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民富應成為中國未來改革開放的目標

（本文原載2011年5月26日《日本新華僑報》網。）

胡耀邦追求理想和現實的結合

《日本新華僑報》：在我看來，胡耀邦是一位具有濃厚理想主義色彩的革命家。理想與現實總是會有距離的，或者說總是會發生衝突的。這個問題仍然存在，未來可能也會存在，您是怎麼看待的呢？

胡德平：可以這樣講，我父親胡耀邦是一個理想主義革命家。在我看來，我父親在任何時候，包括在“文革”期間受到打擊、受到一些不公正的批判的時候，他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都沒有消極過。說實在的，我父親也愛玩，原來喜歡打麻將，後來改為打橋牌，但他都是有節制的，他不消極、不庸俗，沒有低級趣味。

我覺得父親也重視把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結合起來。比如，在中共十二大討論未來二十年GDP翻番的問題時，他就指示，針對這個理想性的目標，必須要考慮前十年如何打基礎，後十年如何更快地發展，每年的發展速度究竟是多少。要求精確計算隨着經濟的發展，有多少農民要進城——他預計有上億的農民將要進入城市發展。也就是說，面對追求的理想目標，耀邦也是很現實的。

過往的改革開放有兩大重點

《日本新華僑報》：現在，對改革開放的認識與評估不盡相同。您是否認真考慮過，對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應該怎樣概括？

胡德平：對於中國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實在是難以用一兩句話概括清楚的，因此，有各種評價和認識也都是正常的。在我看來，這場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從未有過的改革開放運動，其內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對人的思想的解放。胡耀邦主持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就是對人的思想的一種解放，說到底，是對人的一種解放，如果不去解放人的思想，不去解放人，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改革開放就無法進行。

第二個方面，是對產權制度的探索。改革首先發生在中國的農村，在集體所有制不變的情況下，變革了農民對土地的經營權、使用權、責任制，進行了一場經營方式的改變，就是這樣一場變革，讓中國的農民在短短的幾年內，能夠吃飽肚子，國家穩定下來了。

胡耀邦也想把經營責任制引入國有企業，但這觸動了國有企業所有制的一些深層問題，也因此遇到不少阻力，出現許多新的問題，給改革開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民富”應成為改革開放的目標

《日本新華僑報》：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到了一種什麼階段，我知道輿論的看法也是不同的。您認為中國今後的改革開放應該怎樣搞呢？

胡德平：這個問題我也一直在思索，但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答案。當年，嚴復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文譯名為《國富論》。這是在中國受到西方列強欺侮的背景下翻譯出來的，顯示出譯者盼望國家早日富強的心情，也對後世強調“國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實，亞當·斯密講的是國民財富，說的是“民富”而不僅是“國富”的問題。因此，未來的改革開放要不要把“民富”放在第一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我認為，“民富”應成為改革開放的明確目標。

中日關係重在未來

《日本新華僑報》：我們換一個話題。提到胡耀邦，人們自然就會想到他對中日關係發展傾注的熱情和努力，他對中日關係的未來究竟怎樣預測呢？

胡德平：我記得這件事情。我父親宴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時候，我沒有參加，我二弟參加了，我妹妹參加了，我的女兒參加了。有這樣一個小插曲很能說明問題，家宴結束以後，菜單上有我父親的簽字，也有中曾根康弘的簽名。我父親對中曾根康弘說：“我有一個建議，把這份菜單作為一個禮物，送給我孫女吧。她現在還是一個小朋友，等進入21世紀的時候，我就不在了，我們的第二代也要老了，希望第三代的人能夠把中日友好繼承下去，我也希望自己的孫女成為見證和促進中日世代友好的未來人。”這個插曲說明，我父親對中日關係是從長遠着眼、從小事入手的，這在今天也應該有借鑒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