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党的策略的辩证法

分析矛盾，灵活机动的斗争艺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是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发展的中心环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的策略思想。在这方面，刘少奇的哲学理论是很丰富的，需要我们认真地挖掘、继承和发挥。

（一）白区工作中党的策略的辩证法思想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人民，坚持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同时在白色区域（即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着广泛的群众运动，开展对敌斗争。这一时期，党在白区的工作同在革命根据地一样，也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刘少奇作为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同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4月，他写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工作的提纲》;1937年3月写了《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同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长篇报告。在这些著作、信件和报告中，刘少奇结合总结1927年以来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运用矛盾分析法，系统地论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斗争策略，揭露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策略错误，正确地阐明了在白区工作中党和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以及在各种环境下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策略的辩证法思想。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①

1．党和群众的关系

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为了争取与组织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入民族革命的战场，我们必须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群众的领袖，而群众是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刘少奇认为，要正确地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党确实能够代表群众的利益，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在斗争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同时，还要有一个长期艰苦和正确地争取群众工作的过程，有一个正确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方法。我们的党员是否能成为群众的领袖，“不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是由于党的任命，而是由于我们的党员能够了解群众，能够牺牲自己，最忠实地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能够说服群众，能够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我们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①。我们不是在组织上直接要求群众服从党的指挥，要求群众团体接受党的命令，而是要群众自愿地接受党的政治主张。我们要求群众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同时我们要尊重群众团体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意见。刘少奇说：“只有我们的同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群众才会尊重我们，信任我们。”②我们共产党员要以群众中一员的资格，在群众中出现，提出主张和办法，使群众自愿地接受，自动地跟着我们行动，而不是以共产党员或者自命为领袖的资格去命令和指挥群众。“这些，就是党员和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③

刘少奇为了教育党员正确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还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错误倾向是有的同志只要求群众服从他，而他可以不服从群众，不尊重群众；他自以为群众领袖是可以自称的，是可以由党的决议任命的；他们甚至强迫群众，命令群众，包办一切，取消群众团体的独立性，破坏群众团体的民主原则。“这种错误，大大地妨害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在我们党的周围。”④另一种错误倾向是做群众的尾巴。当群众拒绝我们的正确意见时，他们就悲观失望，表示没办法，不去耐心地进行说服工作，解释我们的主张，启发群众的觉悟，反而接受群众的错误思想，做群众的尾巴。

刘少奇说：“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是我们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重要工作之一。”①国民党侮辱群众，不尊重群众的权利，命令和压迫群众。而我们则同国民党相反，群众就自然愿意亲近我们，抛弃国民党人，而举我们的同志为领袖。刘少奇这些重要思想，是对白区党与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2．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也是辩证的统一。刘少奇说：“一般来说，所谓公开工作，就是能够合法地进行的工作。”②当然利用合法并不是合法主义。在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公开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扩大，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组织和合法手段，以便广泛地争取和团结群众，加强群众的力量；而秘密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缩小，仅仅只有不能公开进行的工作才应该秘密地进行，使党的秘密组织保持稳定、精干。至于哪些团体和机关，哪些工作，在当时当地可能公开地合法地去进行，哪些只能半公开或只能秘密地进行，这要根据革命的形势以及具体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来确定。总的原则要使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正确地恰当地联系起来，互相配合。但这种联系只是就内容上和政治上来说的，在组织上和工作方式、方法上则应使二者严格区别开来。比如，受党派遣到“群众中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他的一切行动和工作方式应当群众化，应当公开，不要在形式上表示自己的特别，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面目”③。在群众中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不能兼负党的秘密机关的工作，应当同秘密机关断绝关系，只同特别指定的同志发生关系。党的秘密文件也不能拿到群众机关中去，不要使敌人从公开工作的同志那里找到任何党的组织关系。在党的文件刊物上，不要登载公开群众团体的情况，不要使敌人从党的机关中找到任何同群众团体的关系。总之，“党内工作和群众工作、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应当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进行，派遣不同的干部去进行，在组织上不能混淆，在方法上不能重复”①。否则，把应当公开进行的工作拿到秘密机关来做，把应当秘密进行的工作拿去冒险公开，这样就会“使得应当公开的不能公开，应当秘密的不能秘密。结果就是党和群众工作都遭到破坏”②。

