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语言中的历史

史家陈寅恪有一句被广为称引的名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在此之前，主持绘制法国方言地图集的瑞士语言学家吉耶隆（Jules Gilliéron）也说过：“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或许这是陈先生在德国留学期间有所耳闻，又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但其间也可见不同侧重：中国在传统上在意的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字”，西方着眼的却是语言学上的“词”；历史学者想由此演绎出文化史，而语言学家留心的则是每一个词自身的词形、内涵的演变。

这样的分异，在跨界交流的时代，也已模糊了。很多概念史的著作乍看是梳理词汇语词含义的演变，其实是着意于挖掘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变迁。另一种进路则是历史语言学的思路：通过对不同语言的比对，找出文化交流的隐蔽线索，带给我们对历史的全新认识——尤其是对那些无文字社会或文献所缺失难解的历史，语言可以是另一种考古工具，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工具。

高中时我第一次读到周振鹤、游汝杰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顿感大开眼界：我们的语言中竟然隐藏着这么多历史线索！后来读到李锦芳著的《侗台语言与文化》、郑张尚芳著的《胭脂与焉支》，更进一步看到语言学方法对了解历史不仅大有可为，甚至不可或缺。现在，郑子宁的这本《中国话》再次让我涌起同样的感受。

当然，确切地说，语言学并不只是加深历史认识的工具，像《汉语的祖先》所着眼的毕竟是语言学本身的问题：比较论证语言之间同源性或亲缘度；但就本书而言，倒不如说是“以语言学作为方法的文化史研究”，是只有借助语言学才能讲述的故事。

本书对此已有非常精彩的论证，深入浅出又饶有意味，但这并不只是“趣味历史”而已。与格里姆定律（“凡规则皆有例外”）不同的是，在此不时可见的是新语法学派的定律：“凡例外皆有规律”。因为语言中异于规律的现象不仅可以提醒我们对结构重新认识，也可以补齐文化交流中“缺失的一环”，有时是被遗忘的历史。

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书实在是太少了。有时我想，印欧历史语言研究那么发达，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因为史料匮乏，所以语言成为重要线索，中国则正因为文献丰富、文字发达，结果反过来阻碍了这一领域“本应有”的发展。

不过，语言中隐藏的文化交流，不只是那些可比的语词里有线索，还可以问：为什么有些语言现象在汉语中缺失或丢失了？汉语缺乏敬语（“您”是输入的）、某些概念也是原本所无（如“魔”字是中古新造）。大体而言，汉语似有几种不同对策：采纳（引入外来词）、驯化（用旧名词称呼新事物），以及忽视。作为一种外来词很少的语言，汉语在交流中不仅有选择，而且既有兼容也有排异，最终才形成这样一个稳定系统。

在对外交流中，这样的“异变”同样有待解释：造纸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现在西语中的“纸”大多源自埃及的“纸莎草”一词；面条也是由中国外传的，但英语noodle、法语nouille都是很晚近才借自德语Nudel，语源不明。为什么它们不像“茶”“馒头”这样成为被广泛借用的语词，是在哪一环缺失了，这或许更考验我们对文化交流现象的理解，也更难回答。它不必有答案，但我们需要有疑问。

维舟
2020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