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六朝骈文与六朝社会政治活动
古代文人的社会生活中，政治活动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政治功能和审美娱乐价值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功用价值论的基本框架。政治功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使文学直接参与现实政治斗争，从而能取得实际的政治功利效益。同时，具有实用功能的生成背景也决定了文章的体制、风格以及修辞的选择。六朝时期，尚未形成一个游离于官场之外的自由作家群体，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有出仕的经历，许多作家是专业的政治家或官吏、业余的诗人或文章家。文人的文学艺术活动，许多就是一种政治活动，或是打上了政治烙印的文学艺术活动。六朝以各种公私应用文书为大宗的骈文，无论是写作的缘起、目的、功能，还是具体的内容、主旨等，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政治功用尤为重要。政治功能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它使文学直接参与现实政治斗争，从而能取得实际的政治功利效益。骈文写作贯穿文人从政的全过程，举凡从政中所涉及的各类文书和各种活动，如奏疏、贺表以及任官、辞官、奉教、谢赐等等，无论是自拟还是文人代政治人物立言，都离不开骈文的写作。作为六朝政治权力运作的重要工具，许多骈文以艺术的形式进行政治表达，可以说是政治活动与书写美学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具有实用功能的骈文生成背景也决定了它的体制、风格以及修辞的选择。
一、政治运作的审美性追求与骈文书写
“人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29)。人类通过公共权力的力量，来维系社会的秩序，使社会以及人类能够在一种秩序的框架内生存下去。建立与稳固这种秩序，可以说是政治的目的。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和政治结构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政治架构基于家国同构的思想，政治运作不仅是一种暴力和残酷的权力游戏，也装饰着礼乐文化的脉脉温情。“这种政治伦理建构实际上体现的是由内而外、由亲而疏、由己及人的情感表达，最终展现出来的是超伦理而入审美的天地境界”(30)。以仁政和礼乐文化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使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具有美学的特征。在政治运作的过程中，也体现出重视审美的追求。“乐由中出”，“礼自外作”(31)，乐以审美的艺术形式达到化育天下的目的，礼规范人伦和社会的秩序，不仅有道德的意义，还与美学相关(32)。
六朝政治具有儒家政治的伦理特征和美学特征，政治现实中礼乐文化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礼乐制度的规定性渗入到政治制度的设计与政治运作的过程中，使六朝政治在运作中具有审美化倾向。不过，六朝政治运作的审美性不仅是礼乐文化的延续，也表现出时代特点。六朝被认为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士人生活方式有唯美的倾向。同时，六朝又是一个重文的时代，“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33)。以文史论人是六朝社会在经学、玄学、佛学等之外，另一种价值取向。传统礼乐文化背景下的政治美学与时代的唯美重文倾向相结合，文学性写作渗透在政治活动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六朝政治运作的审美化就不仅具有政治目的和功能，也有文学的意义和成就。
与诗赋这些文学文体相较，应用性文章写作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更为直接，政治与这类文章写作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明显。改朝换代这种封建时代具有颠覆性的政治事件中，政治操作与文章写作的密切关系就是典型案例。汉、魏、晋、宋、齐、梁、陈的朝代更迭，虽然从本质上来讲，都是挟武力而得之，但新朝统治者，都曾是旧朝之臣，其所谓“革命”的正当性和正统的地位，需要论证。这种改朝换代之际的禅授、劝进、揖让文字，汉、魏、晋易代时已不少，到宋、齐、梁、陈易代时，更成为一时大观，整个改朝换代的过程，从加权臣以殊礼的九锡开始，到中间的反复劝进和最后的禅位、即位，都离不开由当时著名文人甚至是一代文宗所拟文藻富丽的骈体文章。如九锡文的写作就既是政治权力更替的一个环节，又是政治运作审美化的表现。“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亦自曹操始。其后晋、宋、齐、梁、北齐、陈、隋皆用之。其文皆铺张典丽，为一时大著作，故各朝正史及《南》《北史》俱全载之”(34)。自西汉末王莽起，有十数个王朝更迭采用了禅让的形式，这些禅代多与赐九锡联系在一起，与之相应的九锡礼也成为权臣篡夺皇位过程中一道重要程序，九锡礼本质上是一种篡权方式，是势臣改朝换代的政治工具。