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反对服药？

2017年9月，BBC的一份报告显示，英国每年都因滥开抗抑郁药而损失7000万英镑。一位专家在纪录片《亿万交易：如何改变你的世界》中称，抗抑郁处方药对大约5%的患者来说是必要的，对大约25%的患者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英国面临的问题在于资源和时间。理想情况下，所有心理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情感支持和改变生活习惯这样相辅相成的方式，迅速得到解决。然而，心理治疗、家庭和社区干预成本高且耗时久，使得这套方案无法在缺乏资金支持的地方施行。开抗抑郁药要简单得多，也便宜得多。

理论上，抗抑郁药是为短期服用设计的，同时还需采取其他支持措施。但现实生活中却往往并非如此。患者无限期地服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认知行为治疗和谈话治疗的候诊时间过长（一位需要接受治疗的患者昨天在推特上跟我说，他的那份候诊名单已排到了72周之后）。此外，这些治疗服务本身也还存在一些系统性的问题，使得患者难以参与其中，详情我将在“治疗”一章中另行探讨。

在英国，药品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第二大支出项（仅次于人工费），但至少仍有一定监管。美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随着医疗保健的私有化，制药公司会有意怂恿人们疑心自己有病，从而销售他们的药品。因此，那些承受着压力、痛苦、正常焦虑、丧亲之痛和失恋之苦的人，也往往会接受药物治疗。这实际上是在鼓励美国公民靠服药来应对生活。

《纽约时报》记者伊森·沃特斯在他的著作《像我们一样疯狂》中，讲述了美国是怎样成功将他们对心理疾病的定义输出到世界各地，从而反过来扩大美国制药业的国际市场的。从传统上看，不同的文化探讨和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方式各不相同。譬如，在日本，“抑郁症”一词过去仅指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治疗手段通常都包括入院治疗。沃特斯讲述了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在2000年是如何展开一场经过精心调研的营销攻势，旨在向日本这个对西方所定义的抑郁症一无所知的国家推销SSRI类抗抑郁药的。

这事儿可以两说。一方面，你可以说葛兰素史克公司注意到了那些自以为病得不重、无须在意的日本人的痛苦，并献上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你可以说他们推销的是一种疾病及其治疗方案。他们潜移默化地说服了数百万日本人，相信自己患有临床上的抑郁症。而实际上，这些人只是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产生了合理、正常、属于人之常情的反应。

这让我联想到了反对用药治疗心理健康问题的最大理由：它为社会不公提供了借口和支持。布莱克浦是英国人均抗抑郁药服用量最大的地方，同时也是社会贫困度最高的地区。批评者认为，若一个人因为失业、挣扎在贫困线上、遭受虐待或歧视而出现抑郁症状，抗抑郁药只会让他们对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感到麻木而已。

我基本同意这个观点。不过，我也能理解很多在社会高度贫困地区工作的全科医生的看法。譬如，他们说，长期失业给患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如果他们想要找到一份工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服用抗抑郁药。

归根结底，争论的分歧在于药物治疗对个体产生的疗效与对我们所处社会造成的影响孰轻孰重。我坚决认为，引发争议的这些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必须尽快得到解决。在此期间，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仍需要短期服药来防止自己完全丧失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