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唐屈宋接受效果史
接受美学的一大特色即是突出读者在文学史上的极端重要性，强调文学只能存在于读者的阅读实践之中，离开了读者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其现实存在。“从历时性上看，文学只能存在于读者的一代又一代的反复阅读过程中。换言之，文学的历史生命系于读者，文学的历史性是由生活在历史中的读者赋予的。”①因此，作品的社会效果才是其真正的历史样态，即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学作品的效果史。那么，什么又是文学作品的效果呢？朱立元在其《接受美学》里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文学的价值是作品与读者之间一种审美需求与满足需求的关系，是作品对读者的有用性和意义，一种审美效应关系，而文学价值关系的现实建立，即文学作品的诸价值在读者身上的具体实现就是文学的效果。文学价值关系的建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间会有基本价值与浮动价值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而文学的效果，则是某一阶段具体的价值关系的最终建立，就是文学价值在读者身上实现的静态成果。”②借此，我们可对楚辞作品诸价值在先唐近千年间的具体实现过程作追踪性描述。亦即以时段为序，以在此近千年间传习诵读楚辞作品的受众对其表现出的不同态度、评价等感应行为为研究对象，尽力将楚辞作品在先唐阶段所建立的具体价值关系——文学的效果——从历史的角度一一厘析。
楚辞作品产生之初，其时究何如传之？其同时代人究何如视之？由于文献不足征，后人一直心怀茫然，至于今之学者亦然。虽说者纷纷，但据以立论的材料却总是那么几条，而且这些材料还都是从汉人的记述开始的。①楚辞学大家游国恩先生在其《楚辞的流传与编辑》一文中分析：《楚辞》的流传，首先是由于楚国广大人民对爱国诗人屈原的爱护和同情；其次是由于屈原的后辈对于屈原作品的爱好与祖述。至于流传的主要方式，先是士大夫文人的记诵和传抄，然后是编辑校订。周建忠在《关于楚辞的传播与“楚辞学”的分类——撰写〈楚辞学史〉的思考与探索》一文里引述了游先生的上述说法并加一申述，认为游氏此说乃较完整的分析。最早记述屈原行事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谓：“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②; 《襄阳耆旧记》称“:（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③班固《汉书·地理志》中亦有近于司马迁的记述：“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④另，班固在《离骚赞序》中又云：“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悼悲，故传于后。”⑤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也说：“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⑥从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楚辞》就是在如此时代氛围及缅怀追念先贤的心态下得以祖述授受、得以保存流传的。换言之，《楚辞》的流传主要是通过非官方的渠道，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民间进行的。⑦
较之《诗经》的编纂、传播及其产生初期为人们所接受的效果而言，楚辞作品早期的流布之迹甚为隐晦，其接受状况显然也要冷清许多。屈原一生遭放流数次①，其作品可大致确定创作时地者于今学界仍难以统一意见，我们现就大家看法较一致的《离骚》简说之。司马迁在《史记》里说：“王怒而疏屈平……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后人多据此以为《离骚》作于屈原为怀王“抑退”至顷襄王初立之际，其时屈原应仍在楚郢都或其近郊。②《离骚》为屈子抒写忧思之歌哭，从受众的反应来看，当时可能会有哪些人读到它呢？他们会有怎样的阅读感受呢？一类人可能是屈原的政敌，如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等。