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复出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重入正轨

1．邓小平复出与党的十一大召开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为了给十一大召开作必要准备，在全国局势逐步趋于稳定的形势下，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再次“凤凰涅槃”式复出，是这次全会最重要的一项成果。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1976年10月10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证实后，邓小平就致信中共中央和华国锋，表达了自己的激动心情。揭批“四人帮”运动开展后，广大干部群众的一个普遍要求就是，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0月12日，胡耀邦托人给叶剑英和华国锋带去口信：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剑英安排改善邓小平的处境，向他及时通报中央的决策，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建议，得到李先念的支持。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权利。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对邓小平所患前列腺炎进行手术治疗。动手术之前，经华国锋安排邓小平被接到玉泉山，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经过。1977年2月3日康复出院后，在叶剑英安排下，邓小平及家人住进北京西山中央军委25号楼。期间叶剑英派人将此时仍处于“软禁”中的邓小平接到他的住处，两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

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向上海代表团提交书面发言提出：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17)王震也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做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陈云、王震的发言得到了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发言内容在会内外传开后，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讲到邓小平问题时，一方面，坚持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说：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还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问题正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18)华国锋的这个讲话稿曾先送叶剑英看。叶剑英看后，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表明了自己对于重新出来工作的想法。在重新复出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汪东兴、李鑫专程登门看望邓小平，商谈有关事宜。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4月10日的信连同他1976年10月10日的信一同转发至县团级干部，这是为邓小平复出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1977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正式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坦诚地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19)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指导各项工作的重要性。9天后，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观看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公开在群众场合露面。

邓小平重新复出，是党的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它得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有力地推动了各个领域亟待展开的拨乱反正工作。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名，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大会审议通过了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听取了叶剑英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邓小平致闭幕词。

大会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初步总结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批判了“四人帮”宣扬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第二，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第三，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并为此提出了当时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八项主要任务，要求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当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

叶剑英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着重指出，全党要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特别要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使之不断健全。邓小平在大会闭幕词中号召全党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党的十一大通过了经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由委员201人、候补委员132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8月19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并由以上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党的十一大对“四人帮”的批判，顺应了党心民心。但是，这次大会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未能认识并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仍然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提出“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这是大会的严重局限和缺点。

2．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召开

鉴于国家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前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的各级政权组织也势在必行。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1977年10月四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决定，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前至1978年春召开。中共中央还提出，在召开五届人大的同时，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为了给五届全国人大召开做准备，从1977年11月起，湖南、贵州、河北、西藏、天津、北京、河南等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了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人大和政协领导人。在新建立的各级领导班子中，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而追随“四人帮”的帮派分子则被清除出去。

1978年2月26日到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前四次人大会议（1960年二届人大三次会议，1962年二届人大四次会议，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不公开举行后，第一次公开举行的会议。出席大会开幕式的代表共3456人。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叶剑英受中共中央委托，向大会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批准了《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20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等13人为副总理；确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选。大会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恢复和坚持了1954年宪法中的一些好的原则和制度，并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全国人民在历史新时期的总目标就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新修订的宪法未能彻底纠正1975年宪法中的错误，仍然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列在历史新时期的总任务中，仍然保留了将“革命委员会”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等错误条款。这次大会还决定恢复四届全国人大时被撤销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后，各地也很快恢复建立了地方检察机关。1978年12月16日至27日，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在会上作报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检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坚决同各种违法乱纪做斗争，“给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以沉重打击，切实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同时，结合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要平反冤狱，纠正错案。要坚决打击现行破坏活动，扫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政治障碍。……对那些严重失职渎职，弄虚作假，搞瞎指挥，造成严重恶果的人员，要追究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以保证责任制的严格执行。”(20)

