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鹗词学研究成果
严迪昌《清词史》[6]第三编第一章《“浙词”巨匠厉鹗和中期“浙派”词人群》第一节《厉鹗》，首先肯定厉鹗词作的“幽隽”风格是一种冷色调的秀美，从“意”、“情”、“层次”等形式美的角度分析了“幽隽”的含义。严氏指出，最能体现厉鹗词“幽隽”之美的是其吟咏山光水色的作品，分析了厉鹗词早年、中期、晚年的不同风格及其原因。其次综合分析厉氏《论词绝句十二首》表现的厉鹗追求“清”、“婉”、“淡”、“幽”的审美主张，指出其归结点在于“雅”。分析了厉鹗此种审美主张的原因，指出在乾隆前期厉鹗词不受高层文士欣赏。严氏此论是从词学史上某一个词体家的角度来定位、观照厉鹗词作词风，仅以数千字的篇幅在其词作研究的层面上作了概略的表述，对厉鹗词学审美思想形成诸因素的研究显然缺乏应有的深度与广度。
20世纪至今研究厉鹗的单篇文章不多，其中研究词的6篇、研究诗词的3篇。较有代表性的高建中《略论樊榭词》[7]认为：一、“盛世”中形成的自觉框范意识，与其感时怀古词的平钝之间存在着联系；二、孤贫遭际与淡泊之志集于一身，使樊榭词的情绪之流虽有幽独但少落差；三、“清”是樊榭词植根于精神追求、行为标式的审美意识。其“清”近幽、主淡、尚远，樊榭的幽人雅集、湖山清赏之作，最能体现“清”的独诣；四、怡情悦性的赏玩意识内化为樊榭题图、咏物词的雅趣标的；五、将情致引入虚处，于虚处锻炼空灵，是樊榭词境清幽的法门，受惠于白石、清真、草窗三家；六、樊榭词能“清”能“幽”不能厚，病在意不深浓，真气不充。
该文对樊榭的评价较为全面，在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也有独特的见解。笔者认为孤贫遭际养成的一贯清淡心性，客观上以其雅集、山水的辞章形式自然外化为淡远、空灵、“清幽”的风格，词中寄寓的情感纯真天然少有矫饰（而非高文所谓“樊榭词植根于精神追求、行为标式”、“于虚处锻炼空灵”的刻意而为），是所有考查评价樊榭词的出发点。“病在意不深浓”之苛责有待商榷，试想对一个性情孤僻、溺于坟典、窘于生计、偏嗜林泉的封建社会底层的平民寒士，后人在作文学评论时是否有必要一致地都衡以“温柔敦厚”的文艺准绳？“真气不充”的批评更是没有根据，应当说，厉鹗在其词作乃至诗作中一向都称得上比较真实地袒露了心底世界。
方盛良《樊榭词新论》[8]指出，樊榭词是厉鹗人生经历和词学思想的结晶，在浙西词派和清代词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其咏物词是厉鹗人生经历、心理性格的意象化，题画词则是清代学人词的一个独特表现，其描写女性的词作回避香艳骨软的创作传统，是厉鹗推尊词体的一种策略。声谐律美的特点，体现厉鹗在创作形式上的追求，也见出厉鹗站在词史的高度洞悉词学兴衰的眼光。其清冷幽深的风格又体现出厉鹗竭力创新、开辟新境的气度和实绩。樊榭词和现实的分离直接导致了浙派的沉寂，但亦可视为厉鹗维系其词之性命和表达自我生命体验的一种方式。
笔者认为，方氏此文持论新则新矣，但可资探讨的空间余地较大：厉鹗词作回避香艳骨软，是否足证其推尊词体？厉鹗作为浙西词派的中坚身份是不假，但是樊榭词罕及艳情，恐怕更多的是厉鹗自身性情的原因，似不必一味地生硬拔高到推尊词体的高度上去，这样的评论难以令人信服。“声谐律美的特点”一般被认为是浙西词派严守格律的一种消极表现，至少是不被后世文学评论者支持看好的，何以就“见出厉鹗站在词史的高度洞悉词学兴衰的眼光”？其清冷幽深的风格很大程度上是由樊榭的性格特点决定的，如何“体现出厉鹗竭力创新、开辟新境的气度和实绩”？难道厉鹗就是以避实就虚、遁入空灵为自己的创新目标吗？“樊榭词和现实的分离直接导致了浙派的沉寂”一说也颇有值得商榷之处，樊榭词的清空的确对后期词人有负面影响，但是追随者自身的文化积淀与才识疏浅、文字狱罗织严密、浙西词派点缀粉饰盛世升平与民生日蹙现状之间的落差等，都是重要的因素，似不必把浙西词派归于衰颓的罪责都算在厉鹗的头上，这样的结论脱离了社会历史的具体实际而有失公允。
