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蒙运动

第一章 法国新古典主义

『请不要说，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建筑师，就不能有真知灼见。』

1-1 马克-安托万·洛吉耶

自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以来，对古代罗马的推崇几乎成为每一个西方艺术家的共同特点，不论他们是意大利人、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但是，为什么古罗马建筑会是最美的呢？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多人认真思考过。意大利人接受复兴古罗马建筑，那可以解释为是民族自豪感，但是其他国家的人为什么要接受呢？答案或许是因为古罗马建筑是从欧洲文明最古老时代、从古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因此具有“天然的正确性”^[3]。这种理解在启蒙运动时代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既然人要回归“生而平等”的自然状态，那么建筑的“自然状态”又是什么呢？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一些有头脑的建筑家和理论家开始反思建筑规则的起源，试图从中揭开掩盖在规则表象下的建筑本质。马克-安托万·洛吉耶修士（Marc-Antoine Laugier，1713—1769）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1753年，洛吉耶出版著作《建筑随笔》。在这本书的一开头，他就以一幅插图展现了古代原始木屋的“基本形象”——由四根柱子支撑起屋顶。有关古代柱式是从原始木屋演变而来的理论对当时的建筑家们来说本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是在洛吉耶之前并没有人真正去思考原始木屋该是什么样、柱子的实际用处又是什么。洛吉耶认为，建筑的本质就是由柱子承托重量。他将具有这种本质特征的原始木屋看成是“古往今来一切雄伟建筑”的原型，“唯有从这一原型的纯粹出发才能避免基本的错误，以臻完美”，而那些文艺复兴以来就一直盛行的壁柱、半柱、1/3柱、附柱、装饰性山花和基座，都不过是附加于建筑的“随性之物”，都应该被抛弃，“要让启蒙之光照耀在陈腐的泥淖之上”。^[4]

1-2 苏夫洛与巴黎圣热纳维耶芙教堂

洛吉耶的思想引起了很大轰动。受他的影响，1755年，建筑师雅克-日尔曼·苏夫洛（Jacques-Germain Soufflot，1713—1780）在巴黎设计建造了一座完全由柱子支撑的建筑——圣热纳维耶芙教堂，标志着法国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al Architecture）正式形成。这座教堂是应当时刚刚大病得愈而死里逃生的路易十五的要求兴建的，献给巴黎的主保圣人圣热纳维耶芙（Saint Genevieve）。教堂原本计划采用标准的希腊十字平面，但是因为法国天主教会抗议，苏夫洛不得不将圣坛和门厅部分稍加延长，使其符合拉丁十字的教会习惯。整座建筑由206根柱子支撑，柱顶放置用铁筋加固的梁式平拱，内部柱子间完全开敞，没有隔断墙面，其轻巧和开敞程度堪与哥特教堂相媲美，与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流行的厚重装饰风格大相径庭，展现出高度“纯净”的设计意图。

1791年，大革命后成立的法国制宪会议决定将该教堂改为安葬伟人的祠庙，并将之更名为“先贤祠”（Panthéon，或译“万神庙”）。启蒙运动的伟大倡导者伏尔泰于1791年、卢梭于1794年先后迁葬于此。后来安葬在这里的还有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以及玛丽·居里（Marie Curie，1867—1934）等许多名人。

1-3 艾蒂安-路易·布雷

艾蒂安-路易·布雷（Étienne-Louis Boullée，1728—1799）是最有影响力的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家之一。1781年，他以圣热纳维耶芙教堂为范本，做了一座名为大都会大教堂（Metropolitan Cathedral）的设计方案。这座建筑有着令人敬畏的尺度感，虽然超出了当时技术许可的极限，但布雷却充分认识到这种简练、纯净的设计手法具有无可比拟的象征性，而这恰与他所处的那个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大变革的时代相对应。身处这样的时代，布雷的内心充满了昂扬的激情。