也有可能为楚怀王及其继任者顷襄王所看到。③另一类人可能会是屈原的学生友朋，如宋玉、景差等。前者读到《离骚》或狼狈、或愤恨、或恼羞成怒；后者读到《离骚》或同情、或钦敬、或感发肺腑。要言之，前者的接受是一种消极接受，《离骚》的正面价值不会在他们身上有实现的可能；而后者的接受则是一种积极的接受，《离骚》的思想意义、怨愤情感及美学形式，只有在后者的阅读过程中才能具体实现，并对后者产生重要作用。以此推之，屈原的其他作品，尤其是《九章》那样“发愤以抒情”④且表明作者政治立场与追求的诗章，它们产生之初，其受众大略也可分为这样两类，其所激起的反应大略也是这样两类。此外，根据司马迁、班固、王逸等人提供的历史信息，我们还可约略窥测到屈原辞赋作品在楚国的“教相传授”状况。因了屈赋精美绝伦的辞采、浓烈高扬的情怀，以及屈原的社会地位，故而其创作之初在楚国士阶层当中就应得到了较广泛的传布。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甚至有人认为宋玉等可能就是屈原的学生。如此说来，屈原辞赋作品首先当是通过其亲友门生辈传播出去的。楚为秦所亡后，屈作由于饱含了楚人的文化礼俗、楚人的光荣与梦想、楚人念国怀家之深痛感情，因而班固说“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故传于后”；王逸也说“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条较清晰的屈赋传承线索，这就是由“宋玉”等到“众贤”，由“众贤”再到“楚人”。传播距离由近而远，传播范围由小而大。屈赋之所以能够得到楚人这般较大规模地“教相传授”，除了上述原因外，我们还应注意到这同时也是文学作品自身审美等诸价值在受众身上的实现，即屈原辞赋作品本身内蕴的以审美为中心的多元价值在楚地逐渐转化而成的多元社会效果，称之为文学自身的伟大胜利也无不可。因为从“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其辞为众贤所悲悼”“玮其文采”等记述中，我们都可读出楚人对屈原之“辞”的喜爱珍重之意，这正表明了屈原辞赋作品具有出众秀拔的文学审美价值，并主要借此而得以流布于世人口耳之间。至于宋玉其人其作，由于可资依据的信实史料较之屈原则更是稀缺。自汉迄唐的一些著作中，除上引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耳熟能详的那句话外，另有刘向《新序》①、王逸《楚辞章句》①、《韩诗外传》②、郦道元《水经注》③、习凿齿《襄阳耆旧传》④和《北堂书钞》⑤等，亦有关于宋玉的零星记述，但多含传说轶闻性质。根据这些极为有限的史料及《九辩》中的自述，我们大略知道宋玉似曾背井离乡，经友人推荐，在楚顷襄王宫廷做过一段时期的“小臣”，但很不快意，而且不久就“失职”了。《汉书·艺文志》载：“宋玉赋十六篇。”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署名宋玉的作品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微咏赋》《高唐对》《郢中对》，恰合十六篇之数。但长期以来，人们在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上分歧甚大，时至今日，尽管很多学者做了很多考证工作，但学界的意见仍未取得一致。不过就其大端而言，除了争议较大的《笛赋》《舞赋》外，《微咏赋》一般认为是刘宋时王微所作《咏赋》之讹；《高唐对》系《高唐赋》开头的一段异文，《郢中对》系《对楚王问》的异文或改写，故两篇“对”均不能看作单独成文的作品。其余诸作，近年来随着对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唐勒》赋残简”⑥的深入研究，不断有学者著文为宋玉翻案，把上述多数作品自明代以来曾渐次被剥夺的著作权又还归于宋玉。由于史料乏缺，考察宋玉作品在其创作之初的接受效果，便显得尤为困难。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通道都已堵死，我们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从宋玉辞赋作品本身出发去寻找答案。今案宋玉诸作，大多设为问答形式，且出场人物中往往有楚襄王的影子。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舞赋》《笛赋》《对楚王问》等皆然。结合宋玉“小臣”身份及其作品内容，我们认为这种近乎一致的作品形式传达出一个信息，即宋玉赋作多半是随侍襄王左右为娱乐君王之目的而创作的。