九锡文伴随九锡礼而产生，内容多以华词丽藻为权臣歌功颂德，旨在说明授九锡者权位的正当性。九锡文将礼制和政治进行了审美性表达，体现了政治运作与文学审美的相互作用。“礼”鲜明的特征即是秩序性，由九锡礼衍生出来的九锡文，在行文思路上体现出这种秩序性。虽然九锡礼的实施与九锡文的产生多是政治局势堪忧、帝王被迫所赐，但是在立场上，九锡文仍然保留着君臣观念，在行文思路上即表现在先说君，再说臣。由礼而产生的文章往往具有一定的情感张力和现实意义。九锡文多按照政治背景——受锡者功德——授九锡三大方面来写作，在叙事的基础上注入一些夸张色彩，尽可能传达其情感性，其最终目的则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如潘勖《册魏公九锡文》中，在对曹操十一大功德罗列时，不时加入一些夸张手法，附以“文治”之功，并与伊尹、周公相比，以更加突出其功德和受锡之必要。而在后文的受锡内容中，又对每一件器物所赐之由作了分析，是对受锡者功德的重申，其最终目的，都是塑造受锡者功德皆备的政治形象。作为权臣觊觎大位而采取的政治措施之一，九锡文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生态的反映，而这些当朝著名文人揣摩权臣之意，以皇帝名义所写的文章，其本身也具有文学审美性，折射出写作者、受锡者的文化心理和时代的审美趣向。
六朝骈文中很多都像九锡文一样因政治运作的需要而产生，而产生后其本身也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或多或少起到政治上的实际操作作用，或是舆论上的导向作用。骈文书写与政治运作的深层关系，在于它不局限于政治运作过程的文字记录与呈现，而是其本身就是政治运作审美化的体现。它因政治需要而书写，又以富于艺术审美性的骈俪形式装饰政治活动。“权力成为魅力，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本目标”(35)。六朝那些参与到政治运作过程中的骈文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以审美的形式，赋予了政治活动以美学魅力。
二、作为政治行为的骈文书写
六朝文人仕履交游大多围绕政治活动展开，仕途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写作。以应用文书为主的骈文写作，更是与文人的政治经历呈现出一致性。比如，六朝人认为，“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36)。以诗著称的谢朓、沈约，萧统《文选》分别选其文2篇和4篇。谢朓的2篇是《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和《齐敬后哀策文》，前者虽是一封书信，却是谢朓被谗后离别爱赏他的随王，即将赴任新安王中军记室参军之际所写。后者是时任尚书吏部郎的谢朓为齐敬皇后的改葬而写。齐明帝萧鸾死后，要将先逝的敬皇后的灵柩迁移，与其合葬，是皇家事务和朝廷政治大事，谢朓以写作哀策文直接参预其事。沈约的4篇分别是《奏弹王源》《宋书·谢灵运传论》《恩倖传论》《齐安故陆昭王碑文》，其中沈约为其所撰《宋书》写的两篇史论，是《文选》“赞论之综辑辞采”选文标准的代表。而另外两篇则与沈约政治生涯关系密切。《奏弹王源》弹劾南郡丞王源违礼悖德，嫁娶不伦。时沈约任御史中丞，吴兴邑中正，纠弹士族官员正是其职责所在。安陆侯萧缅永明九年（491）卒后，谥为昭侯，齐明帝萧鸾即位，改封为王，沈约碑文，当是应诏而作。至于以笔著称的任昉、陆倕的骈文，与他们的仕途关系更为密切，许多是他们参政议政的手段，书写缘起和目的都有相应的政治背景，内容和艺术风格的选择也都贯穿了政治的考量。六朝骈文中的很大部分，都是写于作者仕宦过程中。文人的仕宦经历决定了骈文以政治应用文为主。政治经历和骈文书写的关系密切。由于官员和文人身份存在同一性，很多诗赋也是写于宦途，大量的奉和应制之作，可以说是政治活动的直接产物。但从一定程度上说来，奉和应制的诗赋只是作者政治生涯的花絮，而骈文书写则与作者政治身份关系更加密切，许多是他们直接参与政治运作的手段。
作为官员，处理与其职责相应的政务，进行实际的政治操作，是他们参与国家政治运作的主要形式。而自拟或请人代拟各类文书来参政议政，也是政治运作过程中的传统手段。六朝时庙堂之制、奏进之篇基本上都用骈体形式，使骈文书写成为六朝政治运作的重要手段。一些指事述意的骈文，因其书写起因和目的，与具体政治事件或某种政治因素相关，也具有政治功能，可以看作是实现其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萧统《文选》文类的文体有：诏、册、教、文（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书、檄、对问、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这些文体中纯粹用在政治场合的不下十种，其余各体，也均可表现政治内容，必要时也可作为政治手段使用。