为了保存、聚积和加强群众的力量，白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但要善于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要学会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学会策略方法的运用。刘少奇认为，领导党和群众在方式方法上是不同的。从方法论来说，要善于“审时度势”，一切依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敌我力量的对比，恰当地提出群众所能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

中国革命的发展史证明，刘少奇关于党内工作和群众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策略思想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列宁曾说：“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不在最激烈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配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反动的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组织（如保险基金会等），那末他们就决不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核心。”③“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者则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懂得党内工作与群众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和联系，也完全不懂得分析矛盾，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策略，他们时常犯急躁病，不顾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和力量对比，总是一味要求“斗争”“进攻”；把“在相当条件下结束斗争、复工、暂时退守、保存力量”的正确提议当作“怕死”“动摇”的“机会主义”来反对；他们总是自以为“最革命”“最彻底”，要打倒一切敌人以至黄色工会，而不去区分当前谁是主要的敌人，谁是次要的敌人，不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妥协、让步，以便联合他们，进而去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扩大和发展统一战线；如此等等。其结果使党脱离群众，使党陷于孤立，使白区的工作和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刘少奇针对这种策略指导上和方式方法上的“左”的错误，明确指出：“我们许多同志在过去就是没有远见，不能忍耐，害着不能容许的急躁病，过于疏忽。他们在今天甚至不估计到明天的情形，甚至不估计当时的环境去布置与进行工作，如公开征收党员、举行革命竞赛、进行突击运动……随便再以‘怕死’、‘动摇’等话去批评同志，助长同志的冒险情绪。”①“左”倾机会主义者其所以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在群众斗争的策略指导上和方式方法上犯“左”的错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不懂得在革命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的矛盾分析方法。

（二）灵活机动地让步和妥协

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十分讲究斗争策略，努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了争取和团结更多的力量，他坚决反对“一切不合作”的关门主义，主张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和妥协。这里讲的让步和妥协，一是指退让具有暂时性，今天的退让是为了明天的进攻；二是退让具有局部性，在此处的退让意味着在别处的进攻。

刘少奇在分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指出，我们党在西安所作的某种限度的退让，“是向日本、亲日派以及反共顽固分子政治上的严重进攻”；局部的让步换来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向前进了一大步”。②可见，刘少奇讲的不是无原则的让步，而是把让步和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积极的、革命的让步。那种无原则的让步，是只讲退让，不讲进攻，走向另一个极端，失去了革命的大方向，导致革命遭受损失，甚至失败。

抗战前夕，刘少奇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所谓的让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分析了宋哲元的政治态度后，认为他在降日问题上还在动摇中，于是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变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宋哲元看到学生写的这种口号的传单后，即指派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向群众讲话，表示了对群众运动的支持。我们党在口号上所作的妥协，使群众运动获得了合法发展的条件。刘少奇认为，那种绝对不妥协，绝不让步，什么都要打倒，实际上是什么都打不倒，结果是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推到敌人那边去。列宁曾说：“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毛泽东也说：“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②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坚持运用这种革命的辩证法，同形形色色的“直线理论”作斗争，在革命形势需要的时候，正确地提出妥协和退让的策略，引导革命在曲折中前进。

（三）利用矛盾，争取多数

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的策略原则。列宁曾明确讲：“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③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也明确指出，敌人内部有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斗争，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痛又痒的矛盾。“但是这点斗争，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人民都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④1940年，毛泽东又在《论政策》中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四句简明的语言，概括了我们党对敌斗争的策略、思想、原则。刘少奇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深深懂得这一点。他不仅很注意研究敌人内部的矛盾，而且采取灵活的策略，扩大矛盾，为我所用。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只承认革命同反革命之间存在着矛盾，不承认反革命内部和反革命阶级之间也有矛盾。他们甚至提出“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的错误口号，把许多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都赶到敌人那边去。毛泽东称这种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刘少奇也同这种错误倾向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批评这种关门主义者“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爆发，不懂得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①，结果是“把他们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②。刘少奇同这种关门主义相反，他十分注意发现和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善于寻找敌人内部的一切缺口，并扩大这种缺口。他认为，即使昨天是敌人，在客观形势变化的条件下，今天也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就不能把它拒之门外。在华中敌后游击战争中，刘少奇把这种策略运用于处理同敌、伪、顽的三角关系，利用矛盾、争取中间、孤立顽固、打击敌伪，使新四军在四面受敌的困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充分显示了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上的高超斗争艺术。