既如此，则这些作品创作之初的读者群理当为楚襄王及其近臣所组成，有可能包括唐勒、景差等人。那么，这些人面对宋玉辞赋会有怎样的接受反应呢？由宋玉自己“贫士失职而志不平”①的叹息、由顷襄王“憎之似屈原也”的态度等，我们隐约能够感到宋玉这些作品，在当时除了可能引起襄王及其近臣的一番娱笑而外，大概再也不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有效的作用了。当然，唐勒、景差等人在楚王宫廷的地位应与宋玉相当，又因同是好屈原之辞的文人，也许他们对宋玉辞赋还抱有欣赏感佩之意。宋玉辞赋在顷襄王那里被忽略被遮蔽的文学之多元价值，在唐勒、景差等一类人身上理当有某种程度的实现并转化为多元效果之可能。质言之，宋玉作品初创之时，因其社会地位逊屈原远甚，兼以其作品本身蕴含之楚人文化、精神等信息量亦不如屈作，故而其为时人接受并传播的程度及范围大概均不如屈作。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宋玉《九辩》等集中地抒写了低层士子进身无阶的个体呼喊、落寞人生的苍凉寒苦，以及丰词丽句所编织出的千古悲秋之伤，如此种种文学质素都极有可能在当时便使他获得一大批“知音”。惜乎史无载记，我们只能进行这样大致的悬测。
嬴秦短祚，其社会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只是昙花一现，一切都未及开始便又匆匆落幕。尽管有过秦始皇摧残文化的“焚书”之举，但先秦诸子百家的重要著述还是凭借种种机缘而得以保存下来，其中不少还在后世重又燃起燎原之火而大放异彩。研究者们对先秦典籍能够经秦火而存留下来多有索解，其较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时人的“口耳相传”使被焚毁的书册于秦亡后再一次为人们笔之竹帛。揆之秦楚交恶史实及屈宋作品内容，楚辞作品在秦时之命运当不容乐观，以常理应在禁毁之列。屈宋之作在此时期能够保存并传播也应当归功于楚人的“口耳相传”，换言之，楚人的“口耳相传”即是秦时楚辞作品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至于屈宋作品在此时期较为具体的流布接受状况，因为史料乏绝，我们只好存而不论。但可以想到的是，既然楚人在秦时能够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授屈宋作品，那么这些作品中高昂激越的气势、恋国怀土的情感，以及浓烈厚重的楚风楚味，必会让接受者们或神凝气咽、或心志蹈厉、或愤恨交加、或悲怨叹喟。一句话，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屈宋作品以审美为中心的多元文学价值，只要有所传播就一定会在某些个体接受者身上得以实现，并转化为社会效果。
刘氏建国，楚文化勃尔复兴。西汉初期，帝国文化气氛中弥漫着一层浓厚的楚族色彩。由于汉帝国高层统治者相当一部分来自楚地，所以楚歌、楚舞、楚声、楚辞等亦在刘氏政权里得到提倡与张扬。《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十二年十月破英布，还归留沛，“置酒沛宫，悉如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①，这便是著名的《大风歌》，其词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高祖对楚地楚风的如此钟情，必当引起臣下对楚地歌谣辞赋的关注和兴趣，也必当引起时人对楚辞作品的关注和兴趣。考察有汉一代楚辞作品的传播流布及其接受情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楚辞独得荣光的时代。
汉初贾谊作《吊屈原赋》，既是对屈原的追悼，同时也是自伤身世。为什么贾谊会对屈原抱有如此的景仰和追思，并以骚体赋的形式来表达自己伤屈亦自伤的情感呢？笔者以为即是他在汉初社会普遍的楚文化熏陶之下，极可能广泛阅读并较全面接受屈子辞赋内蕴之诸价值的结果。《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辞赋七篇，归于“屈原赋之属”，大体而言都是拟则以屈赋为主的楚辞作品。其后，以屈宋作品为主的楚人辞赋主要在深受楚文化影响的一些侯国流传，并因之滋养成长起了一批辞赋作家，尤以梁孝王门下的文人集团为盛。其较著名者有羊胜、公孙诡、邹阳、枚乘、庄忌、路乔如、公孙乘、韩安国、司马相如等。从流传存世的梁孝王门客辞赋作品来看，它们几乎都是取法屈宋的楚辞体作品。