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维多利亚女王的婚事引发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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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采纳便士邮资制度——未作好结婚的准备——利奥波德一世推荐的人选——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斯托克马克男爵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的配合——英国大臣和德意志贵族青年——维多利亚女王备感孤立——1839年10月15日与阿尔伯特订婚——1839年11月20日公布婚约——1839年丹尼尔·奥康奈尔的祝贺——公众的批评——维多利亚女王的要求——1840年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困境——政府的提议——顽固不化的议会下议院——愤怒的维多利亚女王——与议会上议院的分歧——阿尔伯特的优先地位——维多利亚女王的授权令——阿尔伯特的随从——维多利亚女王的婚庆大典

为昭告世人自己重新当政，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推动议会通过了一项邮资改革措施。对未来英国的繁荣昌盛，这项改革措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维多利亚女王和大臣们的关系。1839年7月，议会采纳了罗兰·希尔提出的邮资方案，即在英国范围内统一实行最低一便士的邮资制度。长期以来，邮局垄断送信业务，邮资根据送信路程的远近，一页信纸的资费从四便士到一先令八便士不等，计费方式十分复杂。将邮资统一降低到一便士的做法给英国的商业通信和出于其他目的的交流注入巨大活力。与此同时，可粘贴邮票的发明令通信更加便利。政府很快开始使用这种可粘贴的邮票，并且设计出一款印有维多利亚女王头部肖像的邮票。这款邮票令全世界都认识了维多利亚女王。通信方式的进步可能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社会方面最令人赞叹的一部分，也是英国人才能和创新的集中体现。其他国家以一种敬畏的姿态，心甘情愿地远远跟随其后。人们不禁要问：与这次邮政改革相比，维多利亚女王的立法举措是否对英国社会的进步，乃至世界的进步发挥了更大的推动作用？要知道，起初可是维多利亚女王固执地坚持要改革邮政体系，随后英国政府才介入，以法律形式推进邮政体系改革。

专注国事、充满激情、刚经历从依赖他人到实现自身的独立，这些都让维多利亚女王在其执政的前两年不愿意考虑婚姻问题。然而，维多利亚女王的家人们一直在替她考虑这个问题。维多利亚女王的枢密院顾问认为，在这个关乎个人幸福的问题上，虽然维多利亚女王可以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但他们十分清楚，维多利亚女王的婚姻问题将对整个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舅舅利奥波德一世认为，外甥女的婚姻问题是自己职责所在。实际上，利奥波德一世早已行动起来，他选择了维多利亚女王的表弟——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维多利亚女王继位后不久，利奥波德一世向外甥女维多利亚女王表达过自己的想法。此时，既然外甥女维多利亚女王已经成为英国女王，利奥波德一世当然不愿意自己的人选被否决。

早在1838年，利奥波德一世曾向外甥女维多利亚女王提到过自己的打算。当时，维多利亚女王对这种安排有点紧张，并且告诉舅舅利奥波德一世，自己和小自己三个月的阿尔伯特都还太年轻，不是考虑婚姻大事的时候，请求舅舅利奥波德一世将这个想法再推迟三年。

1838年3月，利奥波德一世将阿尔伯特召唤到布鲁塞尔，说明情况。阿尔伯特虽然有几分疑虑，但同意推迟婚事的建议。阿尔伯特认为，以维多利亚女王高贵的地位，最终会寻找到一个地位更加尊贵的婚姻伴侣，而不会屈就于一个落魄的德意志公爵的小儿子，这种一厢情愿的联姻想法实在有点自不量力。对阿尔伯特的婚事，利奥波德一世的密友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也很上心。与利奥波德一世一样，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是一位激情四溢的斗士，但为人更加精明。1838年年底，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告别维多利亚女王。危机四伏的1839年，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并不在英国。因此，对维多利亚女王面临的两次危机，他都不负任何责任。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将自己视作维多利亚女王在国外的眼线。1839年年初，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陪同阿尔伯特出游意大利。他在阿尔伯特身边，监督、提醒阿尔伯特不能忘记利奥波德一世的联姻计划，并且在需要时教导阿尔伯特如何做一名合格的英国君主的配偶。

