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唐屈宋接受阐释史

“阐释史以诗评家为主体，是历代诗评家对作品的创作根源、诗旨内涵、风格特征、审美意义等进行分析阐释所形成的历史。”①就先唐楚辞作品之阐释史而言，笔者拟选取秦汉以来评屈论骚的相关史料，期以能够交代清楚此一时段人们认识、评价屈宋及其辞赋作品的具体情状和历史进程。

楚辞作品产生之初，阅读接受者对其有何感受评述，史籍几无记述。我们现在来考察屈宋接受之阐释史，便只能从西汉开始。前文已言，汉人立国后楚文化复兴，从帝王、近臣到一般文士都好楚声、楚歌、楚舞、楚赋。而且屈宋之作在那时已有所辑录，为人们的传授学习提供了便利，随之亦即出现了对屈宋及其辞赋的批评。可惜关涉是时之屈宋及其辞赋批评的资料，载于史籍并能为我们今日所见者却不多。依时代先后，值得重点注意的评屈论辞者有这样一些，他们是西汉前期的贾谊、庄忌、刘安、东方朔、司马迁；西汉中后期的王褒、刘向和扬雄。

贾谊论屈骚之言论见其《吊屈原赋》，其核心论点是批评屈子不能“自引”“自珍”“自藏”，即不知权变而陷身污渎之中。以此贾谊批评屈原“般纷纷其离此邮兮，亦夫子之故也”，其意是说屈子落得如此结局乃咎由自取，为什么不像凤凰那样“览德辉而下之”呢？为什么不“历九州而相其君”呢？伤悼屈原的贾谊却对屈原的思想行为产生了不能理解的困惑，这多半源于贾谊自己安时处顺以避世患的道家思想一面，也多少透露出了时移世易的时代变化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自贾谊此论一出，即在汉世文士批评阐释屈原的进程上标记了一道鲜明的印痕，以消极避害思想责难屈原未能全生保身的观点，便始于此。庄忌《哀时命》乃汉前期拟骚名篇，篇中尽管多处流露出世不我用而要归隐远祸的思想，但却对屈原为追求政治理想而殉身表达出真切的钦敬态度，表示自己愿学先贤“志怦怦而内直”的高尚品节，“履绳墨而不颇”的行事准则。换言之，庄忌没有以自己明哲保身的思想强加于屈原。非但如此，依笔者之见，庄忌在《哀时命》中称颂屈原，恰恰是为了与自我胸中较为强烈的消极退隐思想相对抗，也是为了给自己打气，为了强调自己所求皆美善之事皆中正之道的需要。

淮南王刘安阐释屈骚的重要文献是留存于《史记·屈原列传》中的《离骚传》叙文，从正面解说了屈原作《离骚》的旨意及《离骚》的内容，阐发了对屈原的高度评价。今人姜亮夫①、汤炳正②、褚斌杰③等在其各自的著述中，皆对《史记·屈原列传》作过专门研究①。概括刘安的论述，主要有这样几方面的内容：一是训解屈原《离骚》题名之义。“《离骚》者，犹离忧也”，即解“离骚”为遭忧、逢忧之意。尽管后世注屈骚者对“离骚”二字多有不同理解，但刘安此说始终占据着《离骚》题名阐释史上最主要之地位，于今视之仍当不失为最接近屈原本意之理解。二是探究解说屈原创作《离骚》的缘由。“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在刘安看来，屈原正道直行而穷，“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自然会生出无尽怨愤。换言之，《离骚》的创作就是屈子一腔无处发泄的“怨愤”所催化出的结果。三是从总体上评价《离骚》的旨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刘安在此以儒家诗论观点比照考量《离骚》②旨义，我们且不论这种“中和之美”是否符合《离骚》的实际，但可以看出刘安如此评论，显然是为了肯定并突出《离骚》的价值。在儒家经学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刘安评价屈骚的这种方式在屈骚阐释史上实际也长期占主导地位，至少也是对屈骚价值一种正面的认识和评价。四是具体概括《离骚》的内容。“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刘安用此数语，简明概括地介绍了屈原《离骚》叙写的具体内容。从他的概括性语句里，我们可以看出刘安十分重视《离骚》中有关君臣相得以成就王业等治国安邦的道理。这也可能与他的《离骚传》是奉诏为汉武帝所作有一定关系，其意或在引起今上对《离骚》的重视。五是对《离骚》文章风格特色的研讨。“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刘安以为《离骚》之文，遣词用语省净明晰而蕴含大义，从中能表现出创作者屈原的高洁情志和正道直行。所以尽管《离骚》多从自我家世、服饰、形貌等小处、细处和近处写起，但其终极指向却意义远大。王逸后来在《楚辞章句·离骚序》中概括出“香草美人”的《离骚》比兴手法说，并称《离骚》“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①，显然也受到了刘安此评的启发。六是对屈原人格精神的推尊肯定。“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安明确称扬屈子高峻纯洁的伟大精神非同一般，甚至可与日月争光。这是屈骚阐释史上一声颂美屈子的嘹亮号角，其音调是如此高昂绵长，响彻千年而不绝如缕。

