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方法与常例

方法和常例在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清楚阐明它们，我们就必须概括地了解支配行动世界的逻辑层次，正如各尽职责的层层权力机构一样。

法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适用于感知和行动。从词义上看，它明显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武断性，但它恰好体现了我们与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对认知来说，法则表示事物同其作用的关系；对意志来说，法则是对行动的约束，类似于命令或禁令等。

原则，类似于行动法则，也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它具有法则的精神和意义，但又不像法则那样刻板。无法依据法则来处理的事情，必须通过判断来处理。因此，原则对于行动者来说，可以是一种基本依据，一种行动指南。

如果原则是客观真理的结果，并适用于所有人，那么它是客观的；如果它含有主观因素，此时，它只对使用它的人有价值。那么它在主观考虑渗入时，往往被称作“箴言”。

规则通常被理解为法则，与原则类似。人们常说“每条规则都有例外”，但却没有“每条法则都有例外”的说法。这就说明规则往往具有更多的自由性。

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规则也是一种手段，即通过个别明显的相关的特性来认识隐藏的真理，从而确立符合这一真理的行动准则，如竞技规则和数学上的简便算法就属于这一类规则。

细则和方针也是对行动的规定，它涉及的是大量更细微更具体的情况，对一般法则来说，过于琐碎和繁杂。

最后要讲的是方法或常例。方法指的是各种可行的解决途径中最常用的一种。常例指的是根据方法决定行动，而不是根据一般原则或特殊细则。当然，这里的前提是，用这种方法处理的各种情况是基本相同的，就算不完全相同，至少这种方法应该适用于最可能出现的那些情况。因此，常例是根据各种类似情况的盖然性建立的适用于一般情况的真理。如果能反复应用这一真理，很快就能达到机械般的熟练程度，让事态朝正常的方向发展。

法则无法操控感知，因为战争是错综复杂又无规律可循的，所以简单的真理比法则更有用。在作战理论中，“行动的法则”这一说法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极为复杂，要形成一套普遍适用的法则是不可能的。

如果要把作战理论变成固定的学说，原则、规则、细则和方针这些概念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真理只能以这种精炼的形式存在其中。

在战术中，最有可能变成固定条文的就是战争理论。运用战术原则的例子有如下这些：不到非常时刻，不得用骑兵攻击队形完整的敌方步兵；在敌人进入有效射程前，不得发射火器；要尽量节约兵力，以备最后的决战。这些原则并不是绝对的普遍适用，但是统帅必须掌握它们，以便在可用之时应对。

若敌人行炊时间改变，可以推断出军队的开拔；若敌人在战斗中故意暴露军队的行动，可判断敌人在佯攻。这些揣测真理的方法称为规则，因为人们从这些明显的个别情况中可以推断出敌人的意图。

规则告诉我们，一旦发现敌人的炮兵开始撤退就应该立即猛攻，这是因为这个个别现象暴露了敌情：敌人准备放弃战斗开始撤退，这时候他们是无法充分抵抗进攻的，也难以摆脱进攻方的追击。

只要军队能够接纳细则和方法作为行为准则，那么为战争准备的理论就能在战斗中发挥作用。有关队形、训练及野战勤务有效指示都为细则和方法。有关训练的指示大多为细则，有关野战勤务的指示主要为方法。在实际战争中，它们都是被人们接受的实用的方法，因此必然会被作为现成的办法列入作战理论之中。

但是，在使用军队时，不能规定细则和固定的指示，因为它们限制了军队选择的自由。相反，常例是执行任务的普遍方式，它可以把原则和规则的精神融入实际的运用中，只要它保持原有的面目，不变成死板的规定而影响个人决断，就应该纳入作战理论中去。

战争中按常例办事十分重要，且必不可少，因为战争中的大多数决定都是在极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来的。因为敌方会妨碍我方去了解所有有可能对部署产生影响的情况，或者时间原本也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即使做到了，但由于情况过于复杂，我方也很可能无法以此作出调整，因此通常我方只能根据某些不确定的情况进行部署。另外，在战争中往往需要同时考虑多种具体情况，因此我们只能粗略地作出估计，然后根据普遍情况进行部署，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最后，由于下级军官的人数很多，不可能要求他们都具有独立的见解和准确的判断力。我们只能给他们一套类似于细则的方法作为判断的依据，防止他们作出一些难以补救的错误计划。因为在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战场上，不按常例办事是非常危险的。

常例，除了必不可少之外，还具有很大的优势。如前文提及的，反复运用常例使指挥达到熟练精确的程度，使战争的阻力减少，军队这台机器也能更好地运作。

因此，职位越低，常例就使用得越多也越重要；职位越高，常例就使用得越少；最高职位几乎用不上任何常例了。所以，常例在战术中的作用比在战略中要大得多。

从战争的最高级形式来看，它不是由无数的次要事件构成，而是由单独的、意义重大的事件组成。因此，其处理结果取决于处理方法的好坏，需要特殊地处理。战争不同于收割庄稼，收割时不必考虑每棵庄稼的形状、镰刀的好坏；它就像砍伐大树时，必须注意每棵大树的形状和方向。

实际上，战争中常例的使用不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而取决于事情的大小。统帅处理的是全面而重大的事情，所以很少使用常例。如果他在战斗队形、部署先锋部队和前哨上采用死板的常例，那么他及其部下都会受到束缚。当然，这些方法可能是他视具体情况创造出来的，但只要它们是基于军队和武器的一般特性，这些方法也可以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要注意的是，如果按照任何方法确定的战争和战局计划都一成不变，是应当坚决抵制的。

如果作战理论不够完善，职位较高的人有时候也会滥用常例，因为他们无法通过好的教育来提升自己，也没有机会接触更高层次的生活来提高自己的智力。而许多不切实际又充满矛盾的理论使他们无所适从，因此除了依靠经验，他们别无他法。于是，在必须自由处理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偏爱使用从经验中得到的方法——不自觉地形成一成不变的模式。腓特烈大帝的将军常用所谓的斜形战斗队形；法国革命时代的将军运用延伸战线的围攻战法；拿破仑手下的将领经常集中大量兵力进行血战，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方法被习惯性地沿用。就是说，就连高级指挥官也摆脱不了常例。如果我们有一套完善的理论，它既能正确研究作战方式，又有助于提高那些高级将领的智力和判断力，那么作战常例就不会被滥用。那些被认为必不可少的常例，就会有理论依据，而不是从单纯模仿中产生。即使一位伟大统帅的工作再出色，始终都带有他的主观性，如果他呈现出一种特定的办事风格，那么这种风格也就体现了他的个性，那些模仿他的风格的人，在个性上却无法复刻。

人们不可能在作战方法中完全摒弃这种主观的常例，我们应该将它看作是一场战争的总特征对单个现象形成影响的表现。当理论还不能预见和研究战争的这种影响时，就只能依靠常例。法国大革命就有它独特的常例，这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又有哪种理论能事先涵盖它的特点呢？然而，如果这种从特定战例中发展出来的风格，比导致它出现的局势持续得更久，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情况总在变化，这种风格其实早就过时了。理论就是要通过明确而合理的批判来防止这种过时。1806年，普鲁士的一些将军，比如，路易亲王在扎耳费耳特，陶恩青在耶拿附近的多伦山，格拉韦特在卡佩伦多夫的一侧——吕歇尔在卡佩伦多夫的另一侧，都因为仿效了腓特烈大帝的斜形战斗队形而全军覆没，霍恩洛厄的部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这不仅是因为作战风格过时，也是因为在当时，常例束缚了统帅的智力和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