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言词学研究成果
陈水云《张惠言的词学与易学》[14]认为，张惠言释词为“意内言外”来自汉代易学家孟喜对易之卦爻辞的解释，对唐宋词的解读注重探究其中的微言大义，则是虞氏“发挥旁通”、“贯穿比附”说易方法的直接运用。他概括词的特征为“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也是明显地受《易·爻辞》对《周易》文本特征描述的启发。
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说词过于偏重作者原意的搜寻，局限于文学作品中形象与寓意之间的对应关系。张惠言对作品主旨的探索首先出于“尊体”的动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和依据。文学，包括词在内，在被作者用来表达主观情志时，不免要借助意象和修辞手法，抽象含蓄和虚实相生向来是文学作品常见的表现方法，而且涉及了文学作品解读过程中的“二次创作”问题，只是张氏可能在某些作品方面的理解感悟有失分寸。
徐枫《〈茗柯词〉及其对常州词论的实践意义》[15]认为，张惠言的《茗柯词》具有一定的溯源开境之作用，其拓开的“新境”主要有二：一是以“热肠郁思”之笔写春咏春，意高格高，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翻出词家之旧窠，创出春词之新境；二是借托情寄意之物，开别有会心之新意象。但就总体而言，张氏创作所开新境影响不大，常州词派的创作理论之影响远远大于创作实践。
徐枫盛推张惠言“写春咏春，意高格高，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实际上人为拔高之嫌昭然。细品《茗柯词》况味，多是借留春不住、春无觅处来抒发寒士不遇的幽怨与苦恼，只不过相对明显地体现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儒家诗教之旨，绝非徐枫所言“积极进取”。
迟宝东《试论张惠言的词学思想》[16]认为，张惠言的词学思想主要包括立意为本之内蕴要求、近于比兴之表现方法、低徊要眇之审美追求、指发幽隐之鉴赏原则等四部分。张惠言虽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之有系统的理论表述，其个别理论主张甚至还出现了谬误之处，但其词学思想较前代更为全面地触及词之文学特征的各个方面。
朱惠国《张惠言词学思想新探》[17]认为：首先常州词派的词学思想几乎都从张惠言的词学理论中得以生发，他提供了一种可以让人进一步发挥的理论元素，构建了一个粗糙却又大体清晰的理论框架。他对近世词学的开拓之功无人可以比肩。其次，张氏的理论又明显受经学的影响，表现出学者治词的拘囿和局限。如果从纯词学的标准看，他的某些理论并不利于词学的独立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词审美功能的充分发育，这恐怕也是常州词派在创作上无大建树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张惠言的词学理论不够完善和成熟，但他毕竟吹响了词学审美标准转向的号角，草创之功别人难与争锋。而且我们不能苛求某人既是理论大师，又是一流作手。纵观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种新的理论主张往往是在批判、推翻前人主张，从而以貌似更加先进、完善、成熟的姿态前行的同时，就注定潜在地从另一方面限制、束缚了文学的手脚或者头脑的自由。“破”、“立”之间的理论之争和实际更替，永远无休止地纠缠下去，挣不脱“否定之否定”的宿命轮回。况且，理论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实践，理论和实践往往不能够单方面理想地被设计、安装，从而成为作家谐调自如的左膀右臂。或者说，单有理论并不能确保一定可以指导训练出业绩出色的作家，反之亦然。身为经学家的张惠言以余暇治词，周济也是侧重于理论探索，如果人们在创作论上过分强调化实为虚，在批评论上过重见仁见智，辄易陷入蹈空、隐晦。“常州词派在创作上无大建树”归咎于张惠言词学理论似失公允，李煜、晏几道的词作不俗，其创作的指导理论又是什么呢？
董俊珏的硕士学位论文《张惠言研究》[18]，通过生平及时世背景、经学思想与成就、古文创作与古文观、词作与词论四部分，说明张惠言的古文与词论是其经学思想在文学领域内的投射，阐述其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积极的用世热情。赵静的硕士学位论文《张惠言研究》[19]，介绍了张惠言的生平经历、家族传统及常州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主要从崇比兴、立意格、尊词体，援“诗教”、引文赋、区正变两个方面考察张惠言的词论，探讨他的创作实践，赏析其经典篇目。
两篇硕士论文中引述前人观点较多，鲜有个人的新见，董文仅在第四章谈及张惠言的词论和词作，尤其词论部分十分简略。赵文只是作粗略框架，缺乏深入的分析。