诏诰封策、奏启上疏等公牍骈文的书写，是参政议政的政治行为。书写于正式政治场合的章奏表疏之类，无疑是国家政治运作的一部分，而有些非公牍体骈文，因为与政治事件有直接的关联，在政治运作中产生了重要作用，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政治手段的性质。如写于梁末大动乱中，梁陈易代之际的徐陵骈文，好多都是书信这种较为私人化的形式，却把骈文的政治书写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徐陵奉使东魏。太清三年侯景之乱爆发，南方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徐陵被迫留在北方。随后，北齐文宣帝高洋篡魏自立，梁元帝萧绎在江陵继位。徐陵强烈要求南归，却仍被北齐拘留不遣。对家国的悬念，使徐陵忧惧难安，写信给北齐尚书仆射杨遵彦，历数北齐不准其南归的理由，并一一加以婉转的驳斥，既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怀归家国之思，又是很好的外交辞令。徐陵被拘七年才得以南归。南归的背景是梁元帝政权亡于西魏，元帝本人也被害，北齐派兵护送被俘的梁宗室萧渊明回南称帝。当时，梁元帝旧部，拥有重兵的太尉王僧辩，已拥立了梁敬帝，拒绝接纳贞阳侯萧渊明。“及江陵陷，齐送贞阳侯萧渊明为梁嗣，乃遣陵随还。太尉王僧辩初拒境不纳，渊明往复致书，皆陵词也”(37)。王僧辩最终接纳了萧渊明。后来，陈霸先打败了王僧辩，对随王僧辩旧部反对自己的徐陵，不但不问罪，不久即以之为贞威将军、尚书左臣。陈霸先代梁自立时的诏册，均出于徐陵之手。梁陈之际，各派政治力量都要利用徐陵骈文来为自己服务。
由于徐陵骈文书写背景都具有政治性，还常代人立言，因此，徐陵有些骈文并不能完全代表徐陵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甚至内容观点有相互抵牾之处。如徐陵在代萧渊明写给王僧辩、裴之横等人的信中，站在北齐和萧渊明的立场上，指责他们抵抗北齐、反对萧渊明南归的行为。而后来写的《裴使君墓志铭》中，又说：“君五音之侯，兼其方牧；八阵之图，穷其巧变。用能战必胜，攻必取，督称无难，兵号解烦。朝飞火箭，夜耸云梯，燧象从奔，联狼已合。于是严颜不挠，极咍诸戎；庞德高声，肆言群逆。胡夷总至，犹持子路之缨；锋刃相交，终荷温生之节。”(38)这里又是站在裴氏家属的立场上，对裴之横因抵抗北齐而死加以歌颂。再如，陈霸先杀王僧辩后，征讨不服从自己的将领任约等人。徐陵感念王僧辩旧恩，追随附和任约等人反对陈霸先，但在后来所作的《册陈公九锡文》中则云：“任约叛换，枭声不悛，戎羯贪婪，狼心无改。穹庐毡幕，抵北阙而为营，乌孙天马，指东都而成阵。公左甄右落，箕张翼舒，扫是搀枪，驱其猃狁，长狄之种埋于国门，椎髻之酋烹于军市，投秦坑而尽沸，噎（滍）﹝濉﹞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39)对陈霸先平定自己参加过的任约之乱，备加赞颂。徐陵骈文中出现的这种立场观点的矛盾，并不表明他是一个反复无常之辈。徐陵为人代言的骈文，不能表达他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是要反映所委托代言人的思想感情。他所考虑的，只是用尽可能完美的文学技巧，来表达委托人的思想情感，而不必在意这种思想情感是否符合自己一贯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这些骈文的书写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其中有些虽不一定是公牍文体，但却也具有政治意义和作用。不仅徐陵之作如此，六朝乃至后代的许多骈体文，也大抵如此。
这种情况，反映了六朝骈文书写中一个本质的问题：骈文虽是一种艺术美文，但写作大多是从功利目的出发，有其直接的功利作用。尤其是公牍文，为政治服务是其主要目的。六朝人用骈文来参政议政，以最不具有功利性的诗赋式的文学形式，来达到最具功利性的政治目的，在现代人看来，很不经济，也是华而不实的。但在当时却是十分自然、又为社会广泛接受的一种政治手段。作为政治行为的骈文书写，不可能是单纯的文学写作，书写艺术要为政治服务；服务于政治目的，也制约着书写形式。
政治运作的价值取向、方式方法等，都受到一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六朝虽说是一个思想文化多元的时代，但在政治领域，无论是儒家的政治哲学、伦理价值还是主流思想，都决定了政治的制度设计和运作方式。作为政治行为的骈文书写，思想宗旨还是倾向于儒家价值观，书写艺术形式也深受儒家政治审美观念的影响。政治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对骈文书写的影响是全局性的，而不同的政治意图，也决定了骈文书写内容的侧重点和艺术风格的选择。那些直接运用于政治场合、处理政治事务的公牍文书，实现政治意图是书写时的首要考量。而因政治需求而创作的非公牍文，实现政治意图的目的，也影响了书写形式。比如，铭是一种非公牍性文体，本不是参政议政的直接工具，但一旦用在政治场合，基于某种政治立场，为实现政治意图而书写，其书写形式的政治意味就变得十分强烈。陆倕的《石阙铭》和《新刻漏铭》，都是应梁武帝的敕命而写，文中陆倕都能很好地理解梁武帝的政治意图，竭力赞扬梁武帝革旧创新、崇尚礼制的功德，肯定了武帝的历史功绩，在当时具有政治正确性。又如，丘迟《与陈伯之书》是为实现招降投附北魏的梁将陈伯之的政治意图而作。据《梁书》陈伯之本传，陈伯之一生反叛数次，初为齐将，后附梁高祖萧衍，后又举兵反梁，兵败又转投北魏。北魏景明四年（503），北魏又发动了对梁朝的大规模南征。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统军北伐，陈伯之成为梁军的主要对手。“天监四年，诏太尉、临川王宏率众军北讨，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伯之书”(40)。丘迟以记室之职，受主官之命，以个人名义给陈伯之写信，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劝降的政治目的决定了全信以攻心为主，义正辞严地谴责了陈伯之叛国投敌的卑劣行径，申明了梁朝不咎既往、宽大为怀的政策，向对方晓以大义，陈述利害，并动之以故国之恩、乡关之情，最后奉劝他只有归梁才是最好的出路。