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路、方法与创新

从方志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视角，系统梳理首轮修志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是关于首轮修志的理论研究尚不系统、不深入。首轮修志理论研究工作开展以来，由于没有现成的修志理论可以借鉴，各地修志工作者主要是利用以前的研究成果，在修志的基础上边实践，边总结。这些总结出来的理论成果，总的来看是实用性、应用性的研究，对经验、对感性认识的一般总结多，进行抽象、上升为理论认识的少；对编纂技巧研究多，对基础理论研究少；个别的、局部的、微观的分析研究多，全面、系统、整体、宏观的综合研究少；分散的、自发的选题研究多，对地方志和方志学的一些重要课题、基本问题，有计划、有针对性的组织力量研究少。

二是首轮新编地方志的体例、篇目与框架等大同小异，缺乏地方特色。首轮修志因编修断限长、时间紧、任务重，修志工作者往往在相互学习和参照，产生了体例和篇目相似甚至雷同的弊端，导致一些志书缺乏地方特色和自主创新。一些市县志书甚至参照省级志书的构架设计，形成大、中、小篇目混用的情况，严重影响志书的整体质量。

三是首轮修志的征集资料工作不到位，资料审核、运用有所欠缺。资料是志书的生命力，首轮新编地方志因其断限时间较长，一些民国时期的资料较难征集，再加上过分强调“详今略古”的原则，造成志书资料分布不均匀，加之地域差异等因素，资料缺失的情况相当普遍，往往造成资料不足或无资料可用的局面。同时，对征集的资料，审核、考订工作有所欠缺。如何提升资料质量，确保入志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成为修志工作的关键问题。

四是回避敏感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造成记述的断层与片面化。首轮修志在记述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时采取“三宜三不宜”原则，即“宜精不宜细、宜分不宜合、宜略不宜详”。按此原则，大多数首轮市县志书仅在大事记中设若干条目记载当地发生或涉及的大事，从而造成事件过程记述不清楚，人物事迹表述模糊的弊端。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深入考察和认识，本书拟通过梳理首轮修志的历史脉络，从方志理论研究、志书体例结构、志书编纂方法等视角，对首轮修志予以全面考察，在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旨在总结首轮修志工作中的利弊得失，为当前修志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本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充分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探索首轮修志的组织、人事、经费、运作等情况，力求厘清首轮修志启动、开展、深化和基本完成的历史脉络。从首轮修志的方志理论、志书体例、修志方法等问题入手，深入分析和总结修志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注意充分挖掘有关首轮修志的档案资料、调查资料和口述资料等，在分析和解读史料的基础上，将首轮修志与民国时期修志进行对比，借此把握不同历史时期修志理念的变化及复杂原因，从而勾勒出近代以来方志转型发生、演化的历史轮廓。

在创新性方面，本书有以下特点：

一是研究角度的创新。当前学界关于首轮修志的研究，往往倾向于宽泛的宏大叙述，缺少实证性的具体分析和研究，而以首轮修志理论及相关问题的全新视角，探索修志理念与修志方法的变革，可为厘清方志转型发展的渊源脉络奠定基础。

二是研究内容的创新。研究和考察首轮修志的历史，不仅要从机构、人事、经费和修志实践等方面作具体、深入的考察，还要探索修志人员的学术传承与知识鼎革、修志工作的矛盾纠葛和理念冲突，进而揭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变迁背景下的国家意志与地方意识、民族主义与乡土观念、旧的价值系统与新的知识形态、传统修志观念与现代科学方法等，各种复杂关系交相互动的历史场景，以便于更好地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

三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力求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其中主要是与研究内容关系较为密切的比较社会学与比较政治学。通过与民国时期修志的大量、反复比较，阐释各地修志的“异同”和“联系”，使研究成果既严谨扎实又富有新意。

四是资料的创新。以系统收集的首轮修志档案为基本资料，在具体研究中将档案文献与报刊、文集、日记、回忆录等资料进行排比、参证，并在充分掌握和挖掘调查资料、口述史资料等的基础上，把握和贯通首轮修志的历史脉络，从而为深入总结首轮修志工作中的利弊得失奠定重要基础。

五是方志目录学意义上的创新。新中国成立后首轮新编地方志编纂虽取得丰硕的修志成果，但目前尚没有一部关于首轮新编地方志的目录。而通过对首轮新编地方志目录的全面梳理，既可满足方志目录学建设的需求，也能为广大科研工作者和读者提供便捷使用首轮新编地方志的有效渠道，实现方志目录学意义上的重要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