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批判

理论真理不是通过条文，而是通过批判作用于实际生活。我们即将说到的批判，是指理论真理的实际应用，它使真理更切合实际，也让人们更加熟悉这些理论。因此，我们不仅要制定一套理论标准，还要为批判建立一套标准。

批判地分析历史事件同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是不同的。后者只是罗列事实，最多不过是叙述一些最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前者则有三种不同的智力活动：

第一，考证历史上有疑问的战事。这是历史研究，不同于理论。

第二，从结果追溯原因。这是纯批判本身，理论的基础，因为理论需要用经验来证明，而且只能用这种方式证明。

第三，检验使用的手段。这是真正的批判，包含赞扬与指责。在这里，理论是用来研究历史的，确切地说是用来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

在后两种批判活动中，最重要的是要探寻事物的根源，即务必要触摸不容置疑的真理。

从原因推断结果，往往存在一种难以克服的外在困难，即完全不了解真实的原因。这种情况在战争中尤为常见。人们几乎不可能完全了解真相，因为行为的动机不是被当事者故意隐瞒，就是它们本身非常短暂，并充满偶然性，从而无从考究。批判大多需要与历史携手共进。即便如此，原因同结果仍有不一致的时候，即结果不一定是已知原因的产物，这样就会产生断层的现象，这使得我们无法从某些历史事件中总结教训。而理论要做到的是，当遇到断层时就及时停止研究，如果因为过分重视而继续推断，只能导致情况更糟糕。

除了上述的外在困难，还有一种巨大的内在困难，即战争中的结果通常是由许多原因共同作用产生的，而不是单一的原因。因此，仅仅探寻事件的根源还不够，还须要弄清楚每个原因所起的作用。这样，就必须进一步地探讨原因的性质，从这一点来看，批判性的研究把我们带入真正的理论领域。

批判地考察，即对手段进行检验，必须弄清所使用的手段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些结果是否是行为者的意图。

想要知道手段的结果，就必须探讨手段的性质，因此，我们又进入了理论的领域。

如前所述，批判的目的是要得到不容置疑的真理，随意作出的论断只会被不断地质疑并带来无休止的争论，更遑论什么教训和总结了。

如前文所述，不论是对原因的探究，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会进入理论的领域，即进入普通真理的领域，仅靠研究个别情况是难以到达这个领域的。如果真有一种实用的理论，在进行考察时可以直接以这种理论作为根据，那么无须追根溯源了。但是，并没有这样一个理论存在，因此，考察仍然得如此。如果总是需要这样做，理论家就不得不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研究，对每一件事都予以关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后，为了限定考察的范围，他不得不随意提出主张，尽管他本人不予以承认，但别人也能够一眼看穿，因为这些主张含糊不清，根本没有说服力。总之，实用的理论是批判的根本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合理理论的存在，也就无法使人信服。

但是，这并不表示理论能概括所有的抽象真理，否则，批判家只需要检验具体的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即可。同样，如果规定批判不能触动“神圣”的理论是可笑的。批判家也应该具有创造理论的探讨分析精神，这种精神指导批判家的工作，使其时常进入理论领域，以便阐明那些至关重要的观点。如果批判变成了对理论的机械性运用，其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了。理论探讨出的一切肯定的结论、规则、原则和方法，越是成为死板的定律，就越是失去普遍性和包含其间的绝对性真理。这些原则、方法等本来是需要时使用，而使用者负责判断与决定它们在何时何处适用。我们在批判时绝对不能将理论中的这些结论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而只能把它们当作判断的线索和依据。战术上规定，在整体战斗队形中，骑兵应配置在步兵之后。但是，如果仅仅因为在战斗序列上违背这一规定就加以责难，这样的做法也是无知的。批判家应该对这种违背规定的做法分析其原因，而不该只是照搬理论原则。相似的情况还有：如果理论指出，多路进攻会减小胜利的可能性，而当多路进攻并遭遇失败时，不作进一步的了解就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多路进攻，这是毫无道理的；或者在多路进攻获得胜利的情况下，就断定原来的理论是错的，这也是不合理的。总之，理论上经过分析探讨得出的结论，一般可作为批判的主要依据。批判的任务是探讨原因及产生的结果，以及手段是否与目的相适应。但当这些因果、手段与目的紧密相连时，批判家这方面的工作就很容易完成。