理智的分析与情感的召唤相互交错。陈伯之得信后不久就拥众复归梁朝。陈伯之几乎不识字，并不具备阅读典奥骈文的能力，凡“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有事也是“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41)。丘迟的骈文他未必看得懂，复归应更多是出于直接政治利益的考虑。但这种以情动人的书写方式，却在骈文中十分常见。“感人心者，莫先乎情”(42)，通过对人的欲望和情感的激发，来实现政治目的，是政治操作中常用的手段。骈文书写诉诸情感，以唤起情感共鸣来实现政治意图，使政治活动具有了艺术性。作为政治行为的骈文书写很多可能都不是因情生文，而是为文造情。但是“‘因情生文’的作品一般人有时可以办得到，‘因文生情’的作品就非极大的艺术家不办。在平地起楼阁是寻常事，在空中架楼阁就有赖于神斤鬼斧”(43)。六朝骈文就是以鬼斧神工的书写艺术，赋予政治运作以审美蕴含。
政治公牍文最能集中反映骈文的政治功用。汉魏晋和宋、齐、梁、陈的朝代更迭，虽然从本质上来讲，都是挟武力而得之，但新朝统治者，都曾是旧朝之臣，其所谓“革命”的正当性和正统地位，需要论证。各种改朝换代之际的九锡文、策命、劝进书之类，不仅仅是例行公事性的文字，也具有切实的政治目的。这种改朝换代之际的禅授、劝进、揖让文字，汉、魏、晋易代时已不少，到宋、齐、梁、陈易代时，更成为一时大观，整个改朝换代的过程，从加权臣以殊礼的九锡开始，到中间的反复劝进，再到最后的禅位、即位，都离不开由当时著名文人所拟的骈体文章。这些文章，既文藻富丽，又有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骈文是六朝政治权力运作的重要工具，用艺术的形式进行政治表达，是政治活动与书写美学相结合的产物。骈文书写与政治运作的深层关系，在于它不局限于政治运作过程中的文字记录与呈现，而是其本身就是政治运作审美化的体现，以审美的形式，赋予了政治活动以美学魅力。骈文书写与作者政治身份关系更密切，许多是他们直接参与政治运作的手段。作为政治行为的骈文书写，不是单纯的文学写作，服务于政治目的，也制约着书写形式。不同的政治意图，决定了骈文书写内容的侧重点和艺术风格的选择。这种在一定政治语境下的文章写作，不仅是文学行为，更是政治行为，必然受到政治语境的制约。散文和骈文都能恰当得体地表达政治内容。不过，骈文对偶精工，整齐和谐，典雅庄重，读起来正气凛然，语句本身就给人以极大的权威性感觉，十分适合写作政治仪式性很强的庙堂文章。魏晋南北朝整个文章创作领域高度骈俪化的背景之下，具有庙堂之制、奏进之篇性质的政治文章，采用骈体的形式写作，既满足政治公牍文的功能需要，也符合时代的文学审美思潮。而自六朝朝廷政治公牍文书多用骈体以后，一直到清末甚至民初，朝廷和政府的重要公牍文书，也都常采用骈体这种具有文学性的表达形式。
总之，文学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和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通过审美形式发挥其多方面的社会作用。审美性并不是政治性骈文写作的目的和价值所在，但这些文章的作者，为实现其应用价值，采用了文学审美的形式写作，力图通过具有审美性的文章艺术来达到政治公牍文的实用目的。刘勰认为，章表之类公牍“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44)。章表之文，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说理陈事为用，但仍然要附乎性情，经纬情辞，文为情使。刘勰的这个看法，标明了在古代“杂文学”的观念之下，公牍应用文的文学性要求。
(1)胡适撰，骆玉明导读：《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2) [清]阮元：《学海堂文笔策问》，《揅经室集》三集卷五，中华书局，1993年。
(3)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58—59页。
(4)姜逸波：《骈文在汉初的生发》，《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5) [清]李兆洛：《代作骈体文钞序》，《养一斋文集》卷八，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6)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7)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61—64页。
(8) [清]严可均辑，陈延嘉等校点主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7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39页。
(9) [清]严可均辑，陈延嘉等校点主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36页。
(10)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页。
(11) [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3页。
