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现状述评

（一）关于首轮修志理论的研究

仓修良《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1期）一文深入分析首轮修志以来方志理论状况，认为由于修志人员缺乏包括史学理论在内的必要理论基础，仅停留在经验总结阶段，不能把许多丰富的修志经验加以升华，无法写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更不能形成高水平的方志理论著作。来新夏《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期）一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方志理论研究作了初步总结，认为无论是在综合性研究还是专题研究方面均取得重要成果，随着首轮新编地方志编纂的持续进行，包括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和学科体系在内的方志学理论体系构建问题，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之一。钟英在《方志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再思考》（《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为适应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首轮修志理论应当进行改革，即将以地方志为研究对象的方志学，改为以认识与记述地情（区域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方志学，从而加强地情研究，促使方志工作为一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推动一个地方以经济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范洪涛的《新方志理论研究的特点及表现形态》（《新疆地方志》2010年第4期）则提出，首轮修志开展以来，方志理论建设与修志实践相比较而言，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表现为：一是重方志编纂实践，轻方志基础理论研究；二是全国已出版的方志学通论性著作已有数十部，但具有开创性、系统性、奠基性、权威性的新方志学著作尚未出现；三是对传统方志予以简单继承，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予以改革，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精神不够，影响方志理论的发展。侯文正在《对新方志编修格局的回顾与继承创新问题的思考》（《沧桑》2001年第1期）中指出，首轮新编地方志在继承旧志基本传统和特征的基础上，从思想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从言辞表达到语言逻辑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但在记述内容、体例结构、编写方法等方面的继承与创新存在不足。

（二）关于首轮地方志的体例问题

李少先《试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特征和体例问题》（《四平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认为，社会主义新方志要有新体例，具体而言，新方志体例应有记、志、传、图、表、录、照等，修志时可按问题和材料的要求分别加以运用。董一博在《关于县志体例及篇目问题之商榷》（《董一博方志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一文中指出，首轮地方志体例相对于旧志而言，既增加了内涵，也扩张了外延，是对整个志书的总体“设计”，要求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从修志实践来看，一些志书在所用材料及组织方法是否符合当地实际，是否能够概括全貌并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征等方面，仍存在较大问题。何惠明在《论新方志编纂中的六个重要问题》（《方志论集》，方志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中提出，一直以来“横排门类，纵写史实”是方志编写的基本体例，但是横排门类应该横排到什么程度，怎样做到横排有度和纵横相宜，这个问题在首轮修志工作中普遍存在。

（三）关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述问题

首轮修志工作启动以来，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是分散记述还是集中记述的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王金城在《对于建国以来政治运动集中记述问题的几点见解》（《中国地方志》1989年第6期）中，总结修志实践经验，提出集中记述具有突破体例束缚、反映时代特点、增强志书功能和有利于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等优点，应当成为编写志书的有效方法。陆慕祥的《加强县志政治门类记述的一点设想》（《中国地方志》1991年第3期）一文，从县志编纂实践中发现，首轮新编地方志的地理、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各门类都有比较丰富翔实的资料，可读性强，唯政治门类相对单调贫乏，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反映不够，成为首轮县志中的明显缺陷。甄炳昌在《关于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记述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是确保新编地方志政治质量的重要问题。在首轮新编地方志编纂工作中，修志人员对于这个问题尚缺乏成熟的经验，必须认识到记述的出发点是为了全面、深刻地反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些重大政治斗争（包括它的巨大成绩和重大失误）的历史面貌，体现重要的历史经验与客观规律。因此，对于历次运动的记述，应当深入分析和正确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何惠明《浅论新方志如何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方志论集》，方志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页）一文认为，怎样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政治运动，是首轮修志最突出的难题之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新人新事，反映了时代特征，只有将这些错综复杂的历次政治运动编写好，新方志才能“立足当代”，反映历史经验，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关于重要历史人物入志问题，黄苇在《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21、822页）一书中提出，凡对本地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或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劣迹昭著的典型已故人物都应写入志书。首轮新编地方志记述人物时，要以本地人物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坚持生不立传、详今略古的原则，尤其是强调人民大众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要体现志书的“人民性”。

（四）关于首轮修志资料及志书利用问题

卢万发在《资料工作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新疆地方志》2008年第1期）中指出，首轮修志工作中，由于人们对资料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所以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方面存在着许多弊病。有的取舍不当，或事无巨细地“照单全收”，缺乏编者的著述思想，或未能充分占有资料，人为地造成种种遗漏；有的在运用资料时未对文献加以详细考证，直接沿用书中错误的说法，以讹传讹，严重影响志书真实性、科学性和存史价值。王复兴撰写《首轮修志资料工作的成绩与不足》（《广西地方志》2011年第2期）指出，首轮修志对资料征集作了大力宣传，形成资料工作队伍，对资料进行调查、搜索、梳理、收集，并经科学整理，获得极为丰富的资料，取得一批重要成果。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从资料种类看，考察资料、口述史资料和图照资料存在不足；从资料内容看，新中国成立前的资料、政治运动资料、普通大众资料相对缺乏。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年第1期）一文表示，全国首轮修志自80年代初开展以来，到2000年11月共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4280部，约40亿字。此外相关部门还编辑出版了相当数量的部门志、专业志、乡镇志等。中国地方志数量如此之多，并且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人们对它的重视和利用尚不足，因此怎样认识地方志的价值和发挥其效用，成为当务之急。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学界已从方志理论、志书体例、编纂方法、修志资料与应用等方面，对首轮修志做了专题研究，尤其是一些论著，其论断来源于修志实践，论述深入，针对性强，这为本书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