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師生情緣

母校中文系招我們這批研究生時，招生簡章所列導師名單裏並無啓功先生，其原因有二：其一，他當時還是“摘帽右派”，並未恢復二十二年前就已經通過的教授職稱；其二，他剛從中華書局參加點校《清史稿》回來，系裏還未考慮安排講課。就在這一年，啓功先生以他特有的風趣、大度和幽默，用略帶自嘲的口吻自撰了一首《墓誌銘》：

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諡曰陋。身與名，一齊臭。

寥寥72字，簡潔樸實、生動傳神地自述了坎坷遭遇，也表達了先生對人生的達觀態度。

大概是要“落實政策”吧，中文系安排從1979年4月5日起，啓功先生開始為我們這班研究生講“唐代文學”。歷盡劫難，性情未變。啓先生講課仍是那麼風趣而透徹。因為教研部門仍按老辦法將中國古代文學分成先秦、漢魏、唐宋、元明清四段，讓教師各講一段，學生亦各攻一段。啓功先生很不贊成這種“分段教學法”，認為不科學、局限大。他對我們說，文學的發展，常常隨着歷史的標誌為標誌，某朝某代，甚麼初盛中晚，前期、中期、後期。其實文學和歷史，並非雙軌同步。文學家並非在“開國”時一齊“下凡”，亡國時一道“殉節”，因此清代袁枚就最反對把唐詩分為“初盛中晚”。

先生打比方說，譬如烹魚，燒頭尾和燒中段，從來也沒法規定以第幾片鱗為界線去切，只是估摸着硬切罷了。而教書又畢竟與燒魚不同，燒魚可以裹上麵糊用油一炸，斷處剖面均被掩蓋，更不需血脈相通；教文學則既要在縱的方面講透它的繼承發展關係，又要在橫的方面與兄弟藝術品種相關聯，一個作家與作品的上下、前後、左右都不是孤立的，要弄清就需要豐富的知識、深入的探索、精煉的選擇和扼要的表達。

先生還講了一個故事：從前有一位將軍在戰場上負傷，胳膊中了一箭，跑回大本營求醫。一位“外科醫師”將露在皮膚上的箭竿鋸掉後對將軍說：“我的任務完成了，剩在肌肉裏的箭鏃你找內科大夫去治吧！”這個幽默而誇張的小故事，讓我們在哈哈大笑中領會了先生反對機械分段的道理。先生常說：“沒有吃過豬肉，難道還沒有見過豬跑？”他便將自己的課起名為“豬跑學”。

啓功先生在給我們講課時，不僅常常有意突破“唐宋”這個小框框，還常常突破“文學史”這個大框框，深受大家歡迎。

5月17日，系裏安排的“唐代文學”課講完後，啓先生又在5月24日、31日加講了八股文和古詩詞作法，然後由郭預衡先生接着講宋代文學。啓先生感到言猶未盡，到秋季，又主動提出每星期到我們宿舍來講一次課，可以更靈活、自由。於是，在狹小的宿舍裏，他又為我們講了明清詩文和《書目答問》等。和十六年前我第一次聽先生講課一樣，啓先生講得還是那麼生動風趣，那麼淋漓透徹。正是這些輕鬆的雜談、對話式的授課，開拓了我們的學術視野，豐富了我們的專業知識。不僅如此，有時在宿舍講完課，先生便當場為一位同學寫一幅字。先生在宿舍總共講了七次，我是1980年初先生第七次講課後獲賜墨寶的。先生書贈我的是他論蘇東坡詞的一首絕句：

潮來萬里有情風，浩瀚通明是長公。無數新聲傳妙緒，不徒鐵板大江東。

我們這頭一批研究生共九人，當時被戲稱為“中文九子”。啓先生總共在宿舍寫了幾幅字，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反正還有幾位同學沒有拿到，我只記得其中一位是呂伯濤兄，當時很是遺憾了一陣。當然後來都已“補賜”，皆大歡喜了。

第四學期開始不久，我與另兩位同學被分在“唐宋段”，就由啓功、鄧魁英兩位先生來指導。為了給撰寫學位論文做準備，我在讀書之餘也試着練習寫些短文章，呈給兩位老師批改，如《駱賓王散論》請鄧先生批改，而與西域有關的文章則呈啓先生過目。我寫了一篇論元代維吾爾族散曲家貫雲石的長文，啓先生看後覺得可以發表，但文字還應提煉，就又專門讓我練習用文言文寫了關於讀陳垣校長《元西域人華化考》的心得體會。1980年初，我寫了一篇《胡旋舞散論》請啓先生指點，先生看後說：“我不舞蹈，介紹個老師指點你吧。”他提筆給北大陰法魯教寫了封信，把我的文章連信一道寄給了陰先生。不久，就接到陰先生的來信，約我去他家面談。陰先生不僅對的習作提出修改意見，還介紹我認識了文化部藝術研究舞蹈所的王克芬老師，並將我的文章推薦給《舞蹈藝術》表，還讓我到舞蹈所聽吳曉邦先生講課，以後我參加編《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撰寫整理與研究敦煌譜殘卷的文章等，均緣起於此。