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的同时，1978年2月24日到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开幕式的政协委员有1862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在会上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政协副主席韦国清作了《关于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说明》。会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国政协的基本任务是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并且尽量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反对国内外敌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政协领导成员，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乌兰夫等22人当选为副主席。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但政协组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破坏，自1965年后停止活动达13年之久。政协活动的重新恢复，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间的合作，有着重要意义。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五届政协会议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恢复。第一，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陆续调整或重建组织机构，逐渐恢复正常工作。197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示报告》，确认中共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强对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领导，发展统一战线，有利于调动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各民主党派都有代表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把统战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第二，在民族工作中，落实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积极、稳妥地解决遗留问题。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呈交的《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对在少数民族地区影响重大的“新内人党”案彻底平反。第三，在侨务工作中，开始纠正因所谓“海外关系”而歧视、迫害归国华侨和侨眷的现象。1977年10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国庆活动港澳同胞代表团时说：“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21)为了推动侨务工作的开展，1977年11月28日至12月20日，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北京、上海、天津七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国务院十六个部委的代表共61人，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正确对待“海外关系”等问题，并形成《关于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议的情况报告》上报中央。197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办公室成立，廖承志任主任。第四，在对台湾和港澳工作上，1978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对台工作的建议，提出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同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情况的报告》，提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国内的做法。”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第五，在宗教工作上，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强行制止信教群众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众当作“专政对象”等问题，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按照这一新政策，各寺观等宗教活动场所逐步修复和重新开放，信教群众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

此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及其领导机构也先后恢复正常工作。1978年9月，中国妇女联合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新的妇联章程，并选举产生了全国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康克清当选全国妇联主席。同年10月，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10年动乱中全国总工会停止活动后召开的第一次执委会和代表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大会选举倪志福为全国总工会主席，朱学范等10人当选副主席。10月16日至26日，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00人，代表全国4800万团员。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大会开幕式。大会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选举韩英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并通过了《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关于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的决议》等文件。随着各地少先队组织陆续恢复，“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红卫兵”和“红小兵”组织也随之撤销。

邓小平复出，党的十一大和上述一系列会议的召开，以及政治领域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的调整和组织机构的重建，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乱以至毁弃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逐步得到恢复，开始步入正轨。

3．平反冤假错案与教科文领域的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10年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持续运动不断，也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不仅使党和人民在政治上长期受到压抑，而且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为大批无辜受迫害者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就成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而又极为紧迫的政治任务。

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两个月，中共中央即发出通知宣布：“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

1977年12月，党中央对中央组织部的领导成员作出调整，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到任后，在邓小平等的大力支持下，遵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大刀阔斧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工作。1978年2月至4月，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央组织部先后分6批同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22个中央、国家机关部委主管干部工作的负责人举行“疑难案例座谈会”，研究讨论案例近200件。胡耀邦在讨论中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四项要求和标准：一是没有结论的，应该尽快作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二是没有分配工作的要适当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要妥善安排；三是已经去世的，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做好；四是受株连的家属、子女问题要解决好。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1978年春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等5部门先后在烟台和北京两次开会，专门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反右派”斗争的历史遗留问题。会后，由统战部、公安部起草了给中央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提出对过去错划成“右派”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认真做好改正工作。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会议上提出，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两个不管”有力地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到1978年底，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仅中央组织部就复查平反了130多名副部级以上干部案件。这些工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奠定了重要基础。

“文化大革命”，一定意义上是“大革文化的命”，教育科学文化领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复职后，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使得这个重灾区在拨乱反正中得风气之先。特别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成为“文化大革命”后重建新的教育秩序的开端。这个决策的实施，“震动了全国，在我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2)

1977年冬，全国有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27.8万人；1978年夏，全国共有61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40.2万人。在此同时，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终于彻底推倒了多年来压在全国教育界、知识界头上的“两个估计”。在恢复高考的同时，中止了12年的研究生教育也恢复招生。1978年全国共有6.35万人报考研究生，10708人被录取。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刘达汇报工作时，提出了“增大派遣留学生数量”的问题，要求“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23)同年7月，教育部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将出国留学生的名额增至3000人以上，主要学习理工科（包括农医）的有关专业。12月，中国向美国派出52名访问学者，这是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访问学者。到1978年底，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向28个国家派出了480多名留学生。

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与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一样，也是在邓小平的指导和直接推动下展开的。1977年5月，尚未正式复出的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等谈科学和教育问题，指出：“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为此，他提出“要花高价把世界上最新的资料买到手”；“要着手搞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强调“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技术是先行官。”(24)在同王震等谈话时，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 (25)

在认真筹备的基础上，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5586名，其中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宣布：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26)他针对长期没有弄清楚、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被搞得混乱不堪的几个重要问题，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力量。这就恢复了党在1956年和1962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判断，扭转了把知识分子一概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他还深情地向与会的科技工作者们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这篇讲话，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扉，引起强烈反响。华国锋在会上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指出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一定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大会讨论并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将108个项目确定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大会还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7657项优秀科技成果的完成单位和个人。

这次全国科学大会有力地推动了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此以后，广大科技工作者扬眉吐气，受到党和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受到全社会的关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了巨大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