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摄影师的东方视角
这一幕出现在1860年10月24日的清政府礼部大堂，《中英北京条约》和《中英天津条约》的签约仪式在这里举行。曾经的天朝上国已不复存在，曾经相对于“西方蛮夷”的文化优越感也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灰飞烟灭。虽然面对洋人的步步紧逼，慈禧也曾说出“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豫乎？”这样的豪言壮语，但在现实面前却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不论内心如何愤怒，清朝的统治者还是不得不与洋人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在这种屈辱心态下进行谈判和签约，大清的官员们早已战战兢兢，只能任人摆布，面前洋人的一切举止似乎都充满着威胁、恫吓和贪得无厌的索取。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人和颜悦色地给奕訢这位代表咸丰皇帝签约的钦差大臣解释即将出现的照相机是个什么东西，这位清朝的王爷听到的只是额尔金的一声大喝，然后在呆若木鸡和惶恐不安中完成了拍摄。
图1-20 《奕訢小像》，菲利斯·比托摄，1860年
出生于意大利的英国人菲利斯·比托（Felice A. Beato，1832—1909），作为英法联军的随军记者见证了条约签订的全过程。这位不知疲倦、被誉为“军事报道摄影的先驱者之一”的英国人随八国联军的脚步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涉及战争、风光、建筑、人像、民俗等。他深知摄影强大的文献功能和商业空间，知道签订条约这样的时刻对于政治、历史和摄影本身意味着什么。比托将他十分笨重的相机搬了进来，放到大门正中，用偌大的镜头对准了恭亲王奕訢。后来成为美国第18任总统的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将军捕捉到了奕訢这次拍摄前后的神态变化，不无调侃和揶揄地写道：“这位皇帝的兄弟惊恐地抬起头来，脸唰地一下就变得惨白……以为他面对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那架相机的模样确实有点像一门上了膛的迫击炮，准备将其炮弹射入他可怜的身体。”[2]
值得一提的是，比托也是将摄影术带入日本和朝鲜的第一人。当然，同发生在中国的情形一样，他也是跟随列强的舰队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这两个国家的。“比托的例子再次证明，摄影术由欧洲和美洲传入亚洲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通过侵略战争，摄影术在亚洲国家的传播本身就是殖民进程的一部分。”[3]
传教士
西方人试图与东方沟通，将自己的科学技术、风物特产、文化艺术和观念信仰传布世界的努力早就开始了，担负这项重任的就是多才多艺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的真正意图当然是传教，但为了避免引起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警惕和抵触，不得不采取迂回的手段。用明代万历七年（1579）首次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的话来说：“这是为归化他们必须有的步骤。”为此，他们首先要引起这些将洋人看作是洋夷、红毛的东方人的兴趣，逐渐减少敌意和误解。他们常常会带来一些稀奇而精致的“洋玩意儿”，以吸引人们的目光，如钟表、望远镜、万花筒、罗盘，或者意大利女人裙子上的花边，当然，还有艺术史学者们津津乐道的那些细致入微的圣母玛利亚的油画肖像。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他们要面对来自政府的猜忌和百姓的疑惧，也深深感受到东方文化和思维方式几乎坚不可摧的既有模式。文人士大夫高度成熟的文化艺术体系和广大普通民众两千年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模式，使西方传教士的努力难以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明代实行海禁，传教活动起初只能在澳门展开。他们也试图在中国宫廷中打开缺口，利用皇帝的权势和影响力进行自上而下的改变。利玛窦是一名当之无愧的汉学家和中国通，他带来了自鸣钟、八音琴、珐琅器、地球仪等欧洲方物，成功引起了包括中国皇帝在内的很多皇室成员和地方官员的兴趣。
图1-21 清《十骏犬之苍水虬图》，郎世宁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但这些传教士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对科技和西方文化的认知惯性。不论皇帝或普通民众对这些“洋玩意儿”多么感兴趣，它们依然是“奇技淫巧”，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形而下的东西。中国人始终怀着千年以来的文化优越感俯视着这些来自千里之外的文明产物，这一点从利玛窦等人在中国的活动屡屡受限就不难看出。中国的皇帝只是希望欣赏和利用他们的科学艺术，对他们传播“异教”则充满了警惕。同时，中国皇帝加强了对传教活动的限制和镇压，到了雍正、乾隆两朝更是史无前例地禁行天主教。雍正登基第一年（1723）便采纳了闽浙总督满保严禁天主教的意见，令教民改宗，并把不愿离去的传教士集中到广州天主堂居住，不许外出传教，也不许中国人入教，甚至“其堂之圣像、圣龛，尽遭焚毁，从来中国圣教之厄，未有烈于是时者也”。这其中固然有传教士误判形势，陷入宫廷的皇位斗争而导致被清洗的原因，[4]根本上则是因为中国统治阶级对西洋“异端邪说”的忧虑和警惕。
