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神经病学领域的一项研究促使更多的研究者开始探索人们遭遇创伤事件后的神经生理学特征。1766年，Maty博士向大家描述了罗达特（Lordat）个案：五年前，他被一辆旧式汽车撞伤，刚开始几乎没有不适。六个月后，罗达特出现言语障碍，并伴左前臂运动减弱。四年后罗达特因病去世，去世时罗达特患有严重的抑郁并已丧失说话能力，其脑部尸检显示，在软脑膜下有血液和淋巴积液、延髓髓质扩大、脊髓神经被膜变硬。针对这一个案，英国学者如Abercrombie、Sir Benjamin Brodie、Syme等认为，脊柱的休克性创伤导致了髓质变软或者脊髓神经功能的丧失。而美国学者Lidell、Franzose Boyer则认为，机体的某种改变导致了脊髓神经的丧失。

1830年英国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开通后，交通事故不断增加，伦敦大学外科教授John Eric Erichsen对150例事故罹难者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罹难者由于撞伤后产生强烈的脊髓刺激，其中14个人罹患慢性脊髓炎，并且炎症蔓延至脑膜，导致分子结构的改变。后来他以“脊髓震荡”为标题著书，该书指出灾难性创伤幸存者的各种心理问题由器质性病变产生，此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同年医学界对脊髓通路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面对铁路事故罹难者，1885年Erichsen的同事外科医生Herbert Page却提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即“脊髓震荡”源于内在的心理根源，他发现150例火车意外事故幸存者出现了不伴随躯体改变的紧张症状，即创伤性癔症。Page认为癔症跟神经衰弱有着类似性。另外一人Torries认为，经历过创伤的人会出现类似于被催眠时的心理状态。他阐述了一个“癔症性缄默症”的案例，一位女患者在13岁时被车撞伤，当时只有轻度的皮肤损伤，但她却丧失了语言功能。在随后的13个月内，对她做了所有可能做的检查，但没有找到原因。有一天，她靠在她妈妈的怀里，轻声地说“妈妈，我想说话了”，她就这样奇妙地康复了。

1889年，德国神经病学家Herman Oppenhein首次设立“创伤神经症”这一概念，神经系统的强烈震荡导致了他们的心理改变。Griesinger推测，事故震荡和休克的经历可能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分子水平的紊乱以及尚未知的脑部改变。大脑每次要忍受心理疾病的痛苦，并且这种痛苦在每次事故中都会出现，因此对于脑部疾病，首先要认识到它是心理疾病。不过，英国军医Charles Samuel Myer最初用“炮弹休克”定义士兵在战争中的症状，后来他继续进一步发现即使没有暴露在战争场景下的士兵也会出现炮弹休克，因此他认为创伤事件并不是对生理而是对心理造成较大的影响。

192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精神病学家Bonhoeffer等成立一个学派，他们坚持认为创伤神经症是个体为了次级获益产生的，创伤神经症患者希望从保险公司、政府或被告那里获得巨大物质赔偿满足。1925年，Panse通过对病例的研究表明事故神经症患者的精神障碍在其要求被拒绝后会马上重现，因而直到现在德国军队的赔偿条件要比其他国家严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