(12) [清]永镕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1275页。
(13)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徐庾与骈体”：“传统所谓‘徐庾体’，主要是指‘文’说的；是指他们对于骈文的形式的贡献和示范。”（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21页）
(14) [明]王志坚：《四六法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97页。
(15)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16)李蹊：《骈文的发生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2页。
(17)李蹊：《骈文的发生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
(18)刘师培撰，陈千帆等导读：《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页。
(19)鲁迅撰，吴中杰导读：《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
(20) [清]曾国藩：《<湖南文征>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18页。
(21) [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243页。
(22) [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9—1220页。
(23)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908页。
(24)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195页。
(25) [清]严可均辑，陈延嘉等校点主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5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33页。
(26)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55页。
(27) [清]严可均辑，陈延嘉等校点主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5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736页。
(28)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75页。
(29)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30)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3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529页。
(32)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33) [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258页。
(34)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155页。
(35)骆冬青：《论政治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36) [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691页。
(37) [唐]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332页。
(38) [清]严可均辑，陈延嘉等校点主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8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5页。
(39) [清]严可均辑，陈延嘉等校点主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8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0页。
(40) [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314页。
(41) [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312页。
(42) [唐]白居易：《与元九书》，《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6888页。
(43)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谈文学》，中华书局，2012年，第272页。
(44)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