（四）历史地分析矛盾

历史地分析矛盾是唯物辩证法的客观要求。刘少奇在新中国建立前后，运用历史分析法，对民族资产阶级做了客观的分析，对我党制定关于利用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恢复和促进工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底，天津和北平先后解放。当时，工商界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有的还听信了反动宣传，工商业者人人自危，害怕没收工厂企业，不安心生产；有的人甚至想抽逃资金，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飞涨，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就是工商业者王光英同志，当时也不想再当资本家，想脱掉资本家的帽子，丢掉企业和资本，转向搞技术工作。刘少奇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从多方面进行工作，采取多种措施，安定工商业者的思想。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感情真切地对王光英同志说，共产党员、干部，我们党内有许许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衣服，屁股能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嘛！也可以为党工作嘛。”①这就通俗易懂地、形象地为工商业者王光英同志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王光英同志把刘少奇的这些教导当作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座右铭。

1949年4月，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去天津视察工作，当时有一部分同志不能正确理解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进入城市以后，不把发展生产放到第一位，不去联合愿意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而强调和资本家作斗争，支持工人的过高要求，盲目排挤私营企业，企图消灭资本主义。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是当时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严重障碍。刘少奇在天津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针对这种“左”倾和资产阶级的疑惧心理，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先后发表了八篇讲话，反复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他的这些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城市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实现这个任务的路线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其二，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如果作为斗争对象，即犯路线错误，是与中央的路线不符合。其三，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只有斗争而不联合，是犯“左”的错误；只有联合而不斗争，则犯右的错误。但今天的重点是放在联合上，斗争是为了联合，把自己的朋友作为敌人来打击是错误的。其四，在城市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发展手工业生产。为达此目的，要照顾四面八方，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其五，对资本主义要加以限制，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就是限制，税收市场、价格，都是限制。如果有些资本家只图私利，不愿同我们合作，要搅乱市场，不服从国家协商、不顾人民利益，则予以经济上的打击。其六，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实行，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可能是和平转变。刘少奇还针对当时资本家不敢大胆经营的顾虑，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在中国，他们在生产上是进步的。他们这种剥削对发展生产是有功劳的，是有进步的”①。因此，我们“要有限制地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要在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个别问题的调整和某些问题上的调和是可能的”。当然，“要根本解决，就只有搞社会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限制的政策，就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②社会实践已经证明，刘少奇这些论述和分析是客观的，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险恶的用心，制造出一个“剥削有功论”，对刘少奇进行诬陷和批判。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的目的是要最终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剥削制度。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是一种进步，是一种新兴的先进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列宁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也指出：“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①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回答为什么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时指出：“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②马列主义从来不否认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进步作用和它的历史功绩。在经济落后的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受三大敌人的压迫和束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独立的发展，它留给人民共和国的遗产确实太少。刘少奇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历史的分析。为了鼓励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指出他们对发展生产的历史功劳，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所谓“剥削有功论”，不仅是对刘少奇的恶意诬蔑和攻击，而且是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历史分析法的背叛。

（五）分清矛盾的主次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工作中，矛盾是错综复杂和多种多样的，我们必须对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全力加以解决。这是唯物辨证的党的策略方法的客观要求。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党面临的国内形势是十分严峻的。首先，我们面临的敌人还“是够大够多的”③。当时，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地主阶级反对我们，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和机构的反动势力也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同这些敌人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其次，我们革命的胜利引起了社会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是，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民族资产阶级跟我们的关系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有些资本家大搞投机经营，和工人阶级进行明里暗里的斗争。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些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总之，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国民经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破烂摊子，问题和困难很多。那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应该如何进行具体分析，订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方法呢？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否则，在实际工作中势必迷失方向。

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运用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并做出了科学回答。1949年7月，刘少奇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矛盾和斗争。所谓内部矛盾和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和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紧。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特别指出，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的矛盾。”①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开始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刘少奇这些关于新中国建立初期主要矛盾的论述，为我们党制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31页。

①②③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60、60、60页。

①②③《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62、62页。

①②《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63页。

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63页。

①②《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75页。

①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185、225页。

②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41、134页。

①②《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28、29页。

①转引自《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89页。

①转引自《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②转引自《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9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256页。

①《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4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0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页。

①转引自张宝山《刘少奇对国营工厂内部矛盾和工会工作的理论建树》，见《〈刘少奇选集〉下卷学习研究文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