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辅佐维多利亚女王

精彩看点

维多利亚女王和汉诺威王国——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指导——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政治生涯——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政治见解和性格——私人秘书一职——维多利亚女王对辉格党的青睐——维多利亚女王对君主制的理解——维多利亚女王建立内廷——外国顾问——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对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的质疑之声——路易丝·莱森——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公共庆典仪式——作为君主首次在议会演说

与前任英国君主们相比，维多利亚女王继位时的身份有所不同。因此，鉴于性别差异，有必要对英国君主的地位和职责做出调整。《萨利克继承法》让维多利亚女王无法继承汉诺威王位。1714年起，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路德维希继承英国王位，成为乔治一世后，历代英国君主都继承了汉诺威王位。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汉诺威从选帝侯领地晋升为王国。此时，位于维多利亚女王之后的英国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坎伯兰公爵兼蒂维厄特公爵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继承了汉诺威王位。因此事实上，英国和汉诺威长期形成的联盟瓦解了。不过，两国早已在政治观点和政治抱负方面渐行渐远。汉诺威王国的新国王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脾气暴躁，举止粗俗，是位心胸狭窄又极度保守的统治者。对待侄女维多利亚女王，他相当无情。但维多利亚女王一直是个内心强大的人，不管叔叔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多么乖戾，维多利亚女王对其个人生活及其家人的命运都给予了不少善意的关注，尤其是后来，当叔叔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一家人面临审判时，维多利亚女王展现出非同一般的仁慈。

作为英国君主，维多利亚女王在国内职责的变化上与刑法有关。威廉四世继位前，对所有重罪，英国法律都判处死刑。威廉四世统治时期，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英国议会将死罪的数量降到四起到五起。然而，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宣判的死刑判决数量仍然居高不下。于是，英国君主亲自出面修改死刑判决就变成惯例。每次法庭审理结束后，法官都要向君主汇报判决结果，再由君主做出最终裁决。显然，一位少女是不适合完成这项令人反感的任务的。因此，英国议会立刻通过了一项法案，解除了维多利亚女王修改死刑判决的职责。伦敦以外的地区，各郡长官收到法院判决后，都有足够的能力确保死刑判决的执行。此时，伦敦遵照各郡做法，由内政大臣一人来处理死刑诉状。因此，内政大臣就成为唯一能颁发赦免令和死刑缓刑令的人。一旦内政大臣更改了死刑判决，就要向维多利亚女王汇报。有时，维多利亚女王会评论几句。尽管如此，内政大臣一旦做出决定，该决定就会被执行。因此，即使1837年的法令正式保留了“皇家赦免权”，但事实上，一位女性君主的继位废除了英国王室的这项特权，使人感到不同法律之间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

虽然可以不像前任君主那样处理所有国事，但维多利亚女王在热情高涨地学习与自己身份相关的日常事务。从继位那一刻起，她就一心想快点熟悉这些事情。在处理政务方面，首相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十分老练。此外，他还贴心地指导维多利亚女王处理政务。起初，维多利亚女王的任性和自负经常令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十分尴尬，但从总体上来说，维多利亚女王是一名聪明的学生。

维多利亚女王继位时，五十八岁的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已经在政坛活跃了三十多年，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1806年到1829年，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成为英国议会下议院议员。后来，他又继承了父亲墨尔本子爵佩尼斯顿·兰姆在英国议会上议院的席位。从政初期，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是辉格党成员，但1827年，他进入乔治·坎宁领导的托利党政府，担任爱尔兰首席大臣一职。不过，1828年，十一个月的试用期过后，他又辞去爱尔兰首席大臣。随后，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对外宣称自己只支持辉格党。不久，他就成为辉格党党首。1830年，在查尔斯·格雷伯爵的政府中，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出任内政大臣。1834年，查尔斯·格雷伯爵辞职后，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接任首相一职。1834年年底，威廉四世一意孤行，企图侵犯首相的权力和独立性。在这场国王干政事件中，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多少有些被动，算是受害者。这件事的起因是威廉四世担心政府会破坏英国教会。威廉四世这种毫无依据的担忧直接导致1834年11月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被迫解散政府。历史上，这是英国君主最后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前结束政府任期。事实证明，该事件给英国君主带来的危机远远超过其对政府造成的破坏，并且成为永久震慑英国王室的教训。遵照威廉四世的命令，罗伯特·皮尔接替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首相职位后，就立即解散了议会，重新进行选举。不料重新选举后，辉格党还是获得英国议会下议院大多数席位。结果，罗伯特·皮尔匆匆下台，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再次当选首相，并且手中的权力比以前更大了。1835年到1841年，在接下来的六年中，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一直担任首相一职。在威廉四世时期，他当了两年首相。维多利亚女王继位后，他又当了四年首相。