如果一支军队遭遇奇袭，无法发挥它应有的战斗力量，那么奇袭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理论上已经确定，在战争中使用包围战能取得较大规模的胜利，但胜利的把握并不大，那么关键就在于指挥官使用这一方法的目的。如果想取得巨大的胜利，那么他选择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如果他使用包围战只是为了确保胜利，且他并不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而只是根据包围战的一般性质作出的选择，那么，他就弄错了手段的性质。

在这里，只要局限在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批判地探讨原因和手段并不难。如果撇开整体，只考察事物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那研究出来的结果难免武断。

但是，组成战争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都是彼此联系的，因此即使是微小的原因导致的后果一定会对后面的军事行动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最后的结局，哪怕是非常细微的改变。同样，每一个手段也必然会影响到最终的目的。

因此，只要有一个微小的细节还有考察的价值，就可以继续研究它的原因和结果。我们不但可以根据直接的目的检验其手段，还可以把这一目的当作手段去检验更高一级的目的。如此探讨一连串从属的目的，直到它们确定无疑为止。特别是涉及大型军事行动时，应该一直考察到最终目的，即直接导致媾和的目的。

显然，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判断就会有一个新的立足点。因此，手段也必须随着立足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

在军事行动中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时，常常是依据目的和检验手段相配合的，因为只有通过原因才能找到检验对象。但这样上下反复地追溯的研究困难重重，因为事件离原因越远，支配它的各种力量和情况就越多，同时也会产生许多其他的原因，于是人们需要考虑众多原因的不同影响。如果找到战斗失败的原因后，也知道了这次失利对整个战争结局的影响，但是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因为还有其他原因影响着战争的最终结局。

随着立足点的提高，检验手段的复杂性也在剧增，因为目的越高，所用的手段就越多。所有军队都在同时追求战争的最终目的，因此，我们必须把所有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都考虑进去。

我们发现，随着考察范围的扩大，我们很容易感到迷惑，因为存在很多可能发生却没有实际发生的事情，而人们不得不对此作出许多假定。

1797年3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由塔利亚曼托河进攻卡尔大公，他打算在卡尔大公的援军还没有从莱茵河开来之前迫使他决战。如果只考虑直接的目的，这种手段是很正确的，战争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卡尔大公兵力较弱，因此在塔利亚曼托河只尝试了一次抵抗，当他看到对方的强大兵力和坚决的气势时就决定撤退了，并放弃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拿破仑应该如何利用这次胜利呢？他是否应该长驱直入奥地利的心脏，支援莫罗和奥舍率领的两支莱茵军团的进攻，并同他们取得紧密联系？拿破仑正是这样考虑的，从他的立场看也确实没错。但批判家如果从较高的立足点，即法国督政府的角度来看，六星期之后莱茵河战役也不会开始了。拿破仑此举太过冒险，如果奥地利人民从莱茵河调动大量的援军在施泰尔马克建立起强大的预备军，卡尔大公就可以借此进攻拿破仑的军队，这样一来，拿破仑的军队不仅有可能全军覆没，还有可能输掉整个战役。拿破仑到菲拉赫后看清了这一情势，因此他欣然同意签订了《莱奥本停战协定》。

但是，如果从更高的立足点来看，奥地利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并没有预备军，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会因为拿破仑的进攻而受到威胁。

假如拿破仑知道维也纳没有军队掩护，也十分确定在施泰尔马克对他本人仍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他急速逼近维也纳就是带着明确目的的。至于此番行动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奥地利对维也纳的重视程度。如果奥地利愿意接受拿破仑提出的媾和条件，那么威胁维也纳就可以看作他的最终目的。如果拿破仑从某种依据中已知道这一点，那么批判就结束了。如果对这一点怀疑，那就要从更高的立足点去批判并质疑：如果奥地利选择放弃维也纳，继续向腹地撤退会是怎样的状况呢？显然，他首先必须分析，双方军队在莱茵地区之间可能发生的事件，否则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在法军兵力占绝对优势——13万人对8万人——的情况下，胜利几乎毫无疑问。然而问题再度出现：法国督政府将如何利用这次胜利呢？是乘胜侵入奥地利将之灭亡，还是只想占领大片土地以缔结和约呢？只有弄清楚这两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才能推断出它的选择动机。假定法国的兵力不足以彻底打垮奥地利，如果真的出击会使整个战局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甚至连只占领大片土地的目的也无法实现，那么，这种结果必然会改变人们的想法，以致对拿破仑军队不抱太大希望。显然，这就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立无援却同他签订《坎波福尔米奥和约》的原因。这个和约没有要求奥地利作出多大的牺牲，只是使其丧失了再无可能收复的土地。但是，如果法国人没有考虑这两个问题，这个和约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它不可能带来多大的利益，更不可能使之成为冒险进军的目的。