对利奥波德一世的联姻计划，英国人充满疑虑，这在海外是众人皆知的事情。拜访维多利亚女王时，科堡大家族的成员表现得太无知了，实在令人无法将他们引荐给维多利亚女王的陪同人员。1839年8月，萨克森-科堡-哥达的奥古斯塔斯来温莎访问，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位女侍从评论说：“他们与英国青年差别太大了！”1838年4月，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也写道：“我担心维多利亚女王早已习惯了英国男士讨喜的性格和渊博的知识，很难喜欢上一位外国贵族。”其实，从维多利亚女王继位以来，除了阿尔伯特，还有其他几位合适的配偶人选供维多利亚女王考虑。维多利亚女王的另一个堂兄——剑桥公爵乔治——是其中一位。另外，还有一位是内穆尔公爵奥尔良的路易，他是比利时王后奥尔良的路易丝的弟弟、路易·腓力一世的次子，也是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典礼邀请的外宾之一。据说，内穆尔公爵奥尔良的路易深得维多利亚女王和一部分枢密院顾问的喜爱。1839年5月，在温莎城堡，维多利亚女王接待了俄罗斯帝国皇储，后来的亚历山大二世，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教父俄罗斯帝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侄子。另外，维多利亚女王接见的人中还有荷兰国王威廉二世的第三子亨利王子。先王威廉四世在世时，鼓励亨利王子与侄女维多利亚女王联姻。因此，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亨利王子也是维多利亚女王考虑的人选之一。

解决维多利亚女王配偶人选的问题并没有拖很长时间。1839年上半年的政治危机令维多利亚女王深感孤立。因此，与以前相比，维多利亚女王更期待婚姻生活。与此同时，一些低能的大臣不断向维多利亚女王提出结婚对象的人选。为引起维多利亚女王的注意，其中几位大臣甚至在维多利亚女王骑马外出时，截住她的去路，更有甚者直接闯入维多利亚女王的宫中。这些疯狂的举动令维多利亚女王烦恼不已。1839年9月，在温莎城堡做客的利奥波德一世敏锐地抓住这次机会。

利奥波德一世回到欧洲大陆后，便示意阿尔伯特及其兄长欧内斯特一个月后前往英国拜访维多利亚女王。当时，维多利亚女王并不知晓他们来访的意图。1839年10月10日，阿尔伯特和欧内斯特带着利奥波德一世的信，到达温莎城堡。当时，许多其他客人正在温莎城堡做客，其中有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

1839年10月11日到1839年10月14日，每天下午，阿尔伯特和欧内斯特都和一大群人陪同维多利亚女王骑马散步，并且每天晚上出席宴会，在宴会上翩翩起舞。不过，在消遣期间，维多利亚女王还是设法尽可能多地与阿尔伯特交流。这样一来二去，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突然产生了真挚而浓烈的爱意。1839年10月15日，维多利亚女王将阿尔伯特召唤到自己的房间，以君主的身份突然向阿尔伯特求婚。事后，维多利亚女王告诉姑姑格洛斯特公爵兼爱丁堡公爵的夫人玛丽公主，自己当时十分紧张，但没有办法，因为阿尔伯特是不可能向英国女王求婚的。“他绝不敢主动向维多利亚女王求婚。”以前，在维多利亚女王择夫的问题上，一直秉持遵从维多利亚女王喜好的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似乎也对维多利亚女王向阿尔伯特求婚的消息颇感吃惊。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对阿尔伯特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太稚嫩，不适合做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尽管如此，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还是真心祝福维多利亚女王，热情地向两人表达了祝福。

虽然对外公布婚约的时间被推迟了一个多月，但维多利亚女王立刻将订婚的消息通知了利奥波德一世，收到消息的利奥波德一世满心欢喜。在正式公布婚约前，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底下，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简直是如胶似漆。1839年11月1日，维多利亚女王检阅了一支步枪旅。那天，维多利亚女王头戴镶着金边的军帽，身边的阿尔伯特十分引人瞩目。

1839年11月14日，阿尔伯特和其兄欧内斯特告别了温莎城堡。1839年11月15日，维多利亚女王以少女般欢喜的心情给所有英国王室成员写信，宣布婚讯。在读了维多利亚女王写给阿德莱德王后的信后，罗伯特·皮尔情绪低落，懊恼地说：“维多利亚女王对待爱情像朱丽叶对待爱情一样。”1839年11月20日，维多利亚女王离开温莎城堡，返回白金汉宫。1839年11月23日，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草拟了一份官方声明，要求召开一次特殊的枢密院会议。结果，出席当天会议的人不足八十三人。会上，维多利亚女王胳膊上戴着镶有阿尔伯特微型肖像的臂镯，坚定地做了简短的发言，并且在发言时，维多利亚女王的手一直在抖。维多利亚女王说：“与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缔结婚约是我个人的意愿。我将坚守这一神圣的约定，因为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决定。我坚信有万能的上帝的保佑，这桩婚事将给我带来快乐，也符合国家利益。”结束发言后，维多利亚女王冷静地接受了大臣们的祝贺。