东方朔作《七谏》以“追悯屈原”②，从中可见他对屈原的认识和态度，也可视之为一种阐释接受。东方朔此文拟屈原口吻写成，文中亦多袭用化用屈骚文句之处。东方朔对屈原的评价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其一，肯定屈原的“怨君”、“怨愤”之情，如“窃怨君之不寤兮，吾独死而后已”表达的即是此意。其二，对屈原沉江殉身持理解态度，未像贾谊那样提出责难。在东方朔看来，屈原沉江有两点理由：一个是“不忍见君之蔽壅”，一个是“安能久见此浊世”。在这“不忍见”和“不能见”的两难情形逼迫之下，屈原唯有一死方能解脱。通观《七谏》全篇，我们感觉东方朔跟庄忌一样，都有较浓厚的远祸避害而顺生保身思想，但他们都对屈原矢志不渝而九死未悔的进取精神又能从正面肯定，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理解。

在屈宋接受阐释史上，司马迁无疑是一位重量级学者。他不仅第一个为屈原在《史记》里立传，而且对楚辞作品多有研究，提出过一些十分重要的意见。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阐述屈原作《离骚》的因由时，指出了当时楚国“王听不聪、谗谄蔽明、邪曲害公和方正不容”的黑暗政治现实，屈原即是在一种忧时伤国的情怀激荡下，愤而创作了《离骚》。较之庄忌、刘安、东方朔等人，司马迁对屈原所处时代情势观察分析得更为细致，对屈原作《骚》的心理动因也给出了更为明确更为深刻的答案。结合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言“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①，及“屈原放逐，著《离骚》……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②来看，我们可以说他真正做到了以“知人论世”的原则，并结合作品自身内容，较为全面地推绎综括了屈原作《离骚》的原委、动因及意旨。司马迁的此种阐释，是屈骚阐释史上最重要的一块奠基石，对后来千余年间的屈骚阐释规定了基本路向，产生过很大影响。

此外，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还说过“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③的话，从中表露出作者对屈原好修品格、伟岸人格，及追求高尚理想目标之精神的仰慕和敬佩，也表明了他对屈原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除了对屈原及其辞作有评论阐释外，司马迁还对宋玉等其他楚辞作家进行过介绍论说，其文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④对屈原之后的楚辞流传及楚辞体作品的创作，司马迁此段论述极为重要。一方面他交代了宋玉、唐勒等人对屈骚在学术层面上的学习继承，并指出他们“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说明楚辞体作品在屈原之后有传承有发展，此乃屈宋效果史的内容；另一方面，从屈宋阐释史角度言之，司马迁说宋玉等人“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即再次对屈子正道直行的人格精神和屈骚讽谏品格进行褒扬，同时对宋玉等人的辞赋风格特点也有所暗示。后人往往据司马迁此语来评论宋玉等人及其辞赋，或认为他们上逮屈原远甚，或认为他们虽乏直谏精神但其作品亦有谲谏微讽的一面，也是对屈原的一种继承。①