这两个考虑是：

第一，奥地利如何看待上述两种结果。尽管奥地利人有最终获胜的可能，但是在战争继续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得不作出牺牲；而如果签订一个条件并不苛刻的和约就可以避免牺牲，他们是否认为这样是值得的。

第二，奥地利是否会深入思考，评估对方取胜的潜在限度，而不会因为一时的失利而失去战斗的勇气。

第一个考虑不是毫无意义的，当人们提出极端的计划时，总要考虑这一点，才不至于冲动地实施计划。

第二个考虑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们并不是同抽象的敌人作战。大胆的拿破仑确信自己的逼近足以威慑敌人。出于同样的信心，他才在1812年进攻莫斯科，可惜他失败了，威名也受到了损伤。随着几次大战的发生，他的威慑力逐渐减弱。但在1797年，他的威慑力仍盛极一时，抵抗到底的秘密尚未被人发现，尽管如此，如果不是他预估到可能的失败而签订《坎波福尔米奥和约》，那么他的大胆很有可能造成相反的结果。

是时候终止这项讨论了。我们只需表明一点：一项批判如果追溯到最终目的，即检验为最终目的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时，所涉及的范围和对象有多广泛，将遇到的困难有多大。除了理论认识，天赋的才能对批判的考察有着极大的影响，因为要在诸多复杂的事件及其关系中辨明哪些是最根本的，主要还得依靠天赋。

批判的考察不仅要检验已使用的手段，还要检验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因此，首先得在考察过程中构想这些手段，如果没有更好的可替换的手段，就不能指责已经使用的手段。虽然在战争中，可能的手段并不常见，但不能否认，列出它们并不是对现有事物的单纯分析，而是一种独立的创造，它并非来自理论，而是创造性的智力活动。

我们并不是说，用少数几个实际可行的简单战法就能解决一切，就可算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有人认为迂回攻占阵地是伟大天才的发明，但我们觉得很可笑。然而这种独立的创造性评价很有必要，它对批判的价值影响甚巨。

1796年7月30日，拿破仑决定放弃对芒托瓦的围攻，转而迎击前来解围的乌尔姆塞尔的军队，并集中兵力逐个击破了被加尔达湖和明乔河隔断的支援军队。可以说这是他走向决定性胜利的最稳妥的途径，事实上拿破仑也确实通过此举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并得到大家极大的赞赏。

但是，在7月30日，拿破仑要采取上述行动，就不得不放弃进攻芒托瓦城的所有希望，因为这样就没有办法保护行军辎重，而在此役中，他没有办法再搞到一套新的辎重。所以，之后的围攻就变成了单纯的封锁，尽管他在野战中取胜，但原本只需七八天围攻就能拿下的要塞，却又继续消耗了六个月。

由于批判家也想不出更好的对付援军的方法，只好将这种战术归结于不可避免的无奈。遗憾的是，在围城打援的战术上，由于常常受到批评和轻视而被人遗忘。这一战术在路易十四时代曾经流行一时，然而，在百年后，却被新颖时髦的观点影响了人们的判断。如果拿破仑当时在芒托瓦围攻防卫圈内配置4万名步兵，在最精锐步兵加坚固工事的条件下，根本无需惧怕乌尔姆塞尔率领的5万名援军，而防线遭到攻击的危险也几乎没有。在此，我们并不打算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所说的已足够表明这种战术值得考虑。至于拿破仑当时是否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妄断，只不过根据他的回忆录和其他已出版的资料，无法找到确实的证据说明他曾经考虑这一战术。后人的所有评论也未曾提及这一战术，只能说它已经被人完全遗忘了。人们应该做到的，是不受新颖时髦的观点影响，而要考虑各种可能使用的手段并加以考察，以之与拿破仑所使用的手段进行比较。无论结果如何，在批判中这样做都是很有必要的。