尽管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是地地道道的辉格党成员，宪法的忠实维护者，宗教平等思想的大力倡导者，但在面对选举法的改革问题时，他并不积极。对在他本人推动下，并且得到议会通过的社会改良措施，他也持中立态度。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是《谷物法》的捍卫者。他认为，激进派是制造麻烦的煽动者，激进派的主张也是华而不实的。由于行为上的特立独行和言语上的犀利，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被认为愤世嫉俗。不过，他这种傲慢无礼的作风很可能只是装出来的。生活中，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主要消遣是读书。虽然厌恶各种社交规矩，但在女性社交圈，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很受欢迎。

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前几年时间里，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不只是充当着维多利亚女王的首相。当时，任命谁来担任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秘书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虽然以前，大家认为私人秘书是君主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但此时，大臣们担心，借私人秘书与女王建立起亲密信任关系的人很有可能会操控年轻、又缺乏历练的维多利亚女王。最后，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以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亲自出任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秘书，解决了这一难题。由于同时担任首相与君主的私人秘书两个职位，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必须一直待在宫里，并且常常相伴在维多利亚女王左右。每天早上，他与维多利亚女王一起处理政务。每天下午，他与维多利亚女王一起骑马。每晚，他又与维多利亚女王一起用餐。在应对英国王室的日常事务时，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展现出的从容不迫，令他的朋友们惊叹。在面对维多利亚女王时，他流露出慈父般的关爱。这使他获得自己的政治盟友甚至政坛对手们的衷心认可。在对待维多利亚女王时，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一直亲切、自然、彬彬有礼，这十分符合他的年龄和地位。

对英国宪法中“一国之君”地位和权力的解读，维多利亚女王出现了偏差。于是，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成为众人羞辱的目标。但作为辉格党的领导人，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没有退缩，反而促使维多利亚女王对宪法中否定君主独立性的条款有了深刻的认识。维多利亚女王的父亲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爱德华在世时，曾自称是辉格党人。此外当年，维多利亚女王的母亲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在与支持托利党的威廉四世较劲儿时，曾得到过辉格党的支持。因此，维多利亚女王青睐辉格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维多利亚女王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偏爱辉格党，讨厌托利党的事实。尽管如此，维多利亚女王专横、甚至有些暴躁的脾气也令自己无法接受践踏其尊严和权威感的政治理念。

维多利亚女王对自己高贵的地位，以及这一地位赋予自己的责任深感骄傲。作为政治导师，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不断告诫维多利亚女王，在君主立宪政体中，君主处于从属地位。大多数时候，维多利亚女王都能完全接受劝谏。但不久，在实际政治操作中，维多利亚女王产生了自己的想法。维多利亚女王精明地认识到自己缺乏政治经验的事实。因此，从内心深处，她明白自己必须依靠年长且行事更老练的大臣。不过，无论在嘴上，还是在心里，维多利亚女王从来没有承认自己要顺从大臣。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总是一有问题就立即询问相关大臣，并且在批准大臣的决定前，总要留出充足的时间进行思考。此外，她还会对所有政府事务发表自己真诚、坦率的个人看法。如果大臣们有异议，那么维多利亚女王经常会立刻表示愿意听从他们的指正。表达完自己的想法后，维多利亚女王总是将行动或决策的最终选择权交给枢密院的顾问团。然而，如果不赞成顾问们的决策，或者决策未能实施，维多利亚女王就会毫不留情地行使自己谴责的权力。

