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初識師面

1961年夏，我從杭州一中（杭高）畢業，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當時，系裏有不少名教授，如黎錦熙、黃藥眠、劉盼遂、陸宗達、鍾敬文、李長之等，卻因種種原因很少給學生講課。黃藥眠先生因每週都坐在我們年級的“文藝理論”課堂聽課，所以常見面；其他一些教授則恐怕在校園裏碰到也不認識。至於啓功先生，雖然當時還不滿50周歲，講課的生動活潑、深入淺出在系裏已頗有名聲，但學生們也難得親聆其教，我們年級只有個別喜歡書法的同學在晚間聽過他偶爾開設的書法講座。原因很簡單，50年代後期的一場政治運動，啓功先生被“派入右”，不但被取消了1956年評定的教授資格，連給學生上課的權利也受到了限制。

1963年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們中文系二、三年級學生一道在“新2”（階梯教室）上詩詞格律的“合堂”課，講課老師正是啓功先生。在這堂課上，我得以初識師面。

啓功手書師大校訓（1997）

我記得那天天氣較熱，大教室裏坐滿了二百多人，更顯悶熱。啓功先生剛走上講臺，就脫掉了外套。他個子不高，胖乎乎的臉上戴着一副眼鏡，白襯衣外面套着背帶褲，衣袖隨便地翻捲着。他一開講先用純正的京腔念了幾首古詩，再以加重的口氣突出句中的古入聲字，那抑揚頓挫的語調馬上便吸引了同學的注意力。詩詞的聲韻格律，本來是我們這些初學者深感頭疼的東西，尤其是四聲中的入聲及清、濁音的區分，對於我這樣熟悉保留有古音的方言的浙、閩、粵同學來講還稍好些，講北方話的同學則很難體會，啓功先生卻以吟詩入手，給大家以聽覺上的生動感受。然後，他又形象地將平、仄聲符（─ ─ | |）在黑板上畫成竹竿，用截取竹竿的方式來講解五、七言詩格律的基本句式，既形象直觀，又深入淺出，簡明扼要。在講授中，啓功先生妙語連珠，活潑風趣，使同學們茅塞頓開，興趣倍生，也全然忘卻了夏日的炎熱，有時看到啓功先生不經意地用衣袖去擦臉上的汗水，便報以善意的笑聲，課堂氣氛十分活躍。當時，我們看着樂呵呵的啓功先生，都覺得他是樂天派，竟無人知曉他蒙受的不公正待遇。只是在多年後，我見到啓先生為第一屆教師節的題詞：“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才對他的樂，有了新的認識。

啓功早年講詩文聲律時輔導學生用的表格（聶石樵、鄧魁英先生提供）

啓功座右銘

啓功的題詞

從1963年冬天開始，師生們開始投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我們年級先到京郊大興縣兩個月，後又到河北衡水九個多月，不再照常上課，我們再也沒有聽啓功先生講課的機會。這第一次（也是本科學習階段惟一的一次）聽先生講課的情景，卻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終生難忘。

“文革”浩劫，有“摘帽右派”與“反動學術權威”雙重罪名的啓功先生的遭遇自不必細說。起初，我們聽說他收藏的古代字畫被迫上交了，一些藏書亦岌岌可危。先生對來家裏“抄封資修”的學生說：“我這裏只有‘封’而無‘資修’。”幸虧四年級有兩位出身好的同學彭加瑾、王永敬說：“既然你這裏只有‘封’，就給你封了吧！”他們聰明地將“紅衛兵封條”貼在啓先生的書櫃上，使後來造反者不能再打開抄沒，才使這些藏書免遭厄運。（不久之後，彭、王二位也因寫了質疑“中央文革”的大字報而被打成反革命。）多年之後，啓先生還念叨着這兩位同學的機敏。大約是1967年的春節前後，忙於奪權的造反派已無暇顧及“死老虎”了，像啓功先生這樣的教授不再被重點“亮相”（批鬥）了，只是每天都被責令去打掃衛生。當然，也有“戰鬥隊”指定啓功先生抄寫大字報的，算是“用其所長”。啓功先生對這些都處之泰然。有一天上午，我從西北樓三樓的宿舍出來，經過樓道廁所門口，忽然聽到有些耳熟的京腔：“掃地也有訣竅，先掃四角，再掃中間……”我探頭一瞧，原來是啓功先生手執拖把正在跟另一位愁容滿面的教授（好像是鍾敬文先生）打趣。先生身處逆境中的這種達觀情緒，又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後來我在西北邊陲工作十年，在工作與生活上碰到種種困難與挫折時，腦海裏常映現出啓功先生在課堂上吟詩及樓道中的這一幕，惋惜自己無緣跟隨像啓功先生這樣的老師學習，也更堅定了探索人生真諦的信念。

啓功與作者（1984）

1978年夏，高校恢復招收研究生。北師大中文系首批只招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碩士生，指導教師是郭預衡、聶石樵、韓兆琦三位先生，全國報名者有140多人，十分踴躍。我在新疆應考，後又到北京參加復試，於1978年秋回到母校開始了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大約正在此時，學校開始考慮恢復啓功先生的教授資格。到第二年，系裏才安排他為研究生講課，之後又正式擔任我們三個選做“唐宋段”論文研究生的導師。在初識師面15年之後，我慶幸自己又能直接聆聽啓功先生的教導，續上了師生因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