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边缘的稷农

成都在过去 2000 多年来都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最繁华的城市，然而直到近代，许多内地的中国人对于成都再往西北的区域往往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成都西北面连绵的群山起到了强大的阻隔作用，这些极高的山丘离成都并不遥远，在晴朗的天气下，蜀山的雪峰在成都依稀可见。

但是对于上古先民来说，群山的阻隔并不彻底，在高耸的山峰之间，总是有千万年来冰川河流切割而成的谷地和相对较低的垭口可供通行，伴随山地间穿梭的人群的则是语言。今天的汉藏语系覆盖了喜马拉雅山南北两麓的广大区域。显然，青藏高原并没有成为语言扩张的拦水坝，相反，青藏高原和周边的山地到处都有形形色色的属于汉藏语系的语言。

在成都西北的阿坝州马尔康市，生活着一支独特的人群，他们一般被称作“嘉绒人”。嘉绒是藏语的音译，是的缩写，来自藏族对这片区域的称呼。在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方面，嘉绒人接近藏族，因此今天他们是藏族的一部分，但是嘉绒语在语言上和藏语只是远亲，它的近亲是羌语和已经灭绝的西夏王国的党项语。

嘉绒语只是这片区域的一类语言，除了嘉绒语之外，这里还有木雅、尔苏、普米、纳木依、贵琼、白马、绰斯甲等许多人闻所未闻的语言。和东边大片的汉语、西北面大片的藏语以及南面大片的彝语不同，这片高山和谷地相间的破碎区域拥有可能是全东亚最高的语言多样性。当说着汉藏语的先民抵达川西大山的河谷地带后，稳定而少受外界干扰的生活以及困难的交通让这些小语言免于遭受被周边大语言同化的命运。

在马尔康市东部的嘉绒语中，“小米”叫作smai-khrī。在这些嘉绒语中khrī指“稻米”，这个词和藏语的（khre）相关，而smai则和汉语的“米”有关。

嘉绒人所居区域虽然地理环境闭塞，但是地理直线距离与说汉语的区域并不远，不能完全排除汉语影响的可能，另一些汉藏语的证据则更加可靠。

由于汉藏语系人口最多的几个大语种——汉语、藏语、缅语、彝语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而在喜马拉雅山那一头的南亚次大陆上，上古时期穿过或绕过青藏高原抵达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众多汉藏语长期被忽视。直到 20 世纪中期以后，这些喜马拉雅山南麓散落的遗珠才逐渐吸引研究者的眼光。而在这些自从分离后和汉语再未有过接触的语言里，也存在“米”的同源词。在印度东北阿萨姆邦北缘紧贴喜马拉雅山的区域，有百万以上人口说一种叫“博多语”的汉藏语，在这种语言里面，“稻米”的词根是may。分布比博多语更靠南的另一种汉藏语——加罗语中，“米”则是mi/me。与这两种语言并不相邻的另一种汉藏语，分布在缅甸东南部山地，这种以部分女性脖子上戴着沉重的铜环而被称作“长颈族”的克伦族说的克伦语中，“米”则是me。

这些当今分布七零八落的语言中共同存在“米”字，说明早在 6000 多年前的原始汉藏语时代，“米”就已经出现在当时的语言里了，也因此，当说原始汉藏语的人迁移到东亚、东南亚乃至喜马拉雅山南麓这么遥远的地方时，才能把这个词汇带到四面八方。

相对“米”的普遍，“黍”和“稷”远没有如此大的传播力。

对于上古的中国人来说，“黍”的一大功能是酿酒。酒在商朝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出土的甲骨文涉及的谷物中，“黍”的占比相当高。

成熟后的黍，穗会朝不同方向散开，在商朝占卜者的刻刀下，一般会把黍刻成有三根不同朝向的穗的小草。实际上，作为适应华北环境的本土植物，黍的皮实程度和野草不相上下，它的生长期非常短，而且相对其他谷物来说极其耐旱，以至于蒙古草原上的牧民往往也会种点黍当作干粮。

然而相比而言，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地位最高的谷物仍然是“稷”。

今天“稷”已经退出了中国人的口语。如果今天有人再说出“稷”这个字，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字会出现在“社稷”一词中。“社稷”的存在，无疑说明了“稷”的重要地位。周朝人甚至追溯后稷为周人的先祖，根据古老的传说，后稷是尧舜时的人物，出生在今天山西西南端的稷山县。

吊诡的是，作为中国人祖先最为神圣的五谷之首——稷，针对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物却存在争议。早在唐宋时期，稷是什么作物就已有争议。除了华北既种糜子又种小米的农民，当今大部分中国人对黍和稷已经不太能分得清。但是从植物学上，这两种植物并非近亲，黍是禾本科黍属的植物，而稷则是禾本科狗尾草属的植物，祖先是中华大地上几乎随处可见的狗尾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