不论是科学技术、思想观念抑或艺术风格，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始终无法真正深入。传教士的努力，就像英国著名史学家、汉学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在《东西方美术的交流》中评价西方美术对中国的影响时所说：“不过是像大海上掠过的一阵清风。”
两次鸦片战争的结局，对于腐朽的清政府和走向尾声的中国封建社会来说，不仅仅意味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的相继开放和巨额经济赔偿带来的屈辱与损失，更是在文化自信和民族尊严上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又反过来倒逼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方式进行重新审视——在当时民族危亡的语境下，这种审视显然不可能是理性和客观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包括激进知识分子在内的多数中国人相信，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结果，是先进政治体制的必然，也是卓越思想和文化艺术的表现。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是思想受到了禁锢，是人的问题，而思想的禁锢则来自儒家文化的约束和腐朽的封建制度。同时，曾经与中国一样积贫积弱、备受西方列强欺辱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也让中国知识分子和李鸿章等这样的开明官僚受到鼓舞。
耆英“小照”
相比奕訢的“惊恐”，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外交官”的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1787—1858）在面对摄影时似乎坦然和淡定得多。这位长期周旋于西方各国外交官之间的清朝大臣在1843年与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1789—1856，1841—1844年间的英国首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打交道时曾经接受了对方及其妻女的肖像，了解到这是西方外交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礼节。因此，出于这种需要，耆英成为已知第一位拍摄肖像照片的中国人，拍摄者是当时以法国海关总检察官身份来华的摄影师埃及尔（Jules Alphonse Eugène Itier，1802—1877）。1844年8月，耆英赴澳门与法国使臣拉萼尼（Lagrene Theodore Marie Melchior Josephde，1800—1862）谈判期间，意大利、英国、美国和葡萄牙四国官员都向他索要“小照”，耆英便把这张照片找画师照样绘制了四份分别相赠。耆英在给皇帝的奏报中说，洋人“请奴才小照，均经绘予”。
图1-22 《耆英像》，埃及尔摄，1844年
图1-23 《澳门的庙宇》，埃及尔摄，1844年
图1-24 《被英法联军攻陷的大沽炮台》，比托摄，1860年
比托在拍摄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就有着丰富的摄影经历。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1857年的印度反英大起义、阿富汗战争中都留下了他的身影。1860年，比托以半官方身份跟随英法联军向北京进军，拍摄了《被英法联军攻陷的大沽炮台》等一系列照片。比托有着良好的摄影素养和文献意识，也具有敏锐而娴熟的商业头脑，能有条不紊地展开拍摄活动。8月1日，在俄国人的带领下，英法联军占领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天津北塘。比托详细拍摄了北塘地形，用十张照片拼接成一张全景，完整而清晰地展示了北塘炮台、城防、未来得及投入战斗就被虏获的大炮，以及附近的民居、田野与河流等。14日和21日，塘沽炮台与大沽炮台相继沦陷。在随后的拍摄中，炮台现场、外围工事和要塞中战死清兵的惨状都被比托收入镜头，甚至还让人把尸体进行了重新布置以获得更符合西方主观视角的照片。他把这些照片制作成册，出售给回国的英法联军士兵和欧洲民众，并在相册中附有摄影师本人的日记、报纸报道和英国军官的回忆录。
美国人弥尔顿·M.米勒（Milton M. Miller，1830—1899）曾在美国旧金山和日本经营摄影工作室，1861年来到中国，主要在香港、澳门、广州、上海等地以拍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为主，曾为韦德和霍华德照相馆效力。米勒得到过比托的指导，技术精良，注意引导被摄者在放松的状态下完成拍摄，成为19世纪拍摄中国人物最重要的西方摄影师。1900年初，曾为爱迪生助手的美国人詹姆士·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1844—1929）从菲律宾马尼拉乘坐美国商船抵达香港，然后一路向北，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一年的拍摄，留下了大量的战争、风俗和人像照片。
图1-25 《“鞑靼”将军原配夫人像》，弥尔顿·M.米勒摄，1860—1863年
图1-26 《中国高僧》，弥尔顿·M.米勒摄，1861—1863年
图1-27 《广州沙面的中国教民》，詹姆士·利卡尔顿摄，1900年
图1-28 《广州沙面的中国教民》，詹姆士·利卡尔顿摄，1900年