如“赖吾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①; “鵾鸟鸡舞于兰渚，蟋蟀鸣于西堂”②等句，从“兮”字的使用，到句式意象都带有浓重的楚辞体色彩。后人亦多注意到此点，如明人焦竑云：“司马相如、东方朔、吾丘寿王，谲谏之文也，而宗《楚辞》。”③刘勰《文心雕龙》云：“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④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云：“枚生《七发》，其原、玉之变乎？”⑤清人刘熙载《赋概》亦云：“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枚之秀韵不及宋，而雄节殆于过之。”⑥由活动于梁孝王周围的文士及其辞赋作品看来，对楚辞作品的接受在汉初一些侯国确曾彬彬为盛。正是此类接受活动，使屈宋人格精神在汉初文士身上得以激发再现，使楚辞作品体制风格在汉初文苑得以传承发展。
文、景而后的帝国天子汉武帝有高祖之习，也是一位喜好辞赋的君王。以帝王之尊位而好辞赋，自然会吸纳一大批文士并极大地激发起辞赋接受与创作的高潮。《汉书·艺文志》载武帝“自造赋二篇”①，隶于“屈原赋之属”。又载“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②。据李大明先生考述，汉武帝的这些歌、赋基本全为骚体，深得楚辞作品神韵。③考之史籍，以汉武帝为中心而论辞说赋者主要有刘安、朱买臣、庄助、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倪宽、孔臧、庄怱奇、董仲舒、司马迁等。刘安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聚于淮南，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学术集团，以刘安及其宾客组成的这个学术集团在楚辞作品的研习、阐释及拟骚之作的创制诸方面皆有突出表现。其一，刘安及其宾客收集楚辞作品，并编辑了《楚辞》一书。汤炳正先生在《〈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里考证，汉初曾流传过屈原《离骚》和宋玉《九辩》的合集，纂辑者可能即是宋玉。④这个合集编定和流传的区域，可能也就是故吴一带，即以寿春为中心的地区。刘安及其宾客在当时普遍的楚文化熏染之下，应时代需要而搜集、整理并编定《楚辞》一书乃顺理成章之事。据《汉书·淮南王传》载：“时武帝方好艺文，……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⑤由此言之，武帝时多半已经出现了编定成书的楚辞类作品集，而且刘安还受诏对其中的《离骚》（或者不止《离骚》一篇）进行过注释讲析。揆之史实，当时最有可能对楚辞类作品进行搜集、整理并编辑成书的即应是刘安及其众宾客。换言之，刘安所读至少当是已略具雏形的楚辞类作品集，所以他对楚辞类作品应相当熟悉，不然绝不可能“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项并不简单的任务。其二，刘安及其宾客对屈宋之作进行过全面深入的研习。李大明在其《汉楚辞学史》里即指出《淮南子》一书中多有袭用楚辞作品文句辞意之处，从中反映出他们对楚辞作品的理解。刘安及其门客学习屈宋创作经验，勤于歌赋创作，《汉志》即载“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且归于“屈原赋之属”。今可见者当以辑入《楚辞》专书的《招隐士》为著，乃汉代拟骚名篇。
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武帝群臣辞赋创作约略有二百多篇，由今可见者管窥其体貌，多为祖述屈宋模拟楚辞的。另，考之史传也多有涉及他们与楚辞之关系的记述。如《史记·酷吏列传》载：“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①《汉书·朱买臣传》亦有类似记载：“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②此外，董仲舒有《士不遇赋》，见于《古文苑》。此赋在体制上拟则屈宋作品，句式全为骚体，并多踏袭楚辞作品语汇。东方朔有《七谏》之作，后亦被辑入《楚辞》专书之中。王逸称其“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③。