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与日不落帝国的黄金时代(华文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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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威廉四世驾崩及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来临

精彩看点

威廉四世驾崩——维多利亚女王登基——首次接见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枢密院第一次会议——维多利亚女王的举止——继位宣言——枢密院第二次会议——作为君主的署名——维多利亚名字的传播——公众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情感——罗伯特·皮尔对维多利亚女王缺乏经验的评论——悉尼·史密斯和约翰·拉塞尔伯爵的希望

1837年6月月初,庆祝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公主成年的活动结束后不久,英国王室就对外宣布威廉四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837年6月20日2时12分,威廉四世在温莎城堡驾崩。此时,阻挡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公主继承英国王位的最后一个障碍也不复存在了。

在弥留之际的威廉四世床边,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豪利主持了威廉四世的最后一次宗教仪式。仪式刚结束,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豪利立即向阿德莱德王后告退。1837年6月20日凌晨,威廉·豪利大主教就与内廷宫务大臣弗兰西斯·纳撒尼尔·卡宁厄姆勋爵一起奔赴肯辛顿宫,去向新君主报信。1837年6月20日5时前,这两位身份显赫的送信人赶到了肯辛顿宫,却发现进不了肯辛顿宫的大门,因为守门人拒绝唤醒睡梦中的主人。最后,路易丝·莱森出来了。她表示愿意向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公主通报两人到来的消息。穿着睡袍,裹着披肩,脚踩拖鞋,披着长发的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公主来到会客厅。见到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公主进来,弗兰西斯·纳撒尼尔·卡宁厄姆勋爵就像觐见女王一般,向她行屈膝礼,并且亲吻她伸过来的手。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豪利做出同样的举动,并且称呼她是“牧师们的领袖”。两人告知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公主威廉四世已经安详地去世。听闻这个消息的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公主紧扣双手,关切地询问婶婶阿德莱德王后的情况。弗朗西斯·沃丁顿·本森:《本森男爵回忆录》,伦敦,朗文格林公司,1868年,第1卷,第272页。——原注

威廉·豪利大主教与弗兰西斯·纳撒尼尔·卡宁厄姆勋爵来到肯辛顿宫向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公主通报威廉四世驾崩的消息

1837年6月20日9时前,首相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来到肯辛顿宫,立刻被维多利亚女王接见。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萨塞克斯公爵奥古斯塔斯·腓特烈和英国国内最受欢迎的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也前来拜见维多利亚女王。依据宪法规定,此时已经是英国君主的维多利亚女王必须从首相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那里获得有关君主职责和言行的建议。

1837年6月20日,威廉四世驾崩当天11时,英国枢密院成员被紧急召唤到肯辛顿宫。进入会客厅时,维多利亚女王遇到两位叔叔——坎伯兰公爵兼蒂维厄特公爵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和萨塞克斯公爵奥古斯塔斯·腓特烈。维多利亚女王就座后,立即发表演说。演说的内容是几天前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代笔的。此外,这篇演说稿还听取了经验丰富的枢密院议长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的修改意见。演说时,维多利亚女王身着款式简单的黑色丧服,没有佩戴任何饰物。其实此前,为悼念去世的阿德莱德王后的母亲霍恩洛厄-兰根堡的路易丝·埃莱奥诺雷,1837年4月30日,阿德莱德王后的母亲霍恩洛厄-兰根堡的路易丝·埃莱奥诺雷公主去世。——原注维多利亚女王就一直身着丧服。在演说中,维多利亚女王提到,“在我还如此年轻时,这份重任就突然压在我身上”,并且她这样描述自己,“在挚爱的母亲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温柔、开明的关爱下接受了英式教育,从小就学会要尊重和热爱祖国的宪法”。此外,她还表示自己将致力于维护宗教自由,保护英国人的权利。演说结束后,维多利亚女王宣誓承认苏格兰长老会的地位。随后,大臣们将自己的公章呈送给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又将这些公章一一赐还给大臣们。紧接着,受到重新任命的大臣们逐个向维多利亚女王行吻手礼。最后是枢密院成员的宣誓,宣誓人包括首席财政大臣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内政大臣约翰·拉塞尔伯爵和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后来,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约翰·拉塞尔伯爵和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也曾担任过首相。

