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无尽探索，不断以失败告终

为了摆脱衰亡，中国近代以来，历尽各种选择。

继林则徐之后的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首先搞的是基督教义的本土化。他以上帝为“天父”、以耶稣为“天兄”，号召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以基督教为标榜，震惊了西方诸国。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基督教化的前景，令所有西方人兴奋不已。英国《泰晤士报》开辟专栏，评论家称太平天国为“划时代的伟大革命”“上帝之手”的杰作。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社论：“面对这股日益壮大的势力，任何不友好举动，都是大不幸之事。”太平天国则称西方是“同拜上帝耶稣”的洋兄弟，还设想联合“剿灭清妖”。太平军名将罗大纲说，鸦片战争是“贵国以正当理由用兵之我国，此皆胡虏之咎……非同胞之罪也”。但是，这种对基督教教义的本土化包装，注定会失败。

尽管清朝统治者的巨大压迫和帝国主义的欺辱已经为农民起义聚集了太多的干柴，但太平天国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中国水土不服，很难行得通。后来，永远不会为失败者背书的西方也参与了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所以不难理解，以捍卫传统礼教为旗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国藩为什么能胜利。曾国藩宣称保护中国传统的名教，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各地的地方势力都拥护他。

镇压洪秀全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后来推出了洋务运动。中国的大问题在哪儿呢？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器不如人，机器制造、科学技术不行，一定要搞上去。

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于是，1861年，同治皇帝钦准了《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开工厂、制机器、铸大炮、造轮船，该运动持续了30年。

李鸿章本是清廷中最具危机感的大臣。早在甲午战争前二十年，李鸿章就率先指出，西洋各国虽然强大，但远在七万里之外，而日本就在家门口，伺我虚实，实为中国的永远大患。

1881年，他再次强调，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创建北洋水师，一大半就是为了制驭日本。目标不能说不明确，警惕性不可谓不高。当年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为了制止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还抓捕了奸商李光昭。当时李光昭受朝廷内务府指派，负责筹集修建颐和园所需的木材。李鸿章对李光昭不依不饶，严加审讯，以“诈传诏旨”罪，判处李光昭斩监候，震动朝野。朝廷诸臣正是以此案为契机，联衔上疏，才制止了慈禧的第一次修园活动。

但随着“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到来及北洋海军的成军，作为中国近代海军创始人，在一片夸赞声中，李鸿章也开始飘飘然。1891年、1894年两次校阅海军，他感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认为整个北洋海防，北至辽沈，南至青济，二千里海防没有漏洞，形势完固。即使到了甲午海战爆发前夕，李鸿章仍然认为海防门户坚固，敌人绝不敢轻举妄动，“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而且他还雇用了大量的同乡和依附者，催生和放纵了军队的贪腐行为。

此时，李鸿章已由早年间对日本的高度警惕，变成了晚年的昏庸和麻木。战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要求配置速射炮，需银60多万两，李鸿章却说无款可用。直到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说明海军存款的具体情况：汇丰银行存银107万余两，德华银行存银44万两，怡和洋行存银55万余两，开平矿务局领存52万余两，总计竟达260余万两。

无款可用的海军和藏款不给的李鸿章，何其矛盾？

可以说，洋务运动最大的成果是北洋水师，但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一艘舰都没留下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痛彻肺腑的中国人开始从体制上查找根源。康有为、梁启超出场了。他们认为曾、左、李的“器不如人”太肤浅了，中国的问题在哪儿呢？制不如人，是制度层面出问题了。

梁启超讲：“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制不如人，体制出问题了要改制，戊戌维新就是改制。

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核心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提出大清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

但康有为的两部变法理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包含大量主观超越客观、随意扭曲历史为我所用的内容，既不严谨，也不科学，后来写的《人类公理》（后改为《大同书》）更加脱离实际，含有很多异想天开的成分，以致后来毛泽东批判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君主立宪没有成功，戊戌维新失败，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了，共和政体建立了。

孙中山起初也是改良派，他觉得大清虽有痼疾，但仍可通过改良挽救。于是他上书给李鸿章，可无人理睬。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之后，孙中山再也不向李鸿章提建议了。他成立了兴中会，纲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于是革命发生了。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也向往过社会主义。1905年他专程前往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成为“党的成员”，但是第二国际并没有接纳他。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

当时，孙中山正乘火车从美国西海岸往中部、东部募捐。此行前，他收到了黄兴从香港拍发的一封电报。那时，革命党人发电报互通消息，为了防止清政府截获，往往使用密码，电报要用密码本破译。可是孙中山的密码本已经放在行李中，无法取出来破译电报，所以直到在丹佛下车取出行李后，他才知道电报内容。

黄兴告诉他，武昌革命党人吕志伊向香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并前往支持。”

疲惫的孙中山把电报撂到一旁。半年前，也就是1911年4月，他以最多心血组织的广州起义刚刚失败，黄花岗掩埋了72位烈士的遗体，他一遍遍做的，是失败后设计掩埋烈士，安抚烈士遗孤，然后满腔悲愤地写下一篇又一篇祭文。眼下他正四处筹款，丝毫没有意识到数十年来牺牲、奋斗所追求的目标已近在眼前。

