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记以学生身份创作了小说

杂志社给的命题是“记以学生身份创作小说”，但我特别要求改为过去式，即“创作了小说”，将其限定为个人的问题。之所以这样改，是因为我的深谋远虑。这本杂志是要征集学生稿件，如果是先前的题目，可能无法对那些想应征投稿的学生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

昭和十九年（1944年）秋天，我升入大学。那是战争结束的前一年。大学毕业时，由于毕业的月份尚未规范，所以我毕业于十二月，是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

我从中学时便开始写小说，在校内杂志以及那些和学校老师有关联的日本文学同人杂志上发表作品。昭和十九年十一月，经杂志的诸位同人推荐，我把之前的短篇小说整理成集，也就是《鲜花盛开的森林》这部处女作，并将其交由七丈书店出版。

不过，这一话题就此停止，我想讲讲上大学之后的事情。

我上大学时正好处于日本战败前后的纷扰动荡时期，所以除了写小说，没有其他能令人心灵快乐之事。从这点来看，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们。虽说在本该快乐轻松的学生时代，我是写小说度过的，但这并非因为我多么坚定或如何有意志力。

我不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法律系的，因为当年实施内部申请制度，所以都是通过各高中推荐入学的。因此，说到我至今参加过哪些资格考试，除了小学入学时的智力测验，我就只知道高等文官考试[29]了。

就读法律系，一开始绝非我个人所愿，而是听从了父亲的旨意。但入学之后听了法律系的课程，觉得并没有那么晦涩难懂。首先，法律既是能在理性上满足虚荣心的原理性学问，也是实践性学问。这种连接原理与实践的纽带般的东西，实际上正是我沉溺于文学时所迷失的东西，因此我反而觉得法学足够新颖。为了深入学习法律，我埋头于小说创作，不过，我自认为也发现了一条可行的歧途，就是以欣赏文学的角度来聆听法律的课程。我喜欢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之类的课程。在此之前，我深受浪漫派影响，深陷浪漫主义（当时青年最坏的恶习）泥潭，进了法律系才领会到所谓枯燥无味的魅力。我开始喜欢森鸥外[30]的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但是，从文学喜好的变化到个人作品风格的变化，需要时间的沉淀，所以之后我花了数年的工夫。因此，我学生时代的作品多半都是浪漫派的残羹冷炙。

直至日本战败前，在社会上弥漫着某种末世思想。身处其中，我却醉心于另类的精英意识，这种意识令我想要展现一种反现实的奢侈与华丽。于是，在屡遭空袭之时，我被迫躲避在中岛飞机小泉工厂的办公室里，公然地摊开稿纸，创作起小说《中世》来。这家工厂是我参加大学组织的义务劳动的地方，我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我借口自己体弱多病，便被分配做了文书的工作。

战争结束后，大学课程重启，学生生活重新走上正轨。没有了空袭和义务劳动的干扰，我将生活准确地一分为二。总之，我早上到大学上课，放学后径直回家，也不复习功课，立刻开始写小说。我之所以能过着这样寺院修行般的生活，得益于那时没有像样的咖啡馆，即使有价格也太过昂贵。

我也不做任何运动，这是长时间形成的习惯，所以这样的生活，就像是回到了空袭前一样。虽然抽烟但不懂喝酒，也不会跳舞。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学习跳舞，有段时间将参加每周末的舞会当成最开心的事。不过，归根结底那也是自欺欺人的快乐，只有创作小说，才是最不用欺骗自己的。关于这些事情，我在小说《假面的告白》中已有所提及。

毋庸置疑，我想发表小说的愿望异常强烈。幸运的是，承蒙川端康成先生的推荐，我开始在杂志《人间》上连载小说，这完全是我的侥幸所致。

对那一时期的生活，最让我怀念的是《人间》杂志的总编辑木村德三。当时与我有密切往来的出版社，只有川端先生担任董事的镰仓文库[31]。所以，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没有要事我也常常前往镰仓文库。

当时，要做新的学生校服很不容易。直到战争结束，我一直都是借应召入伍的学长的校服来穿。而到了二战后，我穿的是学习院校服改造过的制服，那校服很瘦，样式也很奇怪，而我坚持一直穿到了毕业。所以我不懂大学时代校服的时尚。

我经常穿着那身奇特的校服坐在镰仓文库的会客室里。最初，镰仓文库的办公室是在白木屋百货商店的三楼。在那里，我曾见过尚处被革职期间的菊池宽[32]先生，他带着一名新秀作家，是位来自中华民国的美丽女士。当时，他正大声地向镰仓文库的编辑推荐那位女士的作品。

一开始，无论哪家杂志向我约稿，我都欣然完成，却怎么也不见刊载出来，我因此而大伤脑筋。总之，新人作家总是距离截稿日期还有很长时间就写完了作品，编辑部早晚会把它刊登出来的，但通常只会将其作为当月的备稿使用。编辑们想着在大作家最终来不及交稿的时候，刊出新人的作品来替代。然而不管怎样，每个月那些文学大家们都总是会卡着时间勉强赶上交稿日期，于是新人作家的作品就会延期一两个月。我对此感到异常不安，所以就算没什么要事也到出版社去转一转。