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肖像类照片的文献价值是可疑的，同时也是值得玩味的。2006年12月11—12日在美国盖蒂研究所（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举办的“中国摄影：‘体’与‘用’，精髓与创新”（Photography of China：Ti and Yong，Essence and Innovation）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的发现及美籍华人学者巫鸿（1945—）的后续研究表明，米勒作品中的某些中国人应该只是摄影师雇来的模特而非他们的衣着及环境所呈现出来的身份。例如《“鞑靼”将军原配夫人像》里的这位所谓将军夫人甚至以“将军夫人”和“将军母亲”等不同身份出现在另外几张与这位“将军”的合照中，相应的衣着配饰也多有抵牾——当然，这位“鞑靼”将军的真实性也是靠不住的。
这些照片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它们不能简单地归为凭空臆造的“中国式造像”，而是在不那么严格地模仿中国传统绘画“祖先像”的形式感与细节的基础上，杂糅了西方消费者对东方风物的想象以及摄影师本人艺术理想的产物，“所生成的图像既不反映真实的中国，也不属于真正的西方，而是混合了本地的视觉传统，西方人的期望以及摄影师的野心。”[6]
约翰·汤姆森
苏格兰人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不仅是一名杰出的摄影师，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和照相馆主。1868年初，汤姆森定居香港，在皇后大道开设了一间摄影工作室，与赖阿芳毗邻，拍摄和出售人像及风景照片。不久，汤姆森分几次完成了他漫长的中国之旅，在八个雇工的伴随下，带着大批器材从香港出发，经广州、汕头、厦门、台湾、福州、南平（福建）、上海、宁波、南京等地，后沿长江上溯至四川、湖北交界，直达贵州。然后北上到达烟台、天津和北京，踪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有时候他觉得“中国人相当诚恳、好客”，有时候又抱怨“我的行李需要8到10个脚夫来搬运，这些人一般名声不好，难以管束……这是一处不懂科学的土地……在这个国家里，你要自己把原材料混制成所需要的化学剂，周围的人又对外国人充满敌意，这于现代摄影师来说可谓困难重重”[7]。汤姆森在其后来出版的名著《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Its People）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所到之处，常被当成是危险的巫师，而我的照相机则被视为神秘暗器，与我的天生魔眼相得益彰，使我得以洞穿岩石山峦，看透当地人的灵魂，制成可怕的图像。被拍摄者会神魂出窍，不出几年，就会一命归西。”
1872年，汤姆森返回伦敦，出版了《福州与闽江》（Foochow and the River Min），第二年又出版了洋洋四卷本的大型摄影集《中国和中国人》，收录了200幅精心之作。作为一名出色的摄影师和优秀人种学者及地理学者，汤姆森的照片超越了单纯的猎奇式观看和商业视角，更以一名社会学者的姿态侧重从历史和学术的角度进行观看与记录。同时，他还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访问，这些都反映在《中国和中国人》之中。这部著作力求做到全面反映中国当时的方方面面，既有名山大川，也有城市风光，既有官僚富商及其奢侈生活，也有社会底层百姓苦难的真实写照。在《广东旧工厂厂址》这幅作品中有如下说明：
图1-29 《中国和中国人》，汤姆森摄，1870—1871年
汤姆森虽然不是以传教士、外交官或随军记者的身份在中国开展摄影活动，但作为伴随着鸦片战争的语境进入中国的西方摄影师，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带有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文化优越感。他乘船从香港前往广州的途中，就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慨：
汤姆森的作品不仅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也得到了政府和学术机构的高度肯定与重视，没有后者的帮助，他不可能有机会顺利地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用相机见证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时任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把汤姆森引见给恭亲王奕訢和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等人，使他有机会为这些位居清政府核心权力圈里的人物拍摄照片。汤姆森特意使用价格昂贵的最大的20厘米×25厘米底版，并把恭亲王照片放在《中国和中国人》影集的最前页。
汤姆森在中国的拍摄，一方面向世人证明了摄影师进入清政府高层进行拍摄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自信地运用了自己作为人类学者和地理学者的专业知识，这种图像考古式的摄影文本正是当时欧洲了解他者文明最为流行也是最受欢迎的方式。而恭亲王等人对摄影态度的转变甚至感兴趣，也让伴随着列强的侵略进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找到了听上去合法有效的理由。这样的观念甚至普遍存在于联军的普通士兵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来自“文明国家”的士兵们，正在他们军官的带领下洗劫圆明园：