《七谏》不仅有与屈原身世遭遇有关的小标题，如《初放》《沉江》等，而且其内容也屡次及于屈原，如“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复东。怀沙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④。司马迁不仅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高度评价屈原的人格精神，而且还在《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中明确表明自己效法学习屈原以“发愤著书”，最终完成了《史记》的伟大写作。在《屈原列传》的“太史公曰”部分，司马迁不无动情地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⑤司马迁自己还作有《悲士不遇赋》等骚体作品，这也是他学习接受楚辞作品的一种具体效果之显现。
西汉后期的屈宋研究与接受史上，先后出现过这样几位代表人物，他们是王褒、刘向刘歆父子及扬雄。这一时期的屈宋研究与接受，循着前此的研究成果和接受者的足迹，向前又推进了一步。其一，汉宣帝修武帝故事，重视文化建设，且喜赋好骚，延引了一批辞赋作家①，这便极大地激发了时人对辞赋，尤其是屈宋楚辞体作品的研读、阐述和模拟创作。其二，在研读、阐述和拟则楚辞的时代风习之下，涌现出了一大批赋家赋作，刘勰在其《文心雕龙》里即称赋“繁积于宣时”②。这当中创作实绩较为突出的有王褒、刘向、张子侨等。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王褒赋十六篇、刘向赋三十三篇、张子侨赋三篇，且皆归于“屈原赋之属”。这至少说明在班固眼中，这三人的辞赋之作都是取法屈宋，受屈宋影响的产物。其三，刘向在此时期对《楚辞》一书进行了增辑和校定，其子刘歆也可能参与了此项工作，并于向卒后承父业而“奏其《七略》”，其中也可看出他对楚辞作品有一定研究。刘向新辑的《楚辞》主要流传于两汉之际，为楚辞作品的传播及人们对屈宋的接受作出了很大贡献。此外，刘向在其《新序》《说苑》中，还记载了一些有关屈宋生平事迹的史料③，其中有些为《史记》所无，可谓弥足珍贵。刘向歆父子不仅是研究屈宋的专家，同是他们也创作了一些祖述屈宋的骚体辞作，最著者当为刘向的《九叹》④。王逸《楚辞章句·九叹序》云：
《九叹》者，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达，典校经书，辩章旧文。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⑤
由《九叹》之序及刘歆《遂初赋》内容考之①，刘向歆父子于屈原实以先贤视之，对其不幸遭遇亦深叹惋之，并在自己模拟楚辞作品的创作中借以咏叹抒怀。这自然也是一种十分典型的接受效果。
西汉后期最后一位屈宋接受代表人物当是扬雄。《汉书·扬雄传上》云：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②
据此可见，扬雄对楚辞——尤其对屈原及其辞赋的接受，较之此前贾谊、刘安、王褒、刘向诸人的接受，更显全面而深入。其一，作为一个具体接受者，屈骚文本在扬雄的阅读过程中，作品中的事件、人物和意境等，激发起了他的强烈共鸣，从而在他身上彻底实现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及认识价值。依照接受美学，这就是文学作品获得其生命力的过程，也是文学作品最终得以完成的过程。当然，每一个接受者对文本的接受都要受制于其自身文化素质、审美观点及社会时代背景等要素。我们说扬雄对屈骚的接受达到一种最佳效果，只是从其自身接受屈骚这样一种个体角度出发而言的，并不包含对此种接受任何是非对错的评判。其二，此前还没有任何一位楚辞接受者像扬雄那样对屈骚作品自觉进行大量的模拟仿作。惜乎《广骚》与《畔牢愁》已佚，不过从存世的《反离骚》中我们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扬雄对屈子的敬仰、同情与无限惋惜。