周潇《厉鹗词论之创见及浙派词学旨归》[9]，概括了清代浙派词以“雅正”为词学旨归，内涵包括倡醇雅、贬伉直、标骚雅。周潇《“莹然而清，窅然而邃”——论厉鹗词的审美特征》[10]认为，厉鹗以其孤淡幽冷的审美趣味与深窅清隽的意境，将“清空”艺术发展到了极致。厉鹗之作能“清”、“幽”而不能“厚”，致后学流于枯瘠冷僻，浙西词派从此衰落。周潇《厉鹗与朱彝尊“清空”词风之差异及文化探源》[11]认为，厉鹗在审美趣味上偏好“孤淡”，清幽冷峭；朱彝尊则趋向“傅采”，深情绵缈。这是由二人在性情节操、生平经历、爱情生活、文化底蕴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从浙派“雅正”、“清空”的论词标准看，樊榭词才是其真正代表。
周潇诸文多四平八稳之见，鲜有创新之说。朱彝尊和厉鹗极力倡导的“醇雅”理念在具体内涵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朱氏由野入朝的生活轨迹，使其作品主旨一改往日的悲苦哀怨，自觉地应和或者追随官方意志和指向，体现的是有裨于世俗政教意义上的“醇雅”；厉氏在野的适性自由、淡泊名利，其作品尽抒徜徉自然山水的惬意，体现的是远离世俗政权、观照自我心性的纯文学意义上的“醇雅”。浙西词派开创者朱彝尊氏提倡的“醇雅”显然是随着他以“四大布衣”之一考取博学鸿词后，跻身日讲官、廷试读卷官、江南乡试主考、入直南书房，赐禁中骑马、赐居禁垣等一系列荣宠而不断深化的。盛世之下的才士厉鹗一生穷困潦倒、衣食堪忧，只好浸淫古籍、悠游林泉、流连禅院以寄意，没有心思也没有必要去自觉主动地背负起家国天下、修齐治平的栋梁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同隐士的厉鹗近乎单纯地框范于抒写自我性灵意蕴的小天地里，不可能担当起“文以载道”的责任，周潇所言“樊榭词才是其真正代表”也就难以成立了。
张兵、王小恒《厉鹗与浙西词派词学理论的建构》[12]认为，厉鹗是浙西词派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词学理论家。在他手中，浙西词派的词学理论体系更趋严密，词派建设意识更为自觉，创作内容更加丰富，词艺也更为精湛。他论词既推尊词体，宗法周邦彦、姜夔、张炎，倡导醇雅、清空词风；又强调寄托，注重词作的现实意义。厉鹗的词学理论不仅是对浙西词派前期代表朱彝尊、汪森等人词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而且对浙西词派后期代表吴锡麒、郭麐等人的词学理论有所启发，在浙西词派词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此文认为厉鹗“注重词作的现实意义”，显然不符合事实。厉鹗有他独特的词学贡献，但是“承前启后”也是有限度的。在浙西词派的发展史上，厉鹗作品日渐脱离现实生活内容，客观上对追随者造成一定的误导。后期的吴锡麒、郭麐等人，都竭力试图挽回或者弥补浙西词派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这其中就有厉鹗的部分责任，又何谈“对浙西词派后期代表吴锡麒、郭麐等人的词学理论有所启发”？作者认为厉鹗“在浙西词派词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此“过渡”的定位也许欠妥，作为朱彝尊之后的浙西词派的中坚，厉鹗的影响之大或许不在吴锡麒、郭麐之下，“过渡”之说恐怕有失准确。
王小恒的硕士学位论文《厉鹗的文学思想与诗词创作》[13]中涉及词的部分，第三章第二节概括厉鹗的词学思想为“溯词源、论词史、尊词体”、“宗法周姜、崇尚雅正”、“强调寄托”，第五章从题材内涵和艺术成就两个方面论述厉鹗词作。该文对厉鹗词作的分析较多，在涉及厉鹗词学思想方面泛泛而谈，简略而乏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