1784年，布雷做了一个牛顿纪念堂设计方案。其主体是一个光滑完整的圆球，高150米，放在一个由两层圆台和绿化带构成的台基上。观众需要从一个狭长的隧道进入，在经过数分钟黑暗摸索之后，猛然间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浩渺宇宙之中。这座建筑虽然没有建成，但布雷仅仅依靠纯粹几何体块来营造纪念性视觉效果的做法对未来的现代主义建筑家有极大的启发，并且这样一种利用巨型单体建筑来表达设计者内心中的英雄主义气概的做法也将成为下一个时代城市建筑设计的主题。

1-4 勒杜与阿尔克和瑟南盐场

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Claude-Nicolas Ledoux，1736—1806）也是一位杰出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家。1775年，他怀着理想主义情怀为位于阿尔克和瑟南（Arc-et-Senans）的王室盐场做规划设计。其总体平面呈圆形，位于正中央的是盐场场长的住宅兼办公室，两翼是制盐工厂。圆形广场的四周环布着工人住宅，外围还有法院、学校、公墓等公共建筑。所有建筑都具有新古典主义追求净化的特征。

1-5 巴黎包税人城墙与税收关卡

1784年，勒杜又奉命为巴黎建造一道新的城墙和城门。不过这道新城墙的作用与之前被路易十四拆掉的那道以防御为目的的旧城墙不一样，是专门用来向输入巴黎的货物收税，以应对法国空前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被称为“包税人城墙”（Wall of the Farmers-General）。苛捐杂税本就让民众背上沉重的负担，而兴建这些“华丽”的收税关卡更是雪上加霜，民怨已然将要沸腾。

1-6 法国大革命

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以84岁高龄在巴黎去世。路易十六（Louis XVI，1774—1792年在位）禁止报纸报道他的死讯，拒绝将他埋葬在巴黎国家公墓。一个多月后，较伏尔泰年轻18岁的卢梭也离开人世。路易十六也许可以庆幸从此少了两位“麻烦制造者”，但是对他和他的王朝来说，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如果说伏尔泰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宗教宽容，那么卢梭的政治遗产则是建立公正社会。在1762年发表的《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开篇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们之所以愿意放弃一部分个人自由而加入“社会”并被他人所统治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看到个人的权利、快乐和财产在一个有正规政府的“社会”里比在一个无政府的、人人只顾自己的“自然状态”下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因此，“政府”不应该只保护少数人的财富和权利，而是应该着眼于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平等。卢梭的观点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1774年，路易十六继承了祖父的王位。他是一位虔诚善良的国王，不幸而生在了这个注定要发生剧变的时代。路易十四称霸欧洲未成而造成的国家财政恶化的状况在整个路易十五时代并没有得到丝毫缓解，1778年法国又卷入了美国独立战争。由于在此之前法国的北美殖民地全部丧失于英国之手，出于报复之心，君主专制的法国大力支援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摆脱英国统治，帮助他们实现启蒙运动理想和建立新国家，但却也因此将自己送上断头台。面对受到战争加剧的财政危机，路易十六不得不于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希望能够得到第三等级尤其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支持。当时仅占法国人口5%的教会僧侣和贵族阶级却拥有国家40%的土地并垄断几乎所有重要职位，还以各种方式逃避税负，从而将沉重的负担全部加之于构成第三等级的农民、工人、商人、军人、手工艺者、小地主以及资产阶级身上。受启蒙运动“天赋平等”观点影响的第三等级代表决心利用这次175年来首次召开的会议争取平等待遇。由于在拥有平等投票权的问题上受到教会和贵族的反对，第三等级代表于1789年6月自行组成国民议会。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国大革命一触即发。

1789年7月14日，武装民众攻陷巴士底监狱。路易十六向民众屈服，法国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和公民宣言》，庄严宣布：“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1791年6月，路易十六夫妇企图逃亡以寻求奥地利帮助却未能成功。在外国反革命势力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国王此举引发了人民的愤怒。1792年9月22日，法国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国。1793年1月21日，“公民”路易·卡佩以叛国罪在革命广场（原名路易十五广场，现称为协和广场）被处死。9个月后，他的妻子也以同样的罪名被处决。

1-7 拿破仑时代

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发动政变，成为共和国第一执政。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亲手为自己戴上法兰西帝国皇冠。