我很敬佩木村德三先生，他十分喜爱小说，同时他也是出色的小说鉴别家和欣赏者。《夜晚的准备》这部小说就是因为木村先生读了我的初稿后，给出了“文章松散没有力度”的建议，才重新修改的。而在改写过程中，我不禁感叹于他的判断是完全切中了要害的。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初夏，为了年底发行的《人间》杂志增刊，木村先生要我写一篇百余页的小说。于是我全力以赴完成了小说《春子》，写了一百多页纸。我预先请木村先生审阅了一遍，在出版社的会客室里，他向我直言指出文中冗长啰唆的部分。我相信他的判断，于是当场用红笔不断地进行删减，一会儿就删去了二十页左右的内容。最终，完成了八十页的《春子》第二稿，内容自然远比初稿简洁紧凑，主题也更加明确了。

学生时代在文学上能有这样优秀的推手，于我而言无疑是幸运的。归根到底，小说家的培育者，与其说是见解犀利、能充分体会作品并倾入感情的最佳读者或优秀评论家，不如说是出色的鉴赏家。日本现在非常缺少这样的人。有作家请求评论家给予“更加体贴、更加具有指导意义的批评”，我认为这简直是大错特错。因为不论从好的角度还是坏的角度，对于评论家而言，作品都是他们的香饵。这就好比你对着一头狮子，祈求它将难吃的兔子肉说成是美味一样不正常。与此相反，鉴赏家除了小说还拥有其他鉴赏对象，所以他绝不会将小说作品完全吞噬。

在学生时代，我并没有所谓的文学好友，大概是由于自尊心作祟，不愿去主动结交的缘故。

在我看来，在幼稚的青年时期，所谓友谊是十分脆弱且不稳定的，远不及成年人那建立在彼此成熟思想之上的友情。青年时期的恋爱也同样不可靠，大多是基于对彼此的误会、彼此之间对于人性及人生的共同误解。青春这部剧，其实本该由一个人来演绎，如果大家一起吵吵嚷嚷地表演，不就成了滑稽喜剧了吗？

当我“以学生身份创作”小说的时候，大概与现在写小说的大多数学生一样，我也会因为青春的急躁焦虑，容易钻牛角尖，以为自己的幸福只有写小说这一件事。

之后细想，我察觉到了自己的愚蠢，竟然主动放弃了那只有在学生时代才能体会到的快乐。校服大抵就是它的象征。一旦大学毕业，之后再穿着校服走在大街上的人，不是无业游民就是疯子，因为校服在毕业的第二天就已经被彻底埋葬在了过去。

当我心中浮现出学生这一非常单纯划一的概念时，总是会羞愧地想到自己那时是否具备这些学生应有的特质。学生的开朗、散漫、鲁莽以及无尽的激情，这些在我身上都不曾存在。毋宁说，现在我才发现这些特质的价值，并且拼命挣扎着想将其攫为己有。因此，对于“创作小说的学生”，我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厌恶，就像看到了自己的肖像一样。无论如何我也无法喜欢写小说的学生。

当然，现在的学生生活可能会伴随着经济上的困难，无所忌惮的快活是不存在的，荒唐无稽的青春也是不存在的。

然而，看到那些拼命写小说的学生，我很想拍拍他们的肩膀，对他们说：“写小说是不错，不过偶尔还是去户外晒晒太阳吧。阳光是免费的，并不是要你去买比稿纸贵得多的运动器材。虽然我在文章开篇说过很同情你们，因为与我所处的时代不同，可能会有各种享乐的诱惑阻碍你们创作，但那只是反话。跑到阳光下去吧，随意躺到草坪上去吧。因为一旦你不再是学生，从第二天起，社会便会堵在你和太阳之间。也许你会在光照很差的石头建筑的银行里上班；又或许你会在大楼里的办公室工作；即便你当上了作家，也要埋头在深夜的书房里写稿，待到正午太阳开始西斜时你才醒来。总之，你必须这样来度过一生。比起在青春岁月尽情地享受阳光，‘写小说’究竟算怎样一回事呢？”

另外，对那些热衷于体育却完全不读书的学生，我也要公平地说：“你很明智，但是你要将精力的五分之一用于追求知识。仅五分之一就足够了。那样一来，你反而更能体会到你生活里打球、在户外奔跑、跳跃的真正意义和快乐吧。你应该努力获得优秀的知识体系，来与你的健壮体格相匹配。要摆脱运动员特有的毫无价值的感伤主义。偶尔，哪怕文笔笨拙，也写篇小说！”

总之，虽然给出了这些忠告，我自己却有着已了解了青春意义的过来人的悲哀。

《浮士德》里这样说：“用非其所知，知非其所用。”

1954年11月发表于《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