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這樣的討論應該繼續

（本文原載《讀書》2010年第11期。）

資中筠老師把中國歷史上一直延續到現在的所謂“道統”和“法統”說得這麼清楚，這對我很有幫助。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上，作為政權象徵的法統和作為知識分子精神傳承的道統是分開的。由此，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家國情懷，有了那種關心國家大事的——孟子說的——大丈夫的氣概。在中國歷代都是法統禮拜道統，而不是相反。當然道統又是為法統服務的，就是貴為皇帝也要對孔孟之道勤奮學習，正所謂“天地君親師”嘛！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把一個法統即政權的合法性和一個道統即意識形態的合理性結合在一起，同時又難以擺脫封建文化和種種殘餘勢力的影響。毛澤東同志說的“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這個意思。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歷史環境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出讓了自己的思想，放棄了獨立思考的權利。其實“文革”之前，意識形態中就已開始了“文革”。知識分子逐漸放棄了對祖國、對人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積極、勇敢的思考和批評。

我覺得中國皇帝在這方面最花力氣的就是雍正。雍正不但要做皇帝，他還要把儒、釋、道三教結合起來，統治臣民的思想。他說，我既是人間的帝王，也是我子民的導師。他辦過“當今法會”講習班，他把皇子們請來，還有曹雪芹的表哥，在京郊西山登壇說法，自己命名“破塵居士”。中國歷史上已經分開的道統和法統，雍正又要統合起來。但雍正權威不夠，他失敗了，並在道統影響深遠的中國留下罵名。在我們思想解放、接受新鮮事物的時候，資老師的這種區分特別寶貴。我借用資老師說的“道統”“法統”的說法，意思是要表達：人民思想文化的存在與發展和國家立法、執法、司法職能，既要聯繫，又需分開，現在還是要更多強調一分為二的方面，恢復發揚知識分子為國為民的憂患意識和社會責任感。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確實有很大成績，但是對改革開放的各種說法也非常多。最先最有權威的說法還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說我們有兩種改革觀。現在我看，何止兩種改革觀，我們有多種改革觀。一個工人跟我說，現在我們的政策到底是為誰來服務？讓我們工人下崗，幾次會就可以決定幾千萬的工人下崗，而你們幹部的車改，改了十幾年還沒改出個名堂來。他說，到底我們下崗重要還是你們車改重要？我們的城鎮化應該推進，但是城鎮化推進的結果，就是農民的集體所有制的土地不斷變為國有土地，國有土地再賣高價，這是明目張膽地、變着法地剝奪農民的生產資料。這全無馬克思主義的“道統”，卻打着國家的“法統”旗號，這哪有一點社會主義的勁兒？

這回高考，我看了得零分的一份卷子。一個考生寫道：什麼仰望星空，腳踏實地！我就想當官，就想當公務員，當公務員賺大錢，這是我的真話。這個思想當然不好，但是你給他一個零分好不好？我覺得也需要研究。我們現在整個社會風尚都是當官做公務員，人家說了句實話就是零分，是否教育部門又在通過考試讓青年學生出讓自己的靈魂和思想呢？

對此，有的同志問怎麼辦？我覺得現在社會主體人群確實大大變了，“50後”“80前”已經成為我們社會的主體。他們中很多人並不熟悉歷史，不知道“文革”，這是不足的。但是，那種愚忠的東西他們也不接受，他們中的很多人愛國熱情普遍不低，很少有人願意出讓自己的思維能力，這方面比我們這代人強多了。但我們這代人得歷史際遇所賜，決不受人蠱惑煽動，喪失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能力。過去我們說社會主義合法性的時候，總是縱比，拿自己的現在和自己的過去比，我們比解放前好，比1949年好。現在可以與其他國家橫比了，甚至認為我們馬上可以超過日本了，我們已經超過德國了，美國現在也很怕我們了。但我們怎麼超過日本？日本還有一個海外的日本，海外資產一萬八千億美元。這個一萬八千億美元加上來，我們又差了一大塊。我們的投入產出效益怎麼樣？GDP和EDP（綠色國內生產淨值）能夠平衡嗎？這都是國計民生還未解決的問題。像這樣的討論不可中斷，應該繼續進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