我1966年在北京師大中文系本科畢業，志願到新疆工作，從1968年初夏到1978年深秋，在天山北麓的烏魯木齊市教了十年書，對祖國的西北邊陲有些切身的體驗，所以選擇唐代岑參的邊塞詩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啓先生對此十分支持。大概是在1980年4月，我先試着寫了一篇不到4千字的短文《“瀚海”辨》。因為是平生第一次寫考證文章，心裏沒底，就呈請啓功先生批改。不料先生看後頗為誇獎，要我再“打磨”一下去發表。就在當年8月，我特地回到新疆，到天山南北的庫車、輪台、庫爾勒、吉木薩爾等地做了一次實地考察，拍了一些照片，除修改了《“瀚海”辨》之外，又撰寫了考辨岑參詩中若干地名的文章。啓功先生看了文章和照片，甚為高興，馬上提筆給中華書局的傅璇琮先生寫了一封信，將我的文章推薦給《學林漫錄》發表：

璇琮老兄：

茲補呈文稿三篇，一為金文略說，乃俞敏先生作。另二為柴劍虹同志作，皆關於岑參之事，附照片三頁。柴在新疆工作有年，此照片乃其今夏自拍者。三稿請審閱，何處可用，請隨意處理。如不適用，退稿無妨。柴文尤望賜以指正，此人為高材研究生，公曾於講學時見之者。俞文似太古，渠亦未諄囑代投，此弟為《漫錄》拉稿耳，備用而已。拙稿廿首不夠《文史》水平，《文史》當另以《耳食錄》補白，請轉告吳兄。

弟功上　_九日

信中提及的俞敏先生是中文系的教授，著名的語言學家，也是我讀本科時教古代漢語的老師，我做研究生時旁聽他教的古梵文課，寫貫雲石文章時也向他請教過語言學上的問題。當時我並不知道，正是啓功先生的這封信及他推薦的拙作，促成了我與中華書局的因緣。

第五學期，系裏要古典文學教研室進一步確定各位研究生碩士論文的指導教師。當時，我希望能由啓功先生來指導我做論文，但“唐宋段”的另兩位同學也很想要在啓功先生名下指導，系裏讓我“發揚風格”。記得有一天從學校主樓出來，啓功先生與我邊走邊談心，他講：“你是黨員，又是班長，既要服從組織安排，又要照顧同學情緒，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鄧先生指導下做好論文。至於課外時間，我仍衷心歡迎你多來我家閒聊。”在這之前，我已經是啓先生小乘寓舍的常客，而先生這一句話，則更加深了我與啓功先生的師生情緣。

啓功先生與師母沒有子女，師母已在1975年初病逝。當時，先生一人住在西直門內小乘巷86號他內弟家中一間小平房裏。那是一間十分簡陋的小屋，總共不過十一二平米大小，白紙糊的小窗戶，頂棚上已佈滿窟窿，地面也已凹凸不平。臨窗有一張條桌，靠牆安着牀，剩下的空間便只夠擺兩把椅子，書與紙只好插空堆着。1979年秋我第一次踏進啓功先生這間陋室時，望着眼前的景象，不但驚訝得半晌說不出話來，而且從心頭升起濃重的悲哀：一位全國第一流的文史專家與書畫家，竟住在這樣的房子裏，甚至還比不上我剛到新疆工作時與人合住的簡易宿舍！倒是啓功先生笑着對我說：“我這裏還不錯吧？晴天可聽麻雀爭吵，耗子奔跑，雨天接漏有叮噹的水聲，只是查書不便，多來個客人沒處坐，實在對不住了。”

