851年由发明火棉胶的英国雕刻家弗雷德里克·斯科特·阿彻（Frederick Scott Archer，1813—1857）与彼得·弗赖伊（Peter Fry）发明，经过改进后由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安布罗斯·卡廷（James Ambrose Cutting，1814—1867）于1854年在美国和英国作为一种人像制作法取得专利权。
吴嘉善（？—1879），字子登，江西南丰人，咸丰十一年进士，客居长沙、广州，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广泛的兴趣，与邹伯奇等人交好。因会摄影，曾在1862年3月湘潭等地爆发的教案中受到波及，被人认为信奉洋教。鲁迅后来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曾提及这类事情：“要之，照相似乎是妖术。咸丰年间，或一省里；还有因为能照相而家产被乡下人捣毁的事情。”1866年，广东巡抚郭嵩焘（1818—1891）离任，与友人辞行，吴嘉善拍摄了合影。郭在日记中写道：丁禹生邀同少鹤、伯英、子登、兰甫、古樵等人重践之郑仙翁祠，子登并为照七人小影，以志一时之盛。
图1-13 罗以礼自拍像，时间不详
图1-14 照相馆拍摄的女子照片，清末
赖阿芳
赖阿芳（Lai A-fong，1839—1890，又名赖华芳、黎华芳、芳华等）虽然生平资料付之阙如，但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成功也是最出色的中国摄影师之一。1859年[19]，他在香港皇后大街开设“华芳摄影社”[20]，专拍人物肖像。门口挂有巨幅招牌“摄影家赖阿芳”，与汤姆森的照相馆毗邻，甚至还雇有一个葡萄牙人帮忙，方便招揽西方游客的同时，也证明赖阿芳在当时有相当的名气和实力。汤姆森在1875年出版的《马六甲、中南半岛、中国游记》（The Straits of Malacca，Indo—China and China）一书中对赖阿芳的摄影给予了高度赞扬：“赖阿芳有好的艺术修养，有优越的艺术鉴赏力。”[21]除了人像，赖阿芳也擅长拍摄风光照片，主要是广州和香港的建筑街景等。
图1-15 《广州沙面》，赖阿芳摄，1870年代[22]
图1-16 法国摄影师李阁郎作品上的Logo，1850年代
图1-17 《中式聚餐》，赖阿芳摄，1880年
广东人罗元佑（亦作祐，生卒年不详）的“公泰”照相馆可能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所拍人像“眉目清晰，无不酷肖”，且价格便宜，受到时人推崇。传授罗元佑摄影术的“洋人”很可能就是当时在上海的法国人李阁郎（Dennis Louis Le Grand，1820— ？）。
广东成为摄影术从香港向中国内地传播的重要中介，很多内地照相馆都是由广东人直接开办或与广东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师承关系。1917年，广东天华照相馆在北京前门外廊坊头条开业。同年，广东人谭景棠（1876—1915）开办的北京同生照相馆在《顺天时报》[23]刊登广告，称“粤东聘请名师来京，制造出之像，玲珑浮凸，比他家更觉工精艺美，不独颜色鲜明，更能惟妙惟肖”[24]。
摄影理论启蒙与知识普及
理论著述
中国最早的专业摄影理论著作可以看作是西方传教活动的分支与延续。感受到生存危机的清政府不得不思考如何自救，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等开明大臣组成的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引进西洋先进技术，以开办先进军事工业为开端，进而建立近代工业体系，兴建西式学堂，遣派留学生，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西方不再是洪水猛兽，反而成为越来越多具有新思想的人们热衷尝试和学习的对象。
同治十二年（1873），中国第一部摄影专著《脱影奇观》[25]在北京出版。编者为英国人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是一名多才多艺的医生，酷爱摄影，精通汉语。用他自己的话说，早在16岁（1853）时就开始“初试有照影，以为博戏之事”，后来更利用自己的化学及光学知识研制出用于放大照片的“灯影镜套大之法”，并于1855年登报公布。1862年，德贞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外科学硕士学位，1863年受伦敦会[26]派遣来华行医传教，任英国驻华使馆医师，后继任京都施医院院长。德贞先后在京都施医院刊行的《中西闻见录》杂志上发表《镜影灯说》和系列摄影译文。很多人慕名前来请他照相或向他学习摄影知识，令他“终日应答不遑，衷情仄然，因思将脱影之事，译出华文编次成书，用酬友道，稍舒歉仄”。全书分理学、艺术、法则三部分，卷首还附有简要的摄影史（《脱影源流史传》），内容完整，简明扼要，便于自学。
图1-18 《脱影奇观》书影
由被誉为“西学传播大师”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9）口述，江苏无锡人、近代化学家徐寿（1818—1884）笔录，两人合作编译的《色相留真》一书是我国在19世纪末引进的著名西学著作之一，详细介绍了当时通用的湿版照相工艺和操作程序，也谈到了当时还是新生事物的干版法，是一本讲解从材料到工艺等方面内容的专业性很强的摄影工具书。
图1-19 《色相留真》书影
《格物入门》（七卷）是由同文馆中外教职工联合编译、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照画之法”的发明改进及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应用的木版刻印著作，总编译者是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版的摄影著作还有傅兰雅编译的《光学须知》《光学图说》，以及金楷理、赵元益译的《光学》、吴仰曾译的《照相新编》等十几种读物。
知识普及
为了更好地普及摄影，帮助专业人士和爱好者学习，不少报刊也开始以不同形式刊载有关摄影知识的文章和摄影动态报道。杜就田的《新编摄影术》就是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东方杂志》1911年第4号起的连载文章《摄影术发明之略史及现今方法》的基础上充实润色后成书的。其他如1901年上海《普通学报》、1904年上海《中国白话报》等都刊登了有关摄影方面的连载文章。
