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时，我要上幼儿园了，心中五味杂陈。妈妈告诉我学校如何有趣，可以了解其他小孩，还可以学习新鲜事物。听起来不错，但我很害怕。新环境使我心烦意乱，我对社交礼仪也并不敏感。好在，那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讲话和其他孩子不一样；领悟不到语言的精妙之处；有时会逃进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时我冲动古怪的行为甚至令自己大吃一惊。

我就读的学校是一所为普通儿童开设的小型私立学校。此前，妈妈事无巨细地同老师们讨论了我的问题。开学第一天，我待在家里，这样老师就可以向其他孩子说明我的不同了。我的老师克拉克女士，留着一头灰短发，连衣裙的领子几乎长到下巴。她皮肤苍白，像一片幽灵，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我记得她身上的香水味很浓，每次靠我太近时我都会恶心反胃。在演示完字母的不同发音后，克拉克女士给我们每人一本图片练习册。其中一页上有一个盒子（box）、一个手提箱（suitcase）、一个水盆（birdbath）、一把椅子（chair）、一部电话（telephone）和一辆自行车（bicycle）。克拉克女士说：“选出以字母‘b’开头的单词的图片。”

我标记了手提箱（suitcase），因为我觉得它是个盒子（box）。我没有选鸟和水盆。因为图片上它们在一个花园中央，我以为“g”才是它们的关键发音字母。然而我并不能很好地向克拉克女士说明，为什么有的图片我选了，而有的没有选。我知道字母“b”的发音，我的每一个标记也有合理的理由。挫折在我心中肆虐，我只想用拳打脚踢来释放这种情绪。我记得，是因为水盆在花园中央，才想当然地认为它和“g”的发音有关。而我用“b”标记手提箱是因为它和盒子一样都是容器，而且手提箱的形状很像盒子。即使我能够向克拉克女士解释我的想法，她也不会接受这样的逻辑——我的推理论证并不适合这种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教学方法。

在学校的另一个挑战是学习节奏——一项对我而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克拉克太太会让我们坐成一圈，她坐在钢琴旁。“孩子们，听节拍。”她会演奏几小节。“现在，随着音乐的节拍拍手。”我做不到。全班同学鼓掌时，我的双手是分开的。

“天宝。注意。”

克拉克太太又演奏了一遍。而我又一次错过了“拍手”的时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破坏了大家的兴致。”她说。

那时我并不想搞破坏，但要在听音乐的同时有节奏地拍手，我做不到。

克拉克太太又开始演奏那首歌，但这一回，我又错过了拍手，她说：“既然你不愿意就把手放在膝盖上吧，天宝。”她的语气激怒了我。

孩子们旋即哄堂大笑。我怒不可遏，一跃而起，还打翻了椅子。克拉克太太猛地站起，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把我带到教室的角落，我在那里一直站到拍手练习结束。即使现在，我已长大成人，当人们在音乐会上随着音乐拍手时，我还是得跟着身旁的人一同拍手。我能够保持适当的节奏，但要想让自己的律动同其他人或音乐伴奏保持一致，却是难上加难。

这在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中是很普遍的。对他们来说，同时处理两个肌肉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研究表明，自闭症患者在肢体运动上存在左右延迟。让身体各部位一同运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搞不定节奏，这也体现在学校的作文课上。这首诗是我五年级时的作业：

黑暗的中世纪

Teutrons^[1]人的苦难岁月，

因穷凶极恶的匈人。

英雄在城堡上窥视着

匈人如刀枪剑雨般到来。

Teutrons 人重获力量之时，

一举击退暴戾恣睢的匈人。

这就是欧洲中世纪，

众修士们博览群书，

只一个修士端坐煮饭。

众修士们拟建新的修道院

工人们毫不费力就完工，

只一个修士坐着吃豌豆。

修道院的房间太小了，

但修士们各得其所，哪怕是最高的那一个

他们有各自的住所，

他们在餐厅进食，

谦卑如修士。

修士心善接济穷人。

修士心怜贫穷可怜之人，

递给他一锅水。

带他去修道院，

给他许多食物。

穷人欢欣雀跃，

不久也当了修士。

老师在这篇作文上写道：“天宝，这首诗，作为历史，它是正确的；但作为诗歌，它并不押韵。以你的能力，你应该更加注意才是。”我确实注意了，但我无法有节奏地表达出自己的感想，这会毁了我创作的欲望。

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梦想一种神奇的装置，它能给我的身体带来强烈且愉悦的压力刺激。在想象中，这台奇妙的机器并不会替代妈妈的怀抱，却能够随时给予我安慰。