综观众家研究厉鹗、张惠言二人的论文，多针对具体作者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理论源于实践，词人自身的家庭环境、身世经历、性情禀赋、交游范围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对作家的文学思想包括审美思想、理论主张和作品风格特征产生相当的影响。厉鹗在江湖潇洒与谋求仕禄之间的摇摆徘徊，张惠言淹蹇蹭蹬的挣扎进取与以礼修政、经世致用以期力挽衰颓的儒士责任意识，都值得被纳入考察论析的注意范围。笔者认为，清代中叶词坛的审美趣味发生了明显的流变，即由浙西词派向常州词派的理论变迁与转向。这一审美风尚的转变，影响到清中叶直至清末的词学创作与词学理论探索。而对这一扭转过程的背后许多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学术界迄今为止尚未有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成果。
清初浙西词派朱彝尊主张词抒“难言”之声而局限于“寄情”以词，乾嘉之交常州词派张惠言一味强调寄托而忽视词自身的文学体性。清中期词学审美风尚由浙西词派的“清空”、“醇雅”向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转变。本文将通过对词学自身特点的考察，从其历史沿革、发展规律、源流关系、困境与突破、继承与开拓等角度，解析清中叶词学的脉络框架；再通过对外部环境的考察，分析乾嘉之际的社会形势、政治导向、文人心态、学术思潮、文学批评走向等诸方面，特别是乾嘉学派经学研究的风潮与治学方法对词学的重要影响。
论由史出、史论结合，既要充分占有词论史料，还要充分尊重历史事实。既要对朱彝尊、厉鹗、张惠言重点词学家的词学思想作“点”的深入探索，又要关注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整体走向及其过程，把个人、流派放在有清一代词学史的背景上来评价。把对文学理论的研究跟对具体文学现象的认识统一起来，既注重词学理论的探讨，又注重词体作品的阐发，从二者表现出的文学思想包括美学思想的结合和渗透上进行研究。文学思想的发展与流变不是孤立进行的，必然受到外部环境诸因素的影响或者制约。因此，将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观照与考察，可以更清晰地重现文学思潮或文学流派的原生态风貌。
本文将运用以上诸方法，结合清中叶词学这一文学思潮转变背后深层次的社会诸元动因，试图揭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思潮与世俗政权、社会大势的趋从与暗合关系。
[1] 〔清〕汪森：《词综序》，〔清〕朱彝尊、汪森《词综》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后文重复出现的只作简注。
[2] 〔清〕朱彝尊：《红盐词序》，〔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四部丛刊》本。
[3] 〔清〕朱彝尊：《紫云词序》，〔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
[4] 〔清〕张惠言：《与陈扶雅书》，《茗柯文补编》卷上，《四部丛刊》本。
[5] 〔清〕曾国藩：《重刻茗柯文编序》，〔清〕张惠言《茗柯文编》卷首，《四部丛刊》本。
[6] 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7] 高建中：《略论樊榭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8] 方盛良：《樊榭词新论》，《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
[9] 周潇：《厉鹗词论之创见及浙派词学旨归》，《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0] 周潇：《“莹然而清，窅然而邃”——论厉鹗词的审美特征》，《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1] 周潇：《厉鹗与朱彝尊“清空”词风之差异及文化探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2] 张兵、王小恒：《厉鹗与浙西词派词学理论的建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3] 王小恒：《厉鹗的文学思想与诗词创作》，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4] 陈水云：《张惠言的词学与易学》，《周易研究》，2000年第1期。
[15] 徐枫：《〈茗柯词〉及其对常州词论的实践意义》，《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16] 迟宝东：《试论张惠言的词学思想》，《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7] 朱惠国：《张惠言词学思想新探》，《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8] 董俊珏：《张惠言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19] 赵静：《张惠言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