有人从他们镜头里大量的猎奇视角看到了这些以胜利者姿态进入中国的西方摄影师的“殖民式观看”。即便是那些具有文献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具有高超技术水准的照片，大都是为了以高价卖给欧洲的买家罢了，在画面主题和风格上极力迎合西方的审美趣味。不可否认，有意无意的西方视角和文化俯视态度，以及政治属性、宗教属性，特别是商业属性，是大多数早期来华西方摄影师的共同底色，但因此就简单地为这些活跃在中国的西方摄影师盖棺定论是不妥的，他们在中国拍摄的原因毕竟各异，在来到中国之前及之后的观看预设、行动轨迹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
一味地赞美这些摄影师的艺术成就和献身精神，或者站在政治语境和民族文化尊严的立场上激烈抨击，都是不客观的。摄影史的观看和书写固然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但摄影毕竟是摄影，不能与政治、文化甚至道德混为一谈。汤姆森等人在中国的摄影活动和摄影作品之所以成为中国摄影史绕不过去的史实，主要是基于他们对于中国摄影的启发和引导意义。无论这些西方摄影师在华拍摄的动机和结果是什么，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他们在摄影观念、摄影技术和摄影人才的培养等方面，都为中国摄影史的真正开端奠定了重要基础。摄影术诞生仅仅几年后就来到了中国并迅速生根发芽，西方早期摄影师的身影不能忽略。
最早的田野影像调查
虽然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晚清来到中国的约翰·汤姆森、威廉·桑德斯等西方摄影师在中国“猎奇式”的拍摄视角包含了有意无意的人类学色彩，对于今天的研究和拍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从视觉观念和具体的拍摄实践来看，还不属于狭义上的‘人类学摄影’，既缺乏田野工作的方法基础，也缺少严肃的跨文化反思。”[11]
已知最早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关于中国人的影像考察和拍摄活动大概可以追溯到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1857—1935，中文名方苏雅）。他是法国洛林地区一位呢绒商人的儿子，从1899年10月起，以法国领事的身份，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的玻璃干片，在之后将近5年的时间里记录下了昆明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以及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以及风俗活动和新闻事件等。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是拍摄大凉山彝族影像的第一人。
图1-30 《执扇妇人坐像》，威廉·桑德斯摄，19世纪70年代
图1-31 《彝族男子》，方苏雅摄，1903年
芬兰探险家兼摄影师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1867—1951，中文名马达汉），光绪三十四年（1908）1月29日由新疆进入兰州，进行具有一定“间谍色彩”的人类学、民族学、人文历史和语言习俗的考察，并收集古代文物。新疆是马达汉中国之行的重点，除了考古挖掘、收集古代经文手稿、木牍、碑铭等文物，马达汉还进行了有意识、有计划的人类学人文实地考察，拍摄了自然景观、城市风貌、社会现象、生活环境等大约1370幅珍贵照片。
美国社会经济学家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出生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是宝洁公司（Proctor & Gamble，P&G）创始人之一詹姆斯·甘博（James Gamble）的孙子。1908—1932年间，甘博四次访华，三次旅居中国。甘博自费担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研究干事，用摄影机调查中国的城镇和乡村，建立了一个由5000幅黑白照片、彩色幻灯片，以及30盘16mm电影胶片组成的中国影像档案。
德国建筑史学家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在1906—1909年间穿越了中国的十二个省份，行程数万里，对古建筑进行了全面考察，拍下数千张中国古代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各地民居等照片。柏石曼通过至少六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展示了这些极其珍贵的照片，成为中国古建筑史领域的里程碑作品。[12]
甲午战争之后，尝到了甜头的日本就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研究，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做准备，其中就包括系统的影像采集工作。1901年，日本出版了12本的大型画册《中国文化史料》[13]。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人沿着中国铁路线拍摄了大量天文、地理、历史变迁、人文和百姓生活等方面的影像资料，收入《亚东印画集》等。
图1-32 云冈石窟，据《中国文化史迹》
图1-33 无名唐塔旧迹，据《中国文化史迹》
日本学者关野贞（Sekino Tei，1868—1935）于1910年开始屡次前往朝鲜半岛和中国进行古建筑调查，后又与日本建筑学家常盘大定（1870—1945）考察了中国的古寺庙建筑及其文物，出版有《中国文化史迹》十二册，收入山西、河南、广东、湖南、江苏、浙江、福建、河北、山东、陕西、四川、湖北、江西、安徽、北京等地诸多名胜古迹、古建遗址及市井图像。