虽然维多利亚女王身高不足五英尺,并且没有超凡脱俗的美貌,但她的行为举止那么自如、谦和、优雅、高贵。与此同时,她独特的、抑扬顿挫的演说风格令听众们欣喜。作为一名言辞犀利的批评家,托利党的枢密院成员约翰·威尔逊·克罗克曾写道:“我无法向你形容维多利亚女王读报时是多么冷静又不失女性的柔美。她天生甜美的声音是那么清澈、悠扬。她的双眼明亮而平静,眼神既不咄咄逼人也不躲闪,而是既坚定又温存。她两颊泛着红晕,这令她看上去更加美丽并富有活力。她绝对和我曾见过的所有小姐一样——美丽有趣。”《约翰·威尔逊·克罗克书信集》,第2卷,第359页。——原注枢密院会议结束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称:“维多利亚女王不仅稳稳地坐在英国君主的宝座上,还牢牢地植根于一屋子大臣的心中。”在整个仪式中,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举一动那么庄重得体,就像长期以来她深谙自己一国之君的角色一般。莱恩·普尔:《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传》,1888年,第2卷,第45页;《约翰·威尔逊·克罗克书信集》,第2卷,第359页;伊芙琳·阿什利:《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传》,伦敦,R.宾利出版社,1876年,第1卷,第340页。本杰明·迪斯雷利在小说《西比尔》第一部第六章中多少有点浮夸地描述了林德赫斯特男爵约翰·科普利提供给他的有关仪式的具体情景。——原注

在枢密院会议上,维多利亚女王的泰然自若令人刮目相看。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内,维多利亚女王在公众前的第一次亮相再次令人们从内心深处尊敬这位新君主。1837年6月21日,枢密院会议后的第二天,维多利亚女王乘坐马车前往圣詹姆斯宫,出席正式的继位宣言仪式。当掌礼官诵读继位宣言时,公众可以清楚地看见维多利亚女王。她站在枢密院议事厅一扇敞开的窗户下,身旁两侧分别站着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和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这扇窗户对面就是马堡大厦周边的四方院子。观礼的人群大声欢呼,其中有个人特别显眼,他就是爱尔兰著名的煽动家丹尼尔·奥康奈尔。丹尼尔·奥康奈尔刻意地使劲挥动着自己的帽子。当时,维多利亚女王的首席掌马官阿尔比马尔伯爵乔治·凯佩尔也在场。事后,他这样写道:“这位少女君主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彬彬有礼接受臣民的效忠。当听到人群的第一次欢呼时,维多利亚女王面色凝重起来,眼中泛起泪花,这种情绪的起伏反而使她身上的王者风范更具魅力”。阿尔比马尔伯爵乔治·凯佩尔:《我生命中的五十年》,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876年,第378页。——原注

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

约翰·拉塞尔伯爵

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约翰·威尔逊·克罗克

丹尼尔·奥康奈尔

继位宣言仪式结束后,维多利亚女王召见了军队总司令罗兰·希尔子爵、大法官科特纳姆伯爵查尔斯·佩皮斯及其他政府重要官员。1837年6月21日中午,维多利亚女王在圣詹姆斯宫召开第二次枢密院会议。所有内阁大臣都出席了这次枢密院会议。当天稍晚时候,特拉法尔加广场、坦普尔巴、伍德大街和皇家交易所又分别举行了维多利亚女王的继位宣言仪式。

科特纳姆伯爵查尔斯·佩皮斯

尽管在第一次枢密院会议的登记簿上签名时,维多利亚女王只用了“维多利亚”这个名字,但理政第一天,在所有需要签署的正式文件上,“维多利亚”前面都加上了“亚历山德里娜”。在继位宣言仪式上,维多利亚女王被称为“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女王陛下,联合王国维多利亚女王”。尽管“维多利亚”这个名字激起了不满情绪,但即使如此,女王本人也不愿意改名。那些签名中没带“亚历山德里娜”的文件被匆匆修改过来,补全为“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不过,从理政第二天起,所有的政府官方文件中就只使用“维多利亚女王”这个称谓了。