随着摄影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人生活，摄影还成为这个时期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题材之一。民国政治家、教育家、国民党元老吴敬恒（字稚晖，1865—1953）曾留学法国学习照相制版技术，沉迷摄影“如发疯然”。在其所著的章回体白话小说《上下古今谈》（1911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第八回“望远镜先登荷兰市，写真术创始协南城”中，以庚子事变为背景，描述了一个旧官僚的眷属乘船南下避难，在船上听水手讲外国新奇事件的情节。作者通过“继英”和水手“老郭”之口，讲述了法国人尼埃普斯（Joseph Nic phore Nièpce，1765—1833）和达盖尔发明摄影术的经过：
除了小说，涉及摄影的还有弹词、诗、竹枝词、小品文等。其中，竹枝词原为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语言明快，活泼清新。《成都竹枝词》证明摄影已经成为很多家庭订婚、结婚的重要仪式：
注释：
[1] 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48页。
[2] 邹一桂（清）：《小山画谱》。
[3] 邢千里：《不了解艺术史，不足以谈摄影》，《中国摄影报》，2016年1月12日第3版。
[4] 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37—38页。
[5] 刘海粟：《蓝阁的鳞爪》，《中国美术报》，1987年第5期。
[6] 邓肇初：《广东摄影界的开山祖》，原载《摄影杂志》第2期，1922年6月15日出版，广州摄影工会，转引自吴群：《我国照相业的创始历史》，《摄影丛刊》第8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2月，第83页。
[7] 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杨博仁、陈宪平译，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0页。
[8] [日]《世界写真全集·历史的展望》。转引自陈申、徐希景：《中国摄影艺术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75页。
[9] 《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三十九卷。
[10] 斌椿：《乘槎笔记》，《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钟叔河、杨国桢、左步青校点，钟叔河编，岳麓书社，2008年第1版，第113页。
[11] 如：照相之法，乃以化学之药为体，光学之法为用。所谓化学之药者，西人率以硫磺、焰硝、盐碱等物煎炼成水，以之化五金，为强水。而各视之强水之力，化所能化一物，如硫强水能化金，硝强水能化银之类。盖物性有坚疏，药性有猛弱。其法为专门之学，不轻示人。学者必纳资若干，始得习而得之。见道志刚：《初使泰西记》，《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钟叔河、杨国桢、左步青校点，钟叔河编，岳麓书社，2008年第1版，第321页。
[12] 《艺影春秋——香港艺术摄影1900—2000》，香港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出版，2001年12月第1版，第18页。
[13] [英]泰瑞·贝内特：《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10-11页。
[14] 1845年3月6日《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刊登的广告。
[15] 《艺影春秋——香港艺术摄影 1900—2000》，香港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出版，2001年12月第1版，第18页。
[16] 《夜间照相开始》，《顺天时报》，1908年12月6日。
[17] 《三星照相馆开张告白》，《顺天时报》，1908年10月16日。
[18] 《杭州白话报》，自1908年2月23日起多次刊载。
[19] 一说1865年，见《艺影春秋——香港艺术摄影1900—2000》，香港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出版，2001年第1版，第18页。
[20] 一说“芳华映相”，见《艺影春秋——香港艺术摄影1900—2000》，香港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出版，2001年第1版，第18页。
[21] Thompson, John.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Harper & brothers.1875:188–189[11 November 2015].
[22] 沙面原是广州城南珠江中的一片沙洲，1861年划为英法租界。外国居住者修堤填土，在岛上遍植榕树，经过不断的建设，使这里成为适宜生活的“世外桃源”。这张照片是在珠江南岸远眺沙面岛，有着高耸钟楼的建筑是原英租界内的英国圣母公会基督教堂。资料来源：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2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舆图照片”。
[23] 原名《燕京时报》，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日本外务省在北京创办，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宣传工具。
[24] 《广东同生专家照像放大》，《顺天时报》，1926年11月9日。
[25] 脱影，即照相。
[26] 全称“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5年。
[27] 即尼埃普斯。
[28] 1839年。
[29] 朱陈，古村名。白居易《朱陈村》诗：“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苏轼《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诗：“何年顾陆丹青手，画作朱陈嫁娶图。”后用为两姓联姻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