1814年2月，拿破仑在埃托日、尚波贝尔、蒙米赖等地的战斗中击败布吕歇尔，继而将矛头转向施瓦岑贝格，并在蒙特罗和莫尔芒将他打败。人们对此十分钦佩。他声东击西地调动自己的主力军队，巧妙地利用了联军分兵进攻的失误。人们认为，如果这场出色的战斗也没能扭转他的失败，至少这失败不是他的过错。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拿破仑不将矛头转向施瓦岑贝格，而是继续进攻布吕歇尔，将他一直追到莱茵河边，结果又会怎样呢？如果这样，整个战局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转折——联军的主力可能不会进攻巴黎，而是退回到莱茵河东岸。并不是说我们的见解就是对的，但是一旦有人提出另外的观点，我们就应该加以考究，这是任何军事学家都不会反对的。

这一打法在此例中比在上一例中更加具有说服力，但是没有人想到它，因为人们怀有偏见，思想受到束缚，缺少公正而理性的态度。

即使有些批判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认为有必要提出更好的打法来替代饱受争议的打法，但是他自己提出的观点却没有什么依据，无法使人信服。于是，当其他人也提出见解时，争论便产生了。这样的现象在所有的军事著作中都出现过。

如果提出的手段使人存疑，无法使人信服，就必须提出证明，即将这两种手段的特点进行比较，找到最简单的真理，或者得出新的结论，否则争论将是无休止的。

拿第二个战例来说，如果我们想证明，假定拿破仑对布吕歇尔继续追击，比把矛头转向施瓦岑贝格更好，可以依靠以下几点简单的理论：

（1）一般来说，针对一个方向连续进攻要比忽东忽西地进攻有利，因为后者更浪费时间。同时，敌军由于受挫而士气沮丧时，连续进攻并充分利用已有的优势能够更有把握获得新的胜利。

（2）虽然布吕歇尔相比施瓦岑贝格实力更弱，但其冒险精神使他成为更为重要的对手。

（3）当时布吕歇尔损伤严重，拿破仑占据了绝对优势，要使布吕歇尔退到莱茵河边并不是难事，因为后者在这个方向上并没有援军。

（4）没有比布吕歇尔被迫退到莱茵河边更容易引起恐惧。让人不寒而栗的是，这种影响对以优柔寡断出名的将领施瓦岑贝格必定尤为有效，因为他的部下都是些胆小怕事的人。施瓦岑贝格侯爵肯定十分了解，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以及维特根斯坦伯爵在莫尔芒一带遭受的损失；相反，如果布吕歇尔在从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条孤立的战线上遭遇失败，那这个消息到了施瓦岑贝格那里，就只会是一大堆流言。拿破仑在3月底曾向维特里进军，目的是威胁恐吓联军。这显然是依据了恐惧原理。但是当时的情况已不如之前，因为拿破仑已经在拉昂和阿尔西地均遭遇了失败，同时布吕歇尔已经率领10万人的大军向施瓦岑贝格靠拢。

当然，上述理由也不可能说服所有人，有人会反驳：如果拿破仑继续追击布吕歇尔向莱茵河前进，威胁施瓦岑贝格的基地，那么施瓦岑贝格就可能去威胁拿破仑的基地——巴黎。但是上述理由已证明这一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依旧以1796年战局为例，拿破仑认为他所采纳的计划是击溃奥地利军队最有效的办法。但即便如此，他也只能获得一场没有什么意义的胜利，它对芒托瓦的攻陷毫无作用。我们的建议则有可能使芒托瓦难逃一败。然而，即使我们站在拿破仑的立场认为这个打法获胜的可能性更小，也必须对比一下这两种打法：一种是获胜把握大，但胜利的好处或效果小；另一种则情况相反。如果权衡得失，有胆略的人往往会选择后者；可是从表面上看，事实恰好相反。拿破仑纵然有胆魄，但他无法像我们一样，可以借鉴历史经验看清事件的过程和结果。

经常借鉴战史来考察作战手段是很正常的，因为战争的经验比抽象哲理有用得多。但是这种借鉴有其特定的条件，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节谈及。遗憾的是，人们很少注重这些条件，以致这些引证反而导致概念的混乱。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批判者在对某一事件进行判断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自己的认知，包括事实上关于结果的认知，或者说他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抛开这些而完全站在指挥官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只有尽可能地完全站在指挥官的角度思考问题，批判者才能对当事者作出恰当的评判，也就是说，批判者既要搜集当事者所知道的一切情况以及行动动机，又要将指挥官当时不知道的情况抛开，即必须抛开结果。但这仅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完全实现是不可能的，因为批判者要完全站在指挥官的角度思考问题是很难的。许多细节无从考究，主观动机如果在回忆录等资料中未被提及或是被有意掩盖，那么指挥官所了解的就不可能完全被批判者知道。