當時，到小乘巷拜訪啓功先生的人已經不少，雖然還遠未達到後來在師大小紅樓那樣賓客盈門、高朋滿座的地步，但因房間太小，有時同時來兩三個人就很不方便了。後來有一位在海軍工作、跟啓功先生學書畫的朋友實在看不過去，就找部下幫忙將居室一隔為二，雖然裏間更為侷促，卻有了調劑來客的餘地。隨着先生在書畫界的影響與日俱增，加之先生有求必應的好脾氣，登門求字、求教的常常絡繹不絕，有時鬧得終日不得安寧。先生自嘲地說：“我成了動物園裏供人參觀的大熊貓了！”啓功先生70年代起就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及頸椎病、氣管炎，小屋潮濕，天氣一變就易犯病。我真切地記得有一次去小乘巷，看見院門上貼着一張白紙，上面是啓功先生寫的16個字：“熊貓病了，謝絕參觀。如敲門窗，罰款一元。”我趕緊進院子推開小屋的門進去，先生正躺在牀上，滿面病容，不住地咳嗽。先生見我進屋，還說：“你沒有敲門，所以不必罰款了。”就在此時，先生還不忘幽默，真讓人心酸而又感動。先生的居住條件一直到我們研究生畢業離校後才逐步改善。

從1979年秋到1981年秋研究生畢業，我幾乎每月要去小乘巷先生住處三四次，無論是帶着學業上的問題求教，還是陪先生待客及閒談，抑或聽先生講說詩文書畫，耳濡目染，其間領受的教益何止千百，師生間的感情也逐漸加深。1981年夏，我的碩士論文寫好後，除交給鄧魁英先生審讀外，啓先生破例擠出時間來通讀了一遍，給我具體的指點與鼓勵。他特意請時任中華書局副總編的傅璇琮先生來擔任我的學位論文答辯委員，為此又給傅先生寫了一封信：

璇琮同志：

台旌榮旋後，尚未獲晤。茲有二事奉求，懇予分神指教：一、杭州美院研究班朱關田同志撰李邕行年考一文，擬求賜予指正，茲介紹往謁面談，望賜延見。二、師大柴劍虹同志畢業論文關於岑參者，敬求我公為校外審查，賜予評定，並參與答辯，其文公已大致看過，過目當不多費時間也。容當面謁詳罄。即頌撰安！

弟功敬上　七日

答辯前一天，啓先生又特地關照我答辯時要注意哪些問題。論文答辯順利通過後，我又一次面臨工作分配問題。師大一些老師希望我留校任教，但因為我們這一屆同學本市生源多，外地生源留校有困難，我表示願意回新疆工作。啓功先生經過周到考慮，認為我還是留京較好。在我的一位老同學幫我落實了一個留京指標後，啓先生特地向中華書局推薦我。他對我說：“書局主辦的《學林漫錄》二集已經發表了你的文章，傅璇琮先生又參加了你的論文答辯，已經對你有所瞭解，到書局也有利於你繼續做學問。”他又意味深長地說：“我對中華是有感情的，中華是我的第二個家呀！”這樣，我在1981年11月進了中華書局，開始了編輯生涯。

我進書局工作20多年來，啓功先生仍無微不至地關心我的工作、學習與生活。剛到書局時，還沒有集體宿舍，我和盛冬鈴、陳抗二位合住王府井36號辦公樓五層的一個小房間，生活不很方便，先生常常打電話來叫我一起到飯館改善伙食，順便聊聊在書局的工作感受。1982年1月中，先生要帶領一些在校研究生參觀故宮，還特地提前通知我也隨隊觀看。參觀時，有些文物我們看不太明白，他就坐下來細細為大家講解。最讓我感動的是，在1984年夏我結婚時，啓先生事先特地為我們畫了一幅硃竹，親自裝在一個石膏製花邊的鏡框裏，在7月18日那一天，已經72歲的先生，坐着當時任豐臺區委書記的陳昊蘇先生的車，從城西開到城東南的蒲黃榆，親自端着沉甸甸的鏡框，帶着昊蘇先生，一步步爬樓梯送到我居住的六樓宿舍裏。當先生看到我們宿舍沒有煤氣罐，還用煤油爐做飯時，便對昊蘇先生說：“蒲黃榆屬豐臺區管吧？你這個父母官是否幫助解決一下煤氣罐啊。”質樸的昊蘇先生連忙解釋說：“這煤氣罐可不歸區裏管啊！”二十多年來，此情此景，常在我腦海中浮現，永遠不會磨滅，我也難以用言語來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