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婚讯，英国人普遍抱有一种复杂的心情。在班登的集会上，与辉格党结盟的丹尼尔·奥康奈尔以一种滑稽、夸张的兴奋，描述了即将到来的婚事。丹尼尔·奥康奈尔警告保守党人，不要在维多利亚女王最幸福的时刻给维多利亚女王找麻烦，否则将招致爱尔兰人的无情报复。

丹尼尔·奥康奈尔的担心不无道理。对于维多利亚女王的婚事，一片祝福声背后隐藏着恶毒的低语。人们对阿尔伯特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个德意志人，年纪很轻。这两点都不受英国人待见。于是，有关阿尔伯特的一些荒诞说法开始流传。有人说阿尔伯特对国事一无所知，追求一些毫无意义的爱好。还有人说阿尔伯特是危险的野心家。保守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阿尔伯特是自由党人。对阿尔伯特的宗教信仰，也有一些空穴来风的异议。众所周知，萨克森-科堡家族的成员都是坚定的路德宗信徒，但家族中的两位成员——利奥波德一世和斐迪南·奥古斯特迎娶的妻子——除外，她们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教徒。因此，甚至有传言说，阿尔伯特是“教皇党人”。在国外，人们普遍认为，对维多利亚女王来说，这桩婚事其实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这些批评，沉浸在爱河中的维多利亚女王持一种鄙视的态度，尤其是对那些国外的评论。维多利亚女王公开表示，对阿尔伯特为婚姻放弃家族和国家的行为感到遗憾，认为自己有责任对阿尔伯特做出补偿。因此，维多利亚女王催促大臣们妥善解决阿尔伯特地位的问题。维多利亚女王效仿都铎王朝的玛丽女王，恳求大臣们批准授予阿尔伯特“国王”的称号。但对这个要求，大臣们犹豫不决。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提醒维多利亚女王，一旦承认议会拥立国王的合法权力，就等于承认了议会罢免君主的合法权力。据史料记载，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直率地对维多利亚女王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不要再提及此事了。”在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看来，阿尔伯特的头衔和待遇必须符合惯例，必须仿效前朝亲王——安妮女王的丈夫丹麦的乔治。对这种将自己的爱人和那个“安妮女王愚蠢、微不足道的丈夫”相提并论的做法，维多利亚女王非常愤怒。因此，她故意拖延效仿惯例确定阿尔伯特地位这件事。

能决定阿尔伯特地位的既不是维多利亚女王，也不是首相，而是议会。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拒绝与政治对手提前磋商，根本不打算就这个问题向议会两院施压。1840年1月16日，议会开会期间，维多利亚女王坐在宝座上，发表讲话。讲话中，她很有分寸地提到自己将至的婚事，并且敦促议会对此做出恰当安排。会议一开始，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发现自己处境艰难。虽然维多利亚女王私下一再要求给予自己未来的丈夫比先例更高的地位，但显然，议会两院中大多数议员已经下定决心，绝不破坏传统。为辅佐维多利亚女王，也为充当利奥波德一世和阿尔伯特的眼线，早已回到白金汉宫的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不遗余力地敦促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一定要在1840年1月16日11时举行一场辉格党和保守党的磋商会。不幸的是，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的诉求并没有得到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回应，最糟糕的事还是发生了。

大臣们提议给阿尔伯特每年五万英镑的年金，与当年乔治二世、乔治三世和威廉四世的王后们享受的待遇一致。然而，议会两院对这一金额都不满意。保守党人和一些激进派认为，这一金额实在太高。根据阿尔伯特日常开支的习惯，激进派发言人约瑟夫·休姆还提出一项修正案，建议将其年金降低到两万一千英镑，但该修正案以三百零五票对三十八票被否决。接着，作为思想狭隘的老派保守党人，来自林肯郡的老议员查尔斯·西布索普立即提出另一项修正案，又将阿尔伯特的年金降低到三万英镑。在议会中，查尔斯·西布索普提出的修正案得到大量支持。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发言表示支持。刚刚抛弃辉格党、投入保守党怀抱的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否认婚后阿尔伯特的地位和国王配偶王后的地位相当。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说，宪法承认作为国王配偶王后的独立地位，但没有必要承认作为维多利亚女王配偶王夫的独立地位。显然，这一言论听上去缺乏逻辑，无法令人信服。最后，在议会分组表决时，每年三万英镑的修正案获得二百六十二票支持，一百五十八票反对，以一百零四票的明显优势获得通过。这意味着，政府每年五万英镑的提议遭到否决。