维多利亚女王必须完成的第一项任务是建立自己的内廷。显然，组建维多利亚女王内廷必须遵循的原则与以前的情况有所不同。作为女性君主，维多利亚女王身边的侍从必须是女性，而不是男性。维多利亚女王极力反对安妮女王推行的烦琐习俗，坚决主张内廷只需要一名女侍长，八名资深内廷女官，八名内廷女官和八名宫女。在挑选内廷成员的问题上，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利奥波德一世建议她不要考虑任何政治因素。然而，鉴于自己没有几个有官衔的亲密朋友，在拟定内廷成员名单时，维多利亚女王还是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维多利亚女王采纳了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建议，接见了一些辉格党大臣的妻子和女儿，并且打算只从辉格党成员的家庭中挑选各部门主事。维多利亚女王邀请兰斯多恩侯爵夫人路易莎·福克斯-斯特兰奇韦出任女侍长，虽然她的健康状况根本不适合出任女侍长。最终，兰斯多恩侯爵夫人路易莎·福克斯-斯特兰奇韦同意担任首席内廷女官一职。1837年7月1日，萨瑟兰公爵夫人哈丽雅特·萨瑟兰-莱韦森-高尔被任命为女侍长，并且很快就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密友。维多利亚女王的内廷成员还有贝特福德公爵夫人安娜·拉塞尔、查尔蒙特伯爵夫人安娜·考尔费尔德和诺曼比侯爵夫人玛丽亚·里德尔。后来，利特尔顿男爵夫人萨拉·利特尔顿也成为维多利亚女王内廷的一员。罗斯伯里伯爵夫人安妮·玛格丽特·安森也曾收到维多利亚女王的邀请，但拒绝成为维多利亚女王内廷成员。

为和前朝既定体系保持一致，维多利亚女王内廷中的男性成员也只从辉格党政府的传统支持者中挑选。此外，维多利亚女王还明确坚定地要求，母亲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及母亲的大管家约翰·康罗伊爵士必须隐退。她还承诺每年向约翰·康罗伊爵士发放三千英镑的退休金，但拒绝了约翰·康罗伊爵士提出的授勋和册封成爱尔兰贵族的要求。

由于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秘书是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这种人事安排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维多利亚女王落入任何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的陷阱中。维多利亚女王继王后，按理说其身边的家人有权利，也有责任指导维多利亚女王。然而，她的家庭成员中许多成员都是外国人。因此，从维多利亚女王的利益出发，人们认为英国人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指导应该胜过其外籍家人对她产生的影响。在维多利亚女王成长过程中，她的舅舅利奥波德一世一直扮演着父亲的角色。此时，利奥波德一世仍然掌控着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活轨迹，是维多利亚女王可以信赖的顾问。当初，维多利亚女王一到法定年龄，利奥波德一世就派自己以前的秘书兼密友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指导维多利亚女王的政治学习。虽然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官方认可，但1837年6月到1838年8月，即维多利亚女王继位后前十五个月，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一直辅佐维多利亚女王。其实，在首次考虑维多利亚女王私人秘书的人选时，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也是候选人之一，但对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维多利亚女王表示担忧。不过，维多利亚女王真的很喜爱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后来，在提到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时，维多利亚女王都称呼他是“我亲爱的老男爵”。在英国，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的才华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对此，维多利亚女王一直深表遗憾。

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是德意志科堡人。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他年满五十岁。1816年，作为利奥波德一世的私人医生，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跟随主人利奥波德一世来到英国。对主人利奥波德一世和整个萨克森-科堡家族，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可谓忠心耿耿，不求任何个人利益。甚至对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不报任何好感的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也称赞他是自己见过的最正直的人。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通晓英国历史，对研究英国宪法抱有极大热情。他给维多利亚女王反复谏言的核心思想是，维多利亚女王应该努力巩固自己的地位，超脱党派之争，不涉及任何阴谋诡计。如今看来，这是多么有远见的主张啊！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尽管有远见，但终究是个教条主义式的学究，并且作为英国政治的批判者，他会对某些异端邪说抱有希望。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从没有真正理解英国政府的运作机制，他提出的君主不是“昏昏欲睡的政要”的主张值得商榷，但他的“君主如果有胜任的能力，就可以自行其是”的观点是彻头彻尾的谬误，向维多利亚女王灌输错误的认知是十分危险的。