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明白了，那时对于一台神奇机器的幼稚幻想，是我寻求一种途径来满足受损的神经系统对触觉刺激的渴望。我们的保姆，从我三岁到十岁，同我们一起生活，却从未拥抱或触碰过我和妹妹，我渴望温柔的触摸。我渴望被爱——被拥抱，与此同时又试图挣脱那位超重、过于热情的“棉花糖”姑妈的亲昵触碰。她的亲昵令我感到自己仿佛被一头鲸鱼吞没。即使面对学校老师的触碰，我也会闪躲退缩。渴望却回避。脑部受损的神经系统禁锢了我。仿佛一扇玻璃门将我从爱与人性的世界中隔离出来。我们需要教会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在被触碰的愉悦，以及因被吞噬的恐惧而使其受惊，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十岁时我接受了针对触觉防御的艾尔斯量表（Ayres Checklist）的测量，15分表示满分，我得了9分。触觉防御行为与超敏反应类似。例如，我仍然穿不了羊毛衫；我喜欢高领衫的压迫感；我不喜欢睡袍，因为讨厌双腿触碰的感觉；即使长大成人，我也很难安静地坐在那里接受青光眼检查，或让医生为我除耳垢。

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许多患有自闭症的儿童，触觉刺激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的身体迫切需要人的接触，但当我们被触碰时，却又会痛苦不解地逃离。直到二十多岁时我才能够与人握手或直视别人的眼睛。

然而，孩童时的我并没有神奇的安慰装置。为了满足对触觉刺激的渴望，我用毯子裹住自己，或坐在沙发垫子下。到了晚上，我把床单和毯子紧紧堆在一起，然后躲在下面。有时候，为了享受纸板压在身上的感觉，我身着纸板海报，活像个广告人（身体前后挂着广告牌在街头游荡的人）。

这种对于触觉刺激的需求并不只是出现在具有自闭症特征的儿童身上。研究显示，福利院的婴幼儿无法茁壮成长，除非他们受到爱抚，而早产的婴儿则受益于触觉和动觉刺激。即使是与母猴失联的小猴子，也会紧紧抓住一根毛制滚筒来求取“接触安慰”。

某些权威人士认为，失去触觉刺激会导致多动、自闭行为、暴力及攻击性行为。也有人认为，即使是消极的身体接触也比没有接触好。基于暴力可能与身体感觉（五种感官）刺激不足有关的前提，研究人员做了一些调查。因为感觉障碍，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渴望加强触觉刺激。他们更喜欢（近端的）感官刺激，如触摸、品尝和嗅味，而不是远距离的（远端的）听觉或视觉刺激。正在发育的神经系统中，近端感觉首先发育。鸟类和哺乳动物的触觉最先发育起来。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神经系统受损或不成熟的孩子更喜欢近端感觉。

关键是要有足够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必须是明确的——孩子要知道刺激来自何方。如此，孩子们就知道哪些行为会带来令人痛苦的刺激，而哪些会带来愉悦的刺激。除了消极刺激和积极刺激，我还记得自己对于控制可承受的刺激的数量和类型的需要。这是个冲突的情境。为了克服触觉防御，我需要触觉刺激，但面对刺激我却要逃避。被剥夺了爱抚的婴儿长大后会躲避触碰。

等到我长大了，没法再用毯子裹住自己或在一个柔软的枕头底下爬来爬去时，我试图想出另一种愉悦的刺激方法。也许是某种机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机械。我梦想的第一个“机器”模型是一件充气衣，它能给我的身体施加压力。我从塑料充气的沙滩玩具中得到了这个灵感。事实上，我有很多充气玩具，有时我会把它们切碎。但即使玩具被切成碎片，我仍然喜欢玩它。有时我会在塑料“残余物”上剪出胳膊大的洞，这样我就可以像穿衬衫一样穿上它。

在三年级的课堂上神游时，我设想出一种不同类型的安慰机器。它的外观设计有点像一个棺材状的盒子。我想象着自己在盒子敞开的一端爬行。一旦进去，我就躺在上面，给一件塑料衬里充上气，它就会紧紧地但又无比轻柔地拥着我。最重要的是，即使凭借想象，我也能控制给塑料衬里施加的压力。

