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因为灾难，眼光日渐清醒

【第二章 变局——歧路惶恐间的挣扎与徘徊】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指中国，亦指世界。强者入局，弱者出局。虽有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中国依旧风雨飘摇，难改积贫积弱之现状。中华民族以灾难为土壤，等待着一颗光明的种子。

从1840年到1949年，从林则徐的鸦片禁烟，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左、李的洋务自强，康、梁的戊戌维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有先进的中国人就为这三个字——救中国，挽救民族命运于危亡。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是李鸿章的名言。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就是在不尽的屈辱与灾难、不尽的冲突与战争中熬炼成的。

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大战中兵败如山倒。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评论说：“这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

作为普军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克劳塞维茨在这场战争中屈辱地被俘了。这位后来成为西方军事战略鼻祖的将领，刻骨铭心地把普鲁士军队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条：

一、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

三、士兵缺少爱国心和军人精神。

克劳塞维茨的结论是：“所有在1806年以前和1806年内关注普鲁士情况而不怀偏见的人，都会评论说，它已徒具其表，实际上已经没落了。……人们听到机器还在轧轧作响，也就没有人问，它是否还在工作。”

后来为世人所称道的普鲁士军事变革就此开始，以总参谋长沙恩霍斯特为首领，克劳塞维茨任其办公室主任。普鲁士军事变革带来的巨大成效，使其最终成为欧洲军事变革的典范。

1840年，这场灾难侵袭了中国。

1842年8月，大清王朝军队在兵败如山倒中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史学家蒋廷黻评论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20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

为什么那场改革晚了20年？

蒋廷黻找出了三条原因：

第一，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

第二，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

第三，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最终结局通过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让世界惊诧，如一家澳门报纸评论：“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从耶拿战役普鲁士王朝的溃败，到鸦片战争大清王朝的溃败，可知变革之艰难，中外概莫能外。变革就是扬弃，就要创新，而扬弃和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自己消灭自己。谁又愿意消灭自己呢？但不变革不创新，就会被他人消灭。

后来为世人所诟病的大清军事变革，从八旗到绿营，从绿营到湘淮军，从湘淮军到小站新军，军制转换频繁，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但没有一次是战前转制，皆因时机错过战败而被迫转制，结果仍然无法避免下一场失败。就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天国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当时的清朝是一个从安宁、安逸急剧过渡到动荡、动乱的朝代。在这个朝代，经济曾经持续发展，社会曾经繁荣，不但将延续近两千年的封建政治体制经营到了十分完备的地步，还将以茶叶、蚕丝等农产品和大量手工艺品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发展到了十分精致的地步。这些成就营造的繁荣与安宁，其副产品是故步自封，妄自尊大，是不思变革，安于现状。纵然当时内部不稳定因素已经日益凸显，也被认为不难控制、无碍大局；纵然外部的挑战已经日益明显，也被认为天朝大国以刚柔并济对付那些“蕞尔之邦”，不难羁縻。在如此氛围中，即使统治阶层有志向远大、目光锐利者，其思维视野也不得不受到极大局限。

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站在我们民族最前沿的人，他嘱托魏源编写了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海国图志》。可惜的是，这部书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传到日本后却引起强烈的震动。

作为这样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在南方实施禁烟时，林则徐最初同样对面临的危险估计不足，认为战胜对手不难。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初四，鸦片战争马上就要打起来，英国人已经出兵了。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奏折，他认为没问题，英国人来了，我们能打胜他。奏折中写道：“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这是林则徐当时的看法：英国人腿不能打弯，只会在船上开炮，上岸一推就会摔倒，一摔倒就成了废物，随便一个人都能杀死他们。今天我们会认为这是个笑话，可这是当时我们民族最先进的、站在最前线的人对世界的认知。

如果林则徐对英国人的认识是个“笑话”，那么杨芳对英国人的认识简直就可以用“荒诞”来形容。

杨芳，时任湖南提督，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屡立战功，平定过张格尔叛乱，是一员宿将。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正式下诏对英宣战，后派御前大臣、靖逆大将军奕山去指挥作战。奕山又以杨芳为前锋主将。

因为杨芳名气很大，英军战前还紧张了一把。可杨芳是怎么抵抗英军的呢？他认为，英舰能于风浪之中操炮射击，定有邪术。而他的应敌之策之一是用邪物。他命令收集妇女的溺器，装载到木筏上，敌炮一响，就把载有马桶的筏子整齐排列，对准英舰，驱赶震慑其操炮邪术。

一代名将上演了一出国际笑话，现在看来简直愚蠢透顶。对比杨芳，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拥有穿透危机的眼光的可贵。

年代稍晚的胡林翼，是晚清中兴名臣，晚年任湖北巡抚。一次，他去安庆和曾国藩会商，返回武昌，路过长江，正好见湘军水师浩浩荡荡逆流上行，鼓着风帆，乘风破浪。胡林翼很高兴，他感觉耀武扬威，非常气壮。这时，突然开来一艘英国的火轮船，也是逆流而过，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掀翻了湘军水师的一条船，有人落水，旁边船上的士兵纷纷跳下去救人。胡林翼当时大惊失色，几乎从马上栽倒，回到武昌后一病不起。周围人问怎么了，胡林翼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

跟胡林翼同时看见火轮船的人很多，但他们觉得这只是个奇事，没有人察觉到变革将至。但胡林翼不同，虽然他不知道蒸汽机，但他看到人类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异己力量——那条船不靠风帆，不靠桨橹，像个怪物，吐着黑烟，速度飞快。于是他感觉到“天要变了”，这是当时先进者对危机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