既无款可汇，更无法前往主持，这是孙中山看完电报后的第一个念头。本想立即回电黄兴，要武昌新军暂时勿动，但因夜已深，旅途劳顿，他决定次日晨起再回电。

第二天，孙中山却一觉睡到上午11点。他起床去餐厅吃早饭，在走廊上购报一份准备入餐室阅看，随手展开，立见一则令他浑身血液停止流动的醒目黑体大字专电：“革命党人占领武昌。”

辛亥革命爆发。据说，当时孙中山手中的牛奶杯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中国爆发革命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虽然正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但最具决定性且唯一成功的武昌暴动，他不但事前未能参与，还几乎去电阻止。

辛亥革命最富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历史怎样把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革命爆发时，竟然群龙无首。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武昌新军的领导者在起义前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脱逃的脱逃，真正举事的领导者，只是新军中的熊秉坤等基层军官。

而后来被称为“首义都督”的黎元洪原本不是革命者，更不是革命领袖人物，听到新军起义，他先从营房逃跑，一路东躲西藏，最后钻到床下，后来被起义官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用枪逼着当了湖北军政府都督，被强行推上了历史舞台。

黎元洪被逼出头后，有一段名言：“元洪不德，受各位抬举，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前天未下决心，昨天也未下决心，今天上午也未下决心，现在是已下决心了。成败利钝，生死以之。”这是他下决心参加革命，剪了辫子后对士兵训话时说的。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所以藏在床底下；又因为局势需要，所以被拖了出来。

中华民国，就是以这种形态开场的。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

1912年3月5日，上海《时报》载文《新陈代谢》，描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变化：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前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这“一灭”“一兴”，活灵活现地描绘出当时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但巨大变迁后面隐藏的是动荡与混乱。

皇权被推翻了，旧的社会权力中心、资源分配中心随之消失，新的中心又是谁？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还是袁世凯手中的北洋军？

当时，军事力量基本掌握在袁世凯手里，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缺乏实力；对共和的解释权又掌握在孙中山手里，实力派袁世凯缺乏道义。

孙中山长期漂泊海外，从事革命工作，影响他在普通中国民众中形成政治魅力；袁世凯是大清王朝的旧臣与重臣，也影响他在各个革命团体中形成政治魅力。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政治对立与军事拉锯，导致了中国社会权力中心的真空与半真空。原本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此时变得更加松散。一方面，多个权力中心出现，谁也指挥不灵、调动不灵；另一方面，各种地方实力派系动辄搞分裂、闹独立。

薄弱的共同基础，造就畸形的政党政治，国家稳定因素骤减，政治动荡因素陡增，社会组织变得更加涣散。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曾说：“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不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国家之首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来行使最终的权力。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来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得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

辛亥革命诞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中华民国。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中华民族的灾难依然没有终止。我们有种观点，认为共和成果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给偷窃了。但是，如果全面地看，袁世凯1916年就死了。袁世凯死后12年，我们还实验了12年共和，结果怎样？北京9易政府，24次内阁改组，换了26任总理，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共和也没搞成。

早在1913年，李大钊便在《大哀篇》中说：

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

革命之前，有一个皇帝；革命之后，一省一个“土皇帝”。城头变换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从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发生了478次。大众的福祉、黎民的权益，几乎全部淹没在对权力的争夺、对地盘的争夺之中。

推翻帝制，创立民国，虽然坐轿子的换了一批人，但抬轿子的几乎没有变化，仍然还在抬轿子。另一个没有变的是，随意被踢开国门、随意被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终止。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机加紧侵略中国。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二十一条”的内容，分五大项：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将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各铁路修筑权让与日本，等等。

“二十一条”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1915年2月2日正式谈判开始，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于后，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

一时间，全国反日爱国斗争浪潮高涨。日本见事态严重，便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属于劝告性质；一面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一至四项基本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

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48小时内应允。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的计划落空，又怕得罪日本，自己做不成皇帝，便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于9日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所谓的“中日条约”和“换文”。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袁政府事后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于日本最后通牒而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其为有效条约。

1919年，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却操纵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之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宣称“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北洋军阀政府的权威开始坍塌。

与此同时，思想上的探求也一直在继续。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打出“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了。

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们认为过去说的“器不如人”“制不如人”都太肤浅了。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思想文化不如人，所以要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孔孟之道。当年就是这种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一定要找到一个原罪，然后坚决打倒它，从而解决所有问题。

当年“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与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学院，形成多么大的反差啊！今天看来，孔子没有妨碍我们走向现代化。出了问题，不是孔子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却只用找替罪羊的方式。

当年不仅怪罪孔子，还怪到汉字了。五四运动先驱胡适、钱玄同、陈独秀、郭沫若等一批人都讲到汉字的问题了，认为汉字也是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提出汉字要罗马字母化。

当年多么激进啊，比如白话诗，严格的什么五律五绝、七律七绝，太烦琐了。要率先革命，胡适、郭沫若开始作白话诗。当时甚至有这样一首歌颂水的白话诗：“伟大的水啊，氢二氧一。”这还是诗吗？把化学分子式都直接写进去，这样的诗能流传下去吗？流传到今天的古典文学，“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何等优美的意境啊！是“氢二氧一”能比的吗？

我们今天讲这些前人，丝毫没有否定他们的意思。他们都是探索者，他们都在探索，寻找一条摆脱灭亡的路径。从洪秀全到五四运动的先驱都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有缺点、都有错误、都有问题，但他们都是探索者。没有他们的探索失败，就没有我们后来探索的成功。我们后来探索的成功都是建立在他们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