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人群是语言的载体，语言是人群的标识，人群历史与语言历史间呈现出极其紧密的关系。

人群对语言历史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诸多语言演变模型都是基于人群状况而发展出来的。比如谱系树模型对于逐草而居的印欧游牧民族、逐岛迁移的南岛民族的语言分化，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桥本万太郎根据东亚的人群历史，区分了游牧民型和农耕民型这两种不同的人群分布样态，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语言演变模型“语言地理类型学”对汉语学界影响巨大；而迪克森（R. M. W. Dixon）通过考察澳洲土著人群的语言状况，在其著名的《语言兴衰论》（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一书中，综合谱系分化、语言接触、区域聚变诸因素，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聚变——裂变”演化模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语言对于探究人群历史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著名华人语言学家王士元在《观察历史的三个窗口》一文中，就把语言学与考古学、遗传学并列，作为考察人群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2019 年，我国复旦大学金立教授团队（Zhang,M., Yan, S., Pan, W.-Y., Jin, L. 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 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Nature567: 112-116.）与法国沙加尔教授团队（Sagart, L., Jacques,G., Lai, Yunfan, Ryderc, R., Thouzeauc, V., Greenhill, S, J., List,J-M. Dated language phylogenies shed light on the ancestry of Sino-Tibetan. PNAS 116（21）: 10317-10322.）分别在《自然》和《美国科学院学报》上发文，利用语言材料探究了藏缅语系族群的历史，在依据语言考察人群历史方面取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话》，正是探究中国人这个人群与中国境内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的一本佳作。子宁兄虽非科班出生，但对语言学保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勤勉好学，博闻强识，在语言学科普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果，继《东言西语》之后，又推出这一大作。本书内容广博、材料翔实，伴随着优美的文笔徐徐展开，读来有“山阴道上行，使人应接不暇”之感。相信读者诸君读了本书之后，一定会对中国人与中国话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我与子宁兄相识于网络，因志趣相投，关系日笃，常有惺惺相惜之感。祝愿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语言学领域能佳作迭出！

是为序。

盛益民
2020年6月9日改定于尚景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