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另一个想法是建一个三英尺宽、三英尺高——只要我能进去就行——的小围栏，然后关上门。这个小型的围栏会被加热。在我构想的设计中，温暖和压力是很重要的。近期的研究表明，特定的刺激和刻板行为似乎会降低神经系统的唤醒水平。温暖和压力往往会降低唤醒水平，尤其是在受损的神经系统中。或许，如果我拥有一个神奇的安慰机器，我就可以利用它的温暖和压力，而不是大发脾气了。我构想的设计是一种固恋——一种被每一个想象出来的神奇机器所精炼和改进的痴迷。

四年级时，我的另一个固恋几乎令家人抓狂。我喋喋不休地提到选举海报、徽章和贴纸。因为我对我们州的州长选举很感兴趣。我谈论的都是他当选的事。我和我的朋友埃利诺·格里芬（Eleanor Griffin）花了一下午时间从电线杆上拆下两张竞选海报，只为了将它们钉在自己的卧室里。我摇摇晃晃地站在车座上费劲地去掉固定海报的大头钉，埃利诺紧紧地稳住我的自行车。

我还有一个恼人的固恋，那就是没完没了地提问。而且，我会一遍又一遍地提出同样的问题，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等来同样的答案。若某一话题激起了我的兴趣，我便全神贯注，侃侃而谈。难怪我的昵称是“话匣子。”

在其他完全或部分痊愈的年轻自闭症患者身上，也发现他们对于一件事的强迫性质询和反复谈论。即使晚上躺在床上，我也止不住地讲话——大声地自言自语。我认为光在脑子里想故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大声讲出来才行——否则这故事便不真实。我编造的许多故事里，主要人物之一是比思班（Bisban），他是《我们一伙人/小淘气系列》的一位演员。我的比思班最厉害的一点是，他拥有掌控事物的能力。我想掌控事物，比思班便是第二个我。比思班能控制百叶窗、恒温器和冰箱里的灯。他操控一切，无所不能。但我的比思班也会调皮捣蛋，比如把爸爸的鞋带绑在一起、把盐放进糖碗、或把马桶盖和马桶坐粘在一起，等等。那真的令我开怀大笑！有时候，当我给自己大声讲述比思班的故事，我便笑个不停。

到了十一岁，我的角色阵容已经扩大，艾尔弗雷德·科斯特罗（Alfred Costello）就经常出现在我虚构的故事里。艾尔弗雷德是我的同班同学，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总是取笑我。他取笑我的说话方式，在我路过走廊时绊倒我，还骂我“笨蛋”“怪人”。他是学校的捣蛋鬼，是班上的顽童，是每一位老师的灾星。他把一条乌梢蛇塞进老师的成绩册，把一只老鼠放进她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还递给她一个有虫子的苹果。艾尔弗雷德，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调皮捣蛋的人，在我虚构的故事里也是个讨厌的坏蛋。他把垃圾随意丢在学校操场，或对老师伸舌头。当把这故事大声讲给自己听时，我笑了。一讲到艾尔弗雷德被抓了现行，我笑得更厉害了。

无法控制的笑声、持续不断的质询和讲话、对某一特定主题的迷恋（如选举之于我），这些都是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的共同特征。我的这些固恋减缓了我的神经系统唤醒水平，而且使我镇定。太多的治疗师和接受过心理训练的人认为，如果放任孩子沉迷于自己的固恋，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我认为这种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正确的。可以将固恋引向有建设性帮助的一面。但剥夺固恋是不明智的。就像戒掉一个坏习惯，要以另一个坏习惯取而代之。固恋也是如此。不过，采取积极行动摆脱固恋却是有意义的。对某一主题的固恋可能导致交流——也许是孤独的交流，但至少是沟通上的一个突破。若引导正确，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便可受到固恋的激励。拥有一个强迫性讲话的固恋，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可以释放自己某种被压抑的挫折和孤独。

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的挫败感无处不在，贯穿了学习的每一个阶段。四年级时，我是班上最后一个获得书法奖的人。这个奖对孩子来说意义重大，如果你的书法足够好，老师会任命你为“抄写员”，你就可以得到一套彩色铅笔。我并不在乎这个“头衔”，但我垂涎那套彩色铅笔。为此我很努力，但仍然是最后一个合格的。另一个难题是数学。我跟不上进度。正当我开始理解一个概念时，老师又引入一个新概念。来自英国的老师布朗先生（Mr.Brown），因为他，学习数学难上加难。他是一位非常得体的英国人，让学生用钢笔做数学题。我们不得不画好正负符号，还要保持书面整洁。试图理解数学就已经很糟糕了，还要保持整洁，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无论如何努力，我的作业纸上总有溅上去的墨水印。而正当我开始明白一个数学概念的时候，老师又进入了下一章的学习。