东汉之际，屈宋接受史上又出现了一批新人物，表现出了一些新特点。东汉一代《楚辞》专书当为文士广读之书，楚辞体作品及楚辞作家也便成了东汉文人研习评论的对象。前期有班彪、班固、梁竦、崔駰、王充等人对屈宋及楚辞的评论，后期有王符、崔寔、寇荣、应奉、应劭、蔡邕等人对屈宋及楚辞的评论。具体来说，东汉屈宋接受效果史上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离骚》开始被尊称为“经”。《离骚》称“经”是屈宋接受史上的大事，至少表明在东汉前期文士心目之中，以屈骚为主的屈宋作品是他们所十分看重的文化精神遗产。这对屈宋作品在当时的传播、教授、研习和模拟创作皆当产生重要作用和影响，也对此后屈宋作品的理解和阐释发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二是学者开始较大范围地注解《楚辞》，并最终由王逸完成了“楚辞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注本——《楚辞章句》。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楚辞学著作即是《楚辞章句》，它既是一部集大成之作，也是“楚辞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因而文献价值及学术地位皆相当重要。王逸在《楚辞章句》里称美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①；同时又推尊屈骚是“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也。”②《楚辞章句》为楚辞作品的传播流布提供了相对可靠的媒质保证，对后人接受屈宋人格精神、屈宋作品内蕴之情感意绪、屈宋作品之文学形式及美学艺术特征等，皆奠定了一个重要而厚实的基础。三是继续前汉拟骚传统，创作了一些新的追步屈宋的辞赋作品。今举其要者言之，前期有班彪的《悼离骚》和《北征赋》、梁竦的《悼骚赋》、班固《幽通赋》、崔篆《慰志赋》、冯衍《显志赋》等，中后期有王逸的《九思》、张衡的《思玄赋》、蔡邕的《述行赋》等。
汉末魏晋六朝时期，屈宋接受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因《楚辞》专书的编定及《楚辞章句》的行世，从而使屈宋之作的传播更为广泛普及，受众自当亦随之有较大扩充。如史载：“（萧）洽幼敏寤，年七岁，诵《楚辞》略上口”①;“（陈宣皇后章氏）善书计，能诵《诗》及《楚辞》”②。由幼童妇孺皆能口诵《楚辞》便可推知其时楚辞体作品流布当十分广泛，《楚辞》一书很像是当时的文学普及读物。二是“建安”文学随时代乱离而兴起“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雅好慷慨”③之风格，与楚辞体文学抒写悲怨之特征相合相激，从而在此时期创作出了较多数量较高质量的模拟楚辞作品的作品，如应玚《正情赋》、祢衡《鹦鹉赋》等；六朝时随文学自觉意识出现而开始重视强调辞采之美，此种风潮又与楚辞体作品惊采绝艳之艺术特色相一致，楚辞作品自然也就成了人们学习模写的对象，从而又创作出了一批追摹楚辞作品的作品，如傅玄的《拟天问》和《拟招魂》、其子傅咸依宋玉《小言赋》而作的《小语赋》、陆云的《九愍》等。三是在文学一步步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文体辨析之风渐起，并陆续出现了一些文章总集及论文专著。举其大者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昭明文选》等，便皆产生于此一时期。与此文学大潮之涨落相应，汉末魏晋六朝文士看待以屈宋之作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的角度和观点，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质言之，与两汉人对楚辞体文学作品的接受态度及接受方式比较，汉末魏晋六朝人最大的变化是转向研读揣摩作品形式、学习作品的音响辞采，而不是像此前文士那样注重作家人格精神和作品的内容情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汉文人不是在阅读楚辞文学，而是在阅读屈子其人④；而汉末魏晋六朝人恰恰相反，他们接受的重点不是楚辞体文学传达的意蕴精神，而是楚辞体作品自身的文学特色。
依接受美学理论，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即是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史。揆之屈宋楚辞体作品在汉末魏晋六朝这一时期的传播与接受，笔者以为其文学诸价值达到了较为完满的实现，即随着较大范围的流布、较多受众的阅读研习和数量不少的模拟创作，从而使屈宋楚辞体作品获得了具体可感的文学生命。也可说屈宋楚辞体作品以此种较广泛较普及的传播与接受，最终建立了它与此一时期众多接受者之间的价值关系，表现出特别明显的接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