从此,英国人完全接受了“维多利亚”这个名字,认为这个名字最能体现英国精神。1851年,大英帝国最富庶的殖民地之一被命名为“维多利亚”。此后,又有许多规模小一点的定居点或城镇被陆续命名为“维多利亚”。与此同时,在英国本土,大量城镇在命名其街道、公园、火车站或者公共集会场所时,都采用了“维多利亚”这个名字。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早期,人们将新发明的一款轻型马车命名为“维多利亚马车”。1846年,两条铁路线——伦敦-查塔姆-多佛线和伦敦-布莱顿-南部海滨线——在伦敦的终点站被命名为“维多利亚火车站”。1838年,一种从圭亚那引进到英国的巨型睡莲被命名为“王莲”。1849年,“王莲”首次在英国本土盛开时,被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原注

在海外,甚至是在英国国内一些消息灵通的地区,民众面对君主更迭时展现出的平静令人吃惊。不过,对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人们充满热情,这部分要归因于人们拿她与之前的国王们做比较。19世纪初到维多利亚女王登基,英国已经历经了三位国王的统治,并且这三位国王的年龄都很大。其中,第一位国王乔治三世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第二位国王乔治四世是个有名的挥霍之徒,第三位国王威廉四世在公众眼中是个跳梁小丑。英国君主制的基石与人民对君主的忠诚度有关,一旦君主的个人品质无法得到人民的认同,君主就立刻丧失人民的信任。优秀的个人品质可以确保君主拥有漫长、高尚的生活,但可惜的是,前几任国王的人品都无法令天真无邪的维多利亚女王肃然起敬。由于前几任国王的昏庸无能让民众失望,维多利亚女王的继位让大批民众产生了一种新情感——对维多利亚女王骑士般忠诚的情感。也正是人民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忠诚使革命在英国失去了根基。虽然政党的政治运作没能令民众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忠诚广泛蔓延,并且在执政初期和中期维多利亚女王做出一些缺乏政治考虑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人民对她的感情,但即使如此,英国人民对维多利亚女王的热爱就如同一株已经扎下根的植物,不会轻易凋零。

某些政客,如位高权重的辉格党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及英国议会下议院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都曾公开批评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缺乏经验,对世界一无所知。1837年7月5日,罗伯特·皮尔写道:“一位真正符合宪法要求的君主,其个人品质、成熟度、处理国家事务方面丰富的经验及其对人、礼仪和风俗的了解,就像轮船的压舱石一样,能消除大臣的三心二意,能降低依仗雄辩术参与议会讨论的演说家轻率言论的危害,能遏制民主的高涨和不满情绪的蔓延,能缓解对放款收税的无端焦虑……从而确保国家这艘大船一直不偏离航道。不幸的是,在我们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被剥夺了这一优势。”《约翰·威尔逊·克罗克书信集》,第2卷,第317页。——原注然而,对根基已经稳固的君主立宪政体来说,当时罗伯特·皮尔指出的这些与少女君主的不成熟和性格相关的危险其实是夸大其词。这些危险即使真的存在,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消除。

罗伯特·皮尔

1837年6月25日,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在圣保罗大教堂布道时,悉尼·史密斯更真诚地展现了对维多利亚女王的爱戴。悉尼·史密斯认为,新君主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女王”,期待她进入成熟的年龄后,能致力于提高臣民的幸福、促进国家的昌盛。几个星期后,首相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内政大臣约翰·拉塞尔伯爵说道:“历史上,我们曾有过伟大的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和安妮女王的统治都曾令我们取得辉煌的胜利。我们期待未来将拥有一位以‘平和’著称的维多利亚女王。她既没有伊丽莎白女王的专制,又没有安妮女王的懦弱。”约翰·拉塞尔伯爵,这位辉格党领袖至少从三个方面,即完全废除奴隶制、提倡更文明的惩罚犯罪的措施、提升国民教育,表达了自己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殷切希望。他曾说:“对全世界的国家来说,对我们的子孙来说,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或许最终会被历史证明是一件幸事。”斯潘塞·霍拉肖·沃波尔:《约翰·拉塞尔伯爵传》,第1卷,第284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