然而，要批判家把脑子里的多余信息删除谈何容易？如果抛开不甚重要的偶然性事件，即与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尚不太难，但是要抛开基本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妨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结局。如果结局是靠运气来的，那么想要对结局的了解不影响人们对事态的判断，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在知道结局的前提下进行观察的，而且有的部分只有参照结局才能完全了解并加以评价。对批判来说，战史上的所有现象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知来阐明事物是很正常的。因此即使他想将结局抛开，也并不能完全做到。

不仅对结局，即后来发生的事，而且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是这样，即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也是这样。对于事情的起因，批判者比当事者知道得更多。人们认为批判家可以完全不用考虑那些，但他却难以做到。当事者了解事前和当时的情况不只靠确切的情报，还要根据大量的推测，即使这些情况不是偶然的，那它们也是先有推测，之后才得到情报的。这不难理解。但是，后世的批判者已经知道事前和当时的情况，因此，他总会受到多知道的那部分材料的影响。总而言之，要想完全抛开多知道的材料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就像不能完全抛开结局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完全从当事者的角度去批判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实现；但在有些情况下，却不能完全达到。

事实上，要批判家站在指挥官的位置上是完全不可取的。战争同别的技术活一样，指挥官需要的是经受训练的禀赋，这种禀赋就是技艺。当事者的技艺有高有低，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哪个批判者能说自己具有堪比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一样的军事天才。因此，既然无法同伟人相提并论，批判者就不能不使自己的视野更广阔。

因此，批判者与其像四则运算般去求证指挥官的解决办法，不如站在实事求是的角度看待他的成功，用他取得的战果和准确的判断来评判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以及他的天才眼光所预见的事物的本质关系。

不管自身的造诣是高是低，批判家都必须全面地看待问题，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依据，尽量把主观的意志压缩一下，避免用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从较高的立足点，通过全面了解问题后来评判是非，一般不会引起什么争议。但是如果批判家将全面了解后所获得的高超见解，说成是自己的能耐，就会引起人们的质疑。尽管这种伎俩不堪一击，但是仍然会有人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这样做。更常见的是，虽然批判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刻意这么做，但稍不注意，仍会被部分读者误认为他有这种倾向，并因此而质疑他的批判能力。

如果批判者指出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样的伟大人物犯了错误，并不代表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甚至应当承认，身在当时的处境，他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这只是说，批判者是从事态发展中发现了这些错误，并且认为，以当事者的智慧，本应意识到这些错误。

这就是根据事态发展进行的判断，这种判断也是建立在已知结果的基础上。但是，如果仅用结果来检验措施，那么它对判断的作用就会完全不同。这种判断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这种判断看上去似乎毫无用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当拿破仑1812年向莫斯科进军时，他的冒险在于，在夺占了俄罗斯的首都之后，是否一定能迫使亚历山大一世求和。正如1807年的弗里德兰战役使亚历山大一世媾和，以及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和1809年的瓦格拉姆战役使弗朗茨二世媾和一样。如果不能，那么拿破仑只好撤兵，即意味着战略失败。我们无须谈拿破仑为了征服莫斯科都做了什么，以及他是否错过了很多原本可以使亚历山大一世求和的机会，也不谈撤退中有多狼狈。

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即使拿破仑的挺进大获全胜，亚历山大一世也不一定会因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并未全军覆没，它也仍是战略上的一次重大失误。如果亚历山大一世签订了不平等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役就可以同奥斯特里茨、弗里德兰和瓦格拉姆战役相提并论。相反，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促成合约，那它们对拿破仑来说，也可能导致如1812年战役的惨败。因此，不管这位军事天才具有何等卓越的军事才能与过人的胆识，最后的致命问题依然存在。人们不能以1812年的失败而否定1805年、1807年和1809年的战役，说它们是鲁莽行事的结果，即便胜利也有违自然法则；也不能认为1812年的结果说明，战略上的公平原则打败了所谓的“碰运气”。这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因为我们不能依据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来看战败君主们的决心；我们同样不能认为，1812年战役的失败是外部原因造成的，因为亚历山大一世的顽强并不是外因。