拿破仑统治时代，大革命的激情与盖世军功相结合，使法国新古典主义演变成“帝国风格”（Empire Style）。1806年，拿破仑下令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西端修建凯旋门（Arc de Triomphe），以作为战无不胜的法国军队的纪念碑。这座凯旋门高49.5米、宽44.8米、厚22.2米，其中正面券门高36.6米、宽14.6米，远远超过古罗马最高大的君士坦丁凯旋门。其造型采用新古典主义高度净化的几何构图，除了表现英雄形象的浮雕之外，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连壁柱也没有，显示出超凡脱俗的雄伟气概。

1-8 乔治-欧仁·奥斯曼的巴黎规划

1815年滑铁卢战败后拿破仑彻底垮台。路易十六的两个弟弟路易十八（Louis，1814—1824年在位）和查理十世（Charles Ⅹ，1824—1830年在位）先后登上王位。1848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末代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1]（Louis-PhilippeⅠ，1830—1848年在位）被迫下台流亡英国。1848年12月，作为深受法国人民缅怀的拿破仑一世仍然在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他的侄儿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Napoléon Bonaparte，1808—1873）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52年，经全国公投，路易-拿破仑登基称帝，称为拿破仑三世（NapoléonⅢ，1870年下台）。

尽管从亨利四世时代以来，通过兴建一系列新型桥梁、广场、林荫大道和公共建筑，巴黎的城市面貌已经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其辐射影响范围仍然较为有限，绝大部分城区街道都狭小不堪，甚至4.5米宽的小巷子就已经被认为是“宽敞”的了。^[5]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853年，自认为是“进步主义”代表的拿破仑三世委托当时担任塞纳省省长的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对巴黎全城进行现代化改造。

针对旧巴黎在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中因人口倍增而导致的卫生和交通形势日趋恶化的状况，奥斯曼在巴黎旧城中选择若干重要建筑和公共广场作为节点，效法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Ⅴ，1585—1590年在位）的罗马规划和凡尔赛宫花园布局形式，通过拆除部分建筑（约有2万多栋房屋被拆除）来拓宽和拉直街道，在巴黎旧城中开辟出一条条多向交织的林荫大道，其中就包括围绕雄师凯旋门修建的星形广场（Place de l'Étoile，1970年后改名为戴高乐广场“Place Charlesde-Gaulle”）和12条中心放射大道，从而打造出一个秩序井然、纪念性效果强烈的帝国首都新形象^[2]，奠定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巴黎城市基本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变化是在保留旧城大部分街区、建筑以及道路走向的前提下进行的，很少出现整个街区彻底拆除重建。所有被新建或拓宽的大道切割过的街区，都被沿街新建建筑立面修补起来。这些修补设计工作是如此巧妙，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都与巴黎的传统城市肌理完美衔接。数以万计的具有新型立面的沿街建筑成为新巴黎的代表。它们普遍采用院落式布局，房屋的院落和进深设计使得任何房间里的任何位置距离窗子都不超过6米^[6]，在保证阳光照射和空气流通的同时，又营造出内外有别的丰富的庭院景观。与此同时，建筑的沿街立面都非常紧凑，形成良好的街道围合氛围。而且由于是细分地块各自设计施工，使得街道在保持总体风格统一的同时，每一栋建筑又各有细部的差异。

时间是评判一座建筑和一个城市最公道的法官。尽管奥斯曼的设计不可避免地带有巴洛克时代追求统一壮观所造成的某种缺陷，但是他的巴黎规划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特别是在经历了20世纪现代主义大潮冲击后的今天看来，显得格外珍贵。它不仅能够完全适应汽车时代的交通需求（世界上第一辆汽车问世于1885年），而且其高人口密度条件下的优雅浪漫、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城市生活，更是给21世纪正处在城市化浪潮中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求可持续发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本书作者看来，再没有什么比提高城市人口密度以节约最为宝贵的土地资源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意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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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易-菲利普一世是路易十四的弟弟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一世的后代。

[2]一般认为，在此前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法国统治者备受巴黎市民接连不断武装起义和街垒巷战的困扰，这是促使拿破仑三世下令拓宽和拉直街道的决策因素之一，尽管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随着街道的裁弯取直，街垒在大炮直射轰击下将无可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