鸟居龙藏（Torii Ryuzo，1870—1953）早在1896年就前往中国台湾，针对西北部山区的台湾少数民族“黥面番”（即泰雅人）进行人类学调查研究。1902年7月至1903年3月，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派遣，鸟居龙藏在中国翻译的陪同下开始对中国西南民族展开调查，历时134天，行程2000多公里，重点考察了云南、贵州、四川的苗族、布依族和云南、四川的彝族，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当地居民的体质、语言、服饰、起居、习俗、社会组织、文化特征等。鸟居龙藏随身携带玻璃感光大型照相机，拍摄了400多张照片。1906年，鸟居龙藏完成9章、30万字的《苗族调查报告》，次年在东京出版。1936年4月，《苗族调查报告》中文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书后附鸟居龙藏实地拍摄的苗族各支系及布依族男女人物、村落环境及铜鼓的图片45幅，每图附有A、B两张不同角度的照片。鸟居龙藏著述颇丰，《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从考古学上看辽的文化》等收入大量的田野考察照片，最终收入十二卷的《鸟居龙藏全集》（1975）之中。
图1-34 《山东嘉祥武氏墓地遗址》，沙畹摄，1891年
法国学者爱德华·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是学术界公认的“欧洲汉学泰斗”、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1889年1月24日，24岁的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译员身份来华，逗留四年，译注了《史记》，编纂和撰写了《中国两汉石刻》《泰山》两书。从1907年3月27日至1908年2月5日，沙畹再次来到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冀、鲁、豫、陕、晋各省考察文物古迹，历时十个月，收集了大批图书和刻石拓片，并拍摄文物遗迹照片。
山东济宁嘉祥县建于公元151年的武梁祠因其内部三面墙壁和屋顶栩栩如生的画像雕刻，成为辉煌的汉代画像石艺术无可争议的高峰。1786年，清代学者黄易（1744—1802）发现了武梁祠，迅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研究热情，这也成为沙畹、关野贞和另一位日本学者大村西崖（1867—1927），以及中国学者傅惜华（1907—1970）学术交集之所在。
“第一位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文章及摄影作品的中国人”[14]——全绍清（1884—1951），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卫生防疫专家，字希伯，满族正白旗，光绪三十年（1904）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医学堂，就学期间便酷爱摄影。1905年，全绍清以医官身份随钦差大臣赴西藏。两年时间里，由于身份特殊，加之用现代医学治愈了当地的很多病人，获得了好感，全绍清得以顺利拍摄了很多西藏政治、军事、僧俗生活等方面的照片。全绍清后来将其中的几十幅照片寄给美国地理学会，发表在1912年10月号的《国家地理》杂志上（第959—994页），杂志一并刊登了全绍清撰写的介绍文章《西藏——世界上最奇特的地方》，他也由此成为第一个拍摄西藏并把照片介绍给世界的中国人。
图1-35 《新娘的装饰》，全绍清摄，1907年
注释：
[1] 汤黎、余祖坤：《恭亲王奕訢政海沉浮录》，第六章《督办和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47页。
[2] 转引自张明：《菲利斯·比托相机里的中国影像》，《北京晚报》，2008年4月21日。
[3] 南无哀：《东方照相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版，第27页。
[4] 如葡萄牙传教士Joannes Mourao曾游说年羹尧支持胤禟、胤祀；而信奉天主教的宗室苏努（努尔哈赤四世孙）及其全家与胤禟、胤祀一党，并与穆敬远关系密切，激起了雍正帝对天主教的厌恶和憎恨。
[5] 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导言，第3页。
[6] [美]巫鸿：《聚焦：摄影在中国》，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8年第1版，第46页。
[7] [英]何伯英：《影像中国——早期西方摄影与明信片》，张关林译，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转引自陈申、徐希景：《中国摄影艺术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版，第59页。
[8] 韦德尔（Weddell），被西方誉为“替大英帝国叩开中国大门的人”，于1637年率领武装船队强行进入珠江口，遭到中国军队阻拦，冲突中，韦德尔将虎门炮台轰成废墟。这是历史上英国与中国的第一次交手。
[9] 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杨博仁、陈宪平译，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34—35页。
[10] [法]伯纳布立赛：《1860：圆明园大劫难》，第21章《签署合约》，高明发等译，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6章《法国人见证的抢劫》，第193页。
[11] 梁君健：《人类学摄影中的晚清与民国》，《中国摄影》，2018年第8期。
[12] 2008华辰影像春拍专场图录。
[13] 一说13本。
[14] 《摄像杂志》（中国台湾），1994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