我们只能这样说：拿破仑在1805年、1807年和1809年的战役中对敌人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而在1812年没有。

我们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的结果都不是确定的，都只是可能。战争的胜算，往往取决于天气、运气等因素。那么，是不是越少依靠这些客观因素越好呢？原则上是这样的。在战斗中，运气的成分越少越好。但如果我们因此就说，为了稳操胜券，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保险的打法，这无疑是不正确的。有时候，战争中的冒险往往体现了最大的智慧。

当战争靠运气取胜的时候，指挥官的智慧和责任心似乎毫无用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跟着结果的好坏而满意或不快，这是我们根据结果对当事者作出判断的全部意义。

不可否认，在运气面前，当事者所作的判断有一种微妙的联系。因为我们相信，如果一个指挥官反复胜利或失败，并不是运气能够完全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跟指挥官自身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运气在战争中比在赌博中更高贵。一个成功的统帅只要没有对我们造成什么伤害，我们便乐意去了解他。

因此，批判家在人类智力范围内，把一切因素考虑进去，凡是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部分，则只能通过结果来说明。批判者应该审视具体情况，既维护这种根据结果展开的判断，又反对对这种方法的滥用。

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是针对智力无法确定的东西，如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因为它们和人的意志的关系非常密切，而意志又很容易被它们支配。基于恐惧或勇气的决定，都没有经过客观的判断，因此，推测和盘算不可能用来决定可能出现的结果。

我们有必要谈谈批判的工具，即批判时所使用的语言。因为它伴随着战争的行动，是行动前的思考，因此应该如同在战争中思考一样，具有与之相同的特性，否则批判就毫无意义，并与批判所涉猎的问题脱节。

谈及作战理论时我们说过，理论不是为指挥官提供完全正确的条文和体系，而应该在对指挥官的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如果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没有可作为依据的科学指南或辅助的真理，只能直接依靠洞察力而非推理，那么，批判性考察也应如此。

必须承认，当某一形势难以确定的时候，我们应该求助于理论的相关法则。当然，战争中也一样，如果指挥官死守这些真理，而不把它们融会贯通到具体的事件中去，就很难真正运用这些真理。同样，批判者也应该这样运用真理，不必把它当作外在的法则，每被用到都要证明它的适用性。我们必须明白，真理总是不言而喻的，理论只是为其提供准确而复杂的论据。所以，在批判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隐晦不明的语言，而运用简洁的语言表达观点。

当然，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很难，批判者在表述时应该尽量少用复杂的问句和概念，必须让不受任何体系约束的洞察力来阐明一切。

然而，在批判性考察中，这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相反，出于一种虚荣心，批判家往往把它当作浮夸的理论展示。

第一种常见的弊病是：把片面体系视为金科玉律，滥用以致得出无法令人信服的结论。但片面的体系毕竟不算多，因此危害也不大。

第二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于这些体系上。它们像不法暴徒和散兵游勇一样无处不在，很难受到约束和规范。有些批判者即使不准备采纳某种体系，但是为了指责某一统帅行动错误而提供依据，便随意从该体系中断章取义。尤其是术语和比喻，经常被用作批判论述的点缀。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一切原属于某一理论体系的名词、术语，一旦被抽取出来当作一般的公理使用，自然就会失去原有的正确性。

这就造成：理论书籍没有运用简单明了的词语，而是使用一些模糊且容易产生歧义的术语，以致读者无法准确理解作者的意思。更有甚者，作者自己都不太清楚这些术语的真正含义，但是他们又不满足于使用普通易懂的用语。

第三种常见的弊病是滥用史例，炫耀学识。下面我们即将谈到对于史例的看法，因为如果不加考究地引用史例，那么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甚至相反的观点。如果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引用史例，随意地堆砌，往往导致片面的判断；这样的研究与垃圾无异，只不过是作者为了炫耀学识罢了。

这些似是而非、混淆不清、随意杜撰的概念有什么用处呢？几乎没有。理论如果采用了这些概念，就始终偏离实际，将遭到能征善战的将帅的嘲笑。

理论如果能够切实地、从具体实际出发地考察战争的各方面，不滥用术语和史例，并用简洁的语言表述，不与战场上依靠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伟人脱离关系，那么理论就能避免上述种种弊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