多年來，我也仍常常去師大紅六樓看望先生，有時因出差在外或工作忙，有十天半月見不到先生，心中便悵然若失。2003年“非典”肆虐之前，我每次去紅六樓，看先生待客寫字或閒聊，啓先生就會拿出他寫的文稿或寫詩的小本子來，讀給我聽，而且常常留我在家中一起午餐，邊吃邊聊，十分愉快。有一次先生正在寫扇面，用一個像繡花工具似的特殊的繃子將褶皺的扇面夾住繃平，才好往上寫字。我是第一次見先生這樣寫字，便請先生也為我書寫一幅。先生便為我在扇面上寫了唐代虞世南的詩句：“焰焰戈霜動，耿耿劍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詩中正巧嵌着我的名字，又是寫新疆的景色，由先生寫給我，真是格外有意義。有一回，我踏進啓先生的客廳，他剛寫得一副集江子屏、汪容甫先生文中句的對聯：“地負海涵淵渟嶽峙，桃花淥水秋月春風。”便問我：“這聯如何？”我說：“好！”“好就給你吧！”拿着先生賜予的墨寶，我真是喜出望外。又有一次，啓先生寫完這樣一副對聯：“佛祖傳心如指月，詩人得句在聞鐘。”他自己覺得比較滿意，見我帶着相機，便站在桌前一手拿一聯說：“來，照一張！”先生窗臺邊常年擺着“謝絕照相”的牌子，但只要我帶去的客人想和先生合影，他總是高興允諾。可是房內光線差，有的就用閃光燈，對先生的眼睛不好，這樣反而讓我覺得十分對不住先生，有時只好當一回“惡人”，提前告訴客人千萬別提出照相要求。

1986年，書局評審職稱，我和陳抗、盛冬鈴三人作為文革後第一批碩士，且工作過十餘年，申報副編審在評委投票中均獲全票通過（我作為評定小組工作人員知曉投票結果），但是有幾位本科一畢業就到書局工作的編輯未獲通過，有評委違反紀律將投票結果先透露出去，於是引發了一陣小小的地震——那幾位先生聯合起來向局領導提意見，大概是按照論資排輩的慣例，我們三人“局齡”小，不該超越他們。當時書局以李侃先生為總編的新班子剛組建不久，為了“維護穩定團結”，李侃先生便找我談話，說決定重新投票，希望我能“讓一讓”，並不要將原投票情況告訴陳、盛二位。與此同時，傅璇琮先生還專門到師大請啓功先生做我的工作。啓先生對我說：“我是完全相信你會正確對待的，但作為老師要勸自己的學生別晉升職稱，那怎麼可以呢？”我從先生的話語中，聽出了他對學生的殷切期盼。1993年，當我獲得國務院頒發的“有特殊貢獻的專家津貼”時，啓先生非常高興，還專門請我去“撮一頓”表示祝賀。1997年，書局一個副總經理向我轉達了一位版協領導的意思，希望調我去做線裝書局的負責人。我表示自己已年過五十，不適合再做領導，還是留在中華做一個普通的編輯為好。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啓先生時，他也表示贊成，並仔細地為我陳說利弊。我開玩笑地對先生說：“您當年對老校長說‘少無宦情’，我現在可是‘老無宦心’。”先生大樂。

多年來，每當自己在學習、工作或生活中遇上問題、碰到困難時，總能從先生處得到指導、幫助與安慰。我從心底裏體會到了“師生情同父子”！啓功先生大我父親半歲，望着眼前慈祥和藹的先生，我常常想到自己的父親。因為父親在外地工作的緣故，我從讀小學起就不在父母身邊，中學快畢業時父親剛調回杭州，不久我又到北京上大學，大學畢業後又遠赴新疆。屈指算來，父子相聚的日子甚少。這個缺憾，如今卻在老師身上得到彌補，這興許也是命運的安排吧。80年代末，我父親來北京小住時，到小紅樓看望啓先生，兩位老人暢敍興濃，合影留念，先生還揮筆寫了一首《題董香光畫冊》的詩相贈：

五嶺奇峰幾萬重，雲程俯首瞰芙蓉。

墨緣似與華亭約，一日羊城兩度逢。

記得80年代初的一天，我在啓先生家聊天，時近中午，啓先生說：“今天咱們坐公共車去遠處吃飯如何？”於是，我們就從鐵獅子墳乘22路公共汽車到西單路口的一家飯館午餐，順便到附近的中國書店轉轉。汽車的擁擠使身體略胖的先生不勝其苦，而車上居然無人給先生讓座更讓我內心酸楚。回到小紅樓後，先生翻開他的寫詩稿本，給我念他前不久做的《鷓鴣天•乘公共汽車》詞，念到“變個驢皮影戲人”一句，先生哈哈大笑。我說：“啓先生，大家都說您是真正的樂天派。”不料這時先生突然嚴肅地對我說：“我內心的痛苦，又有誰知曉？”這話使我受到極大的震撼，也引導我逐漸地去認識啓先生的家世與遭遇，瞭解他的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