阅读是我最擅长的科目。每天放学后妈妈都帮助我阅读。多亏了她，我的阅读能力超过了年级平均水平。妈妈做到了两件事：让我大声朗读和出声读单词。她提高了我的阅读能力；而给我倒茶则让我觉得自己长大了。现在我知道了，那时喝的只是带有茶味的热柠檬水，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它就是纯粹的、象征成熟的茶。她不但教育了我，还培育了我的自尊。

有一门学科让我觉得学校不那么难熬，那就是艺术课——使用纸板、油漆或浆糊制作奇特的东西。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就喜欢制作东西。那时，没有人注意到大脑整体的、球形的艺术面，也没有人留心大脑线性的、循序渐进的语言面。但很明显，以艺术为中心的课程会鼓励我学习。四年级的时候，我和埃利诺·格里芬是第一批获准去木工店的女孩。我很喜欢那里，并为自己制作的模型船和模型种植园倍感自豪。然而最终，我们还是回到了传统的烹饪班，在那里，我又一次失败了。

对法语老师来说，我绝对是一个恐怖的存在，还因为说：“Mademoselle Jo-Lee， ferme la bouche.”（朱莉小姐，闭嘴。）而被老师赶出课堂。我的法语老师也是我的缝纫课老师，她不明白，为什么我在缝纫课上表现那么好，在法语课上却表现糟糕。很简单。缝纫课上我是在创作，我尤其擅长刺绣。

多项对于有天赋的青少年的轻罪行为的研究表明，比起需要接受先前训练和教育的晶体智力，这些人在流体智力和非语言思维方面得分更高。晶体智力运用语言中介、声音推理和逻辑顺序解决问题。因此，典型的教育体系并不适用于许多有天赋的具有流体智力的年轻人。另一项研究表明，有些人天生具有处理大量信息的能力，并能从中得出一种模式，而一般人只看到随机性。这一特殊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复杂问题的正确答案，比如障碍赛马。这种能力在通常的智商测试中无法衡量，这些人也因此被贴上错误的标签，成为被抛弃者。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调皮捣蛋或与众不同，而是因为这些有天赋的年轻人“听见了不一样的鼓点”（拥有与常人不同的意识思想）。

创造力——用自己的双手或想象力去做某事——就是我听到的鼓点。比如，四年级的历史课上我们正在学习史前石器时代的穴居人，我们的作业便是制造出穴居人可能用过的石器工具。期间不能使用如胶水或细绳这样的现代材料。这正合我意。为了做出一把矛，我和埃利诺·格里芬花了一下午凿一块石头，再用藤蔓把石头绑在一根棍子上。另一个班级项目是参观艺术博物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埃及展品中的木乃伊。我被它们迷住了，受到了视觉冲击，还向家人事无巨细地讲述了这场奇妙的旅行。但是要阅读社会学书籍中的这一历史事件或者其他事件还是很枯燥的，我便坐在一角，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那里有想象中拥着我的魔法盒子，像胳膊一样温暖慈爱……

小学时，我虽然因为性格冲动、行为古怪、坏脾气和最糟糕的成绩单而名声在外，但也因独特创新的各种能力而为人所知。当时，学校举办了一场宠物展，要求每个人带一只宠物，我带了我自己。因为妈妈不想把狗带去整天拴在学校，于是我装扮成一条狗。我甚至有主人——里斯家（the Reese）的双胞胎兄弟。整整一天，我像狗一样行动——吠叫、坐起来、躺下。那天，我大受欢迎，得到了蓝丝带奖。第二年，班上举行了一场玩具展，我以一个玩具娃娃的样子去了——布娃娃。这些新颖的想法在学校大获好评。

我那些新颖的想法，无论好坏，都成为克里斯特尔·斯威夫特（Crystal Swift）喜欢我的原因。我们坐在秋千上旋转，玩单词联想游戏。从“果冻”到“石灰”，再到“肉汁”，我们笑声不断。除了我们，没人觉得这好笑。旁人不理解我说话时圆嘴型的音节，而她可以。当其中一个孩子问起为什么和天宝那样的傻瓜一起玩耍时，克里斯特尔说：“我喜欢她，因为她有趣。”

埃利诺·格里芬，小学阶段她一直是我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建造树堡。埃利诺很乖。有一天，我很生气，因为有人模仿我说话的语气和在礼堂呆笨的举动，我倒在地上，乱踢靠近我的每个人。埃利诺吓坏了。但她依然是我的朋友，在那些戏弄嘲笑我的人面前保护我。她喜欢我画马的方式。我在全校师生面前高唱《美丽的美利坚》时，她鼓掌鼓得最响。