显然，议会下议院的做法不仅是对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政府的藐视，也是对维多利亚女王及其未来丈夫阿尔伯特的侮辱。罗伯特·皮尔和同僚否认背叛维多利亚女王的各种说法，否认“保守党的行为是对1839年5月一系列丑恶事件的报复”。不过，约翰·拉塞尔伯爵坚持认为，议会的这次投票是对君主的侮辱。当涉及阿尔伯特未来安排的法案提交给特别委员会审议时，查尔斯·西布索普又进一步建议，如果将来维多利亚女王先于阿尔伯特去世，阿尔伯特再娶信奉天主教的妻子，或者每年在英国居住时间不到六个月，阿尔伯特将不再享受每年三万英镑的年金。罗伯特·皮尔否决了这个建议，认为它表现出对阿尔伯特的不信任。无论如何，议会做出的每年三万英镑年金的方案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

维多利亚女王很不满意。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利奥波德一世也专门从布鲁塞尔写信，抗议议会下议院的行为，称这一决议令人无法接受。

议会上议院的态度也不友好。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带头发难，指责内阁没有公开阿尔伯特是一名新教教徒，完全能按英国国教的规定参加领圣餐仪式。针对阿尔伯特的宗教信仰，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曾私下向内阁保证过，但对此内阁故意保持沉默。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1840年1月27日，有关阿尔伯特入籍的法案提交到议会上议院。法案中有一项条款，赋予阿尔伯特仅次于维多利亚女王的地位。对此，萨塞克斯公爵奥古斯塔斯·腓特烈和剑桥公爵阿道弗斯都无异议，愿意自己屈居于阿尔伯特之后。但由于对自己没当上英国君主的事情耿耿于怀，仍然拥有英国贵族头衔的汉诺威国王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拒绝让步。上议院的议员们都十分理解汉诺威国王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的态度。此外，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据理力争，称自己提出的方案是遵循玛丽女王及其丈夫腓力二世的先例。不过，与此同时，他表示，愿意修订提案中的条款，确保维多利亚女王的法定继承人诞生后，法定继承人的地位先于作为父亲的阿尔伯特，但上议院认为这一让步微不足道。因此，上议院将有关阿尔伯特优先地位的条款全部删掉。

最终，阿尔伯特的入籍法案获得通过，但阿尔伯特的地位问题悬而未决。不过，几个月后，枢密院执事查尔斯·格雷维尔起草了一份文件，声称维多利亚女王可以不通过议会，直接颁布王室授权令，授予丈夫阿尔伯特优先地位。维多利亚女王采纳了这项建议，签署授权令，赋予阿尔伯特仅次于自己的地位。但授权令受到冷遇，它对外毫无效力。更令维多利亚女王愤怒的是，国外的王室也纷纷拒绝承认阿尔伯特的地位，依然坚持区别对待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女王。面对这种局面，作为妻子的维多利亚女王很伤心。

另外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与阿尔伯特的私人随从有关。大臣们认为，不能允许阿尔伯特自己挑选私人秘书，尤其是私人秘书的人选绝对不能是德意志人。然而，阿尔伯特也不愿意让一个英国人来当自己的秘书。为解决这个问题，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推荐了自己的私人秘书乔治·安森。对于这一安排，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都表示接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是个明智的选择。

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的婚期定在了1840年2月10日。在本届议会论战结束前，托林顿子爵乔治·宾和乔治·格雷上校受命前往科堡，给阿尔伯特颁发嘉德勋章，并且护送他前往英国。1840年1月28日，在父亲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欧内斯特一世和哥哥欧内斯特的陪同下，阿尔伯特从科堡启程，先前往布鲁塞尔与叔叔利奥波德一世会面。然后，1840年2月7日，他到达多佛。1840年2月8日，阿尔伯特抵达伦敦，受到热烈欢迎。阿尔伯特到达白金汉宫后，大法官科特纳姆伯爵查尔斯·佩皮斯主持了其入籍仪式。1840年2月10日，在圣詹姆斯宫的小教堂内，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的婚礼如期举行。利物浦子爵罗伯特·詹金森是唯一一位受维多利亚女王邀请出席婚礼的保守党人。在白金汉宫用完丰盛的早餐后，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这对新人驱车前往温莎城堡。1840年2月12日，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欧内斯特一世和其他人来到温莎城堡，看望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1840年2月14日，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返回伦敦。1840年2月19日，维多利亚女王举行了晨觐仪式。仪式上，阿尔伯特亲王站在维多利亚女王左边。尽管这段时间艰难、充满荆棘，但维多利亚女王勇敢地挺了过去。在婚姻问题上，她是人生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