在与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的频繁交流中，大臣们经常感到别扭，并且觉得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会损害维多利亚女王的地位。英国人厌恶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公开露面，并且对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其他国家的人甚至认为“这位藏在英国王位背后的德意志男爵”令维多利亚女王心中悄悄产生了一种反英情绪。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前几年，英国议会下议院议长辉格党人邓弗姆林男爵詹姆斯·阿伯克龙比就警告议会要警惕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的问题——一个因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轻敌而被忽视的危险问题。当时有个传言，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才是维多利亚女王真正的私人秘书。对这个传言，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断然否认。这样一来，英国人的注意力就暂时从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身上转移。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虽然长期活跃在英国王室社交圈中，但从没摆脱他人的猜忌。

英国人一直担心维多利亚女王受其外籍顾问的摆布。为打消英国人的顾虑，维多利亚女王公开背叛了以前的家庭教师路易丝·莱森，并且命其离开英国。平心而论，维多利亚女王和路易丝·莱森之间的关系是无可厚非的。在彼此交往中，两人都为对方付出了许多。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前，路易丝·莱森一直充当其秘书，并且为其打理私人事务。维多利亚女王继位后，路易丝·莱森继续发挥其作为秘书的作用。不过，维多利亚女王从不会让路易丝·莱森接触到国事，路易丝·莱森也心无怨言地接受这种安排。

此时，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虽然仍然和女儿维多利亚女王住在一起，但享有一套独立的房间。她与女儿维多利亚女王的关系慢慢疏远，这种疏远是一位母亲无法承受的。被排除在所有国事之外，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很不甘心。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女儿维多利亚女王疏远自己的事实，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一肚子委屈，心里总是愤愤不平。在英国议会上议院发言，并且提到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时，布鲁厄姆男爵兼沃克斯男爵亨利·布鲁厄姆将其称为“王太后”，这种含沙射影的指责是毫无依据的。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义愤填膺地指责使用这一不恰当的称呼指代“维多利亚女王的母亲”——政治圈彻底的局外人。

与此同时，参与公共庆典仪式占用了维多利亚女王大量时间。1837年6月27日，在肯辛顿宫，维多利亚女王举行了首个晨觐仪式，接受各国使者递交的国书。晨觐仪式上，维多利亚女王一身黑衣。不过，作为嘉德勋章获得者，她身上戴满了彰显荣誉的饰物，如绶带、星形勋章、绣有警句的领环和固定在左臂上的吊袜带。接着，多个来自公众团体的代表团向维多利亚女王表达慰问和祝贺。维多利亚女王以其特有的沉着冷静一一表示感谢。1837年7月17日，依照宪法中君主驾崩后六个月内必须举行大选，并且组成新议会下议院的规定，维多利亚女王解散了议会下议院，同时遵从了君主在议会开会时、闭会时都必须到场的惯例。这是维多利亚女王第一次身穿王袍亮相。她头戴王冠，身披镶着白鼬皮的绛红色天鹅绒披风，肩上裹着白鼬皮披肩，里面穿着滚金边的白色绸缎礼服，胸口露出镶满钻石的胸衣，礼服上佩戴着嘉德勋章。

在一些乏味的演说中，维多利亚女王对议会祝贺自己登基一事表达了谢意。当时，呈给维多利亚女王批准的唯一一项重要法案是涉及刑法和进一步限制死刑的修正案。对这一修正案的慈悲用意，维多利亚女王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并且在最后的讲话中表示：“我将致力于通过全面的改善措施，壮大民间和教会的福利机构，并且在我能力的范围内，竭力缓解仇恨和争端。”维多利亚女王演说时语气真挚，带着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当时，在演说现场的范妮·肯布尔写道：“维多利亚女王声音优美……语音和语调都十分动听，维多利亚女王用具有女王风范的英语做的演说是天下最精彩的演说。”1837年7月19日，在圣詹姆斯宫，维多利亚女王再次举行晨觐仪式。1837年7月20日，仍然是在圣詹姆斯宫，维多利亚女王举行了第一次客厅会议。出席这两次活动的人数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