五年级时，我参与帮助三年级的老师，为学校戏剧制作戏服。这是我喜欢且极其擅长的事。这一切都与制作东西、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有关。即使是学校的比赛，我也力求别出心裁。我们过去常玩踢罐电报的游戏。为了迷惑“老猫”，让我得以进入老窝并触摸“得到自由”，我会脱下外套，往里面塞满树叶，再把它放到老猫能看见的地方。当他去抓那件塞满树叶的大衣时，我便跑到老窝那里，赢得胜利。我一直试图构想新颖的做事方法。

我同样擅长各种别具一格的调皮捣蛋。有一次，我去拜访朋友苏·哈特（Sue Hart），在她家的干草棚里玩耍。我们从阁楼上俯视四年级的老师麦克唐娜女士（Mrs.Mc Donnell）的花园，她说：“我打赌你不可能把红皮球扔进麦克唐娜女士的水盆。”

我把球从阁楼上扔出去，球弹出水盆。不知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草棚里大约有一百个棕色的威士忌空酒瓶。她说：“你为什么不扔出去一瓶威士忌呢？”

我随即扔出酒瓶，打碎了水盆。（如今，苏——这些可怕行为的煽动者，早已成为联邦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接着，我们把那些威士忌酒瓶一个个扔出阁楼，扔进那位老师家的烟囱、门前的人行道、阳台、玫瑰花丛。她的花园里满是碎玻璃。

第二天在学校，麦克唐娜女士告诉全班同学，她的花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并不打算被她抓到，于是午饭时间在餐厅里，我坐到麦克唐娜的旁边。“麦克唐娜女士，您那美丽花园所遭受的不幸简直太可怕了。”

“谢谢你，天宝，谢谢你的关心。”麦克唐奈女士温柔地笑道。

只那一次，我直直地看着她，告诉她我并不知道是谁毁了她的花园。“但是昨天我在我的朋友苏的家里，”我说，“我们看见罗伯特·刘易斯（Robert Lewis）和伯特·詹金斯（Burt Jenkins）在你家附近。”

“谢谢你告诉我，天宝。你是一个关心他人的好女孩。”麦克唐娜女士站起身，走到罗伯特和伯特坐的那张桌子旁。我看着她领他们去校长办公室。并没有因为给他们带来麻烦而感到难过。如果他们有搞破坏的念头，他们很可能已经这样做了。再说了，他们对我那么刻薄，还取笑我，这是他们自作自受。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知道这样做对那些男孩来说太刻薄了。但作为一个患有自闭症、无法从身体或口头上反抗的儿童，这一切似乎是正当的。

还有一次，我们去看望我的表弟彼得·纳什（Peter Nash）。彼得总是惹麻烦。有一次他烧毁了一个仓库。这天，我们坐在他家门前的台阶上。“愚蠢的邻居，”彼得抱怨道，“他们告诉我爸爸我老是横穿他们的草坪。该死的告密者。”

我点点头。

“现在，要到朋友家去的话我得绕着街区走。”彼得盯着邻居的院子，“我一定要修理他们。”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破坏他们的草坪。把垃圾扔得到处都是，然后用金属爪挖草坪。”

彼得坐直了身体，“是啊，我们可以这样做。”旋即又靠回台阶上。“但我可不想受到责备。”

“能责备谁呢？”我傻笑着问道。“是狗干的。”我们开始行动，像一群野狗般撕毁了那个草坪，从未被人发现。

但周末我穿着网球鞋去教堂时，我真的被抓了现行。爸爸对我大吼大叫。我跑出教堂，他紧跟在我身后。终于，他把我堵到加油站和一片铁丝网中间。我爸爸脾气急躁。事实上，他家族里的人都以坏脾气出名。最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一些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的家庭中，有一种遗传性状的模式。正如蓝眼睛是遗传的隐性性状，自闭症的某些特征，比如发脾气，可能世代相传。在很小（属于正常）的程度上，我爸爸和我有同样的特征，比如焦躁以及全神贯注于一个主题的倾向，如共有基金或计划旅行的细节等。

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脾气。方法很简单。我决不放大自己的脾气。不与人争论。只是转身，离开那个棘手的场合。我从不发脾气。我目睹过坏脾气使财产损失，让友谊终结，令家庭破裂。初中时，我的脾气给我惹了大麻烦。

[1] 原文如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