西汉中后期的宣帝修武帝故事，重视文化建设，宣帝本人又好《楚辞》诗赋，故此一时期的楚辞作品研究及拟骚创作亦颇繁盛，出现了九江被公这样的诵读专家及王褒这样的创作名家。后来又出现了刘向歆父子这样的《楚辞》研究学者和兼辞赋创作与评论为一身的扬雄，自然也就出现了一些新的阐释意见。如王褒《九怀》代屈子立言，言其“顾念兮旧都”“思君兮无聊”，其所表现的怀国念君之情是此前司马迁等人的屈骚阐释中所没有的。再如刘向曾校书中秘，对《楚辞》专书进行过增辑校定②、对屈宋事迹亦作过补叙记述③、且有对楚辞作品的模拟创作④。其《九叹》中多有评屈论骚的语句⑤，对屈子端直诚行而不阿世取容的人格操行评价极高，且反复陈说，足见其对屈子崇高精神品质的景仰钦敬之意。甚至于认为屈原的诚信高洁可与日月同光，与刘安“推此志也，与日月争光可也”同调。此外，刘向还高度评价了屈原的文辞之美，说他“文采耀于玉石”。较之此前人们多关注论说屈原其人，或只阐释屈骚作品意蕴而言，刘向对屈辞文采的强调当是屈骚阐释史上的新内容。刘向在《九叹》中还有专门论及《离骚》及《九章》的一些句子，如“览屈氏之《离骚》兮，心哀哀而怫郁”①、“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②、“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一悟”③等。在刘向看来，《离骚》乃屈子陈说悲怨忧愁之文，其辞博雅，其情沉郁，其意旨在“冀王之一悟”，较全面地概括了《离骚》的作意及特色。刘向在这里还明确提到了《九章》，并与《离骚》同等视之，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对《九章》内容主旨的一种认识和阐释。

西汉屈宋阐释史上最后一位大家是扬雄，他论评屈骚的观点与贾谊为近。尽管他也对屈原的人格深表感佩，对屈原的不幸深表同情，甚至“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④。但扬雄却认为屈原不当投江而死，而应顺时应命以全身避祸，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以湛身哉”⑤, “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⑥。要说与贾谊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扬雄在贾谊的“远世高蹈说”之外又提出了一个“宿命说”，好像屈原遭谗被放等际遇都是命中注定之事，与其抗争倒不如顺受更好些。扬雄的这种消极观点上承贾谊而下启班固，对屈原以身殉志行为所作的负面评价，在屈原阐释史上产生过较大的消极作用。然而对屈骚作品，扬雄的评价则是积极推崇的，他认为“赋莫深于《离骚》”⑦，并有《反离骚》《畔牢愁》等拟屈骚之作。但对宋玉等后于屈原的辞赋家之作，扬雄则又持批评态度，其《法言·吾子》云：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①

我们且不论扬雄此说在辞赋学史上有何意义，单从屈宋阐释史角度来看，这是较早评述宋玉等屈原后学辞赋作品的文人言论，对后世学者评析阐释宋玉等辞赋作家及其辞赋作品有很重要的影响。另外，结合扬雄其他关乎辞赋的议论②，可以看出他对宋玉、景差等屈原后学及汉人赋作多有不满，甚至有从根本上否定赋体作品价值的倾向。

东汉时的屈宋批评阐释，较之西汉更进一步，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也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和争议，有些批评意见甚至成了楚辞学史上聚讼千年的话题，譬如说班固与王逸评屈论骚观点的对立。在东汉对屈宋进行阐释的全过程中，先后也出现过一些重要人物，他们是前期的班彪、班固、梁竦，中后期的王逸、王符、崔寔、寇荣、应奉、应劭、蔡邕等。

东汉早期，先是班彪在其《悼离骚》一文里对屈原有所评论。其文曰：“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③这与前汉末年扬雄“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④之论如出一辙，甚至就是转述而已。后有梁竦作《悼骚赋》，称“屈平濯德兮，絜显芬香”，表达了对屈原的敬仰之情。同时梁竦还一反此前汉人对屈原沉身汩罗的惋惜甚至责难，从儒家“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⑤的思想出发，完全肯定了屈原以身殉志的壮烈行为，认为其既“匡救而不得”，那么“殒命而后仁”便是最好的选择和最好的归宿。梁竦不仅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还驳斥了贾谊、扬雄对屈原的指责和误解，说他们的意见是“违指”，是“欺真”。所谓“违指”，即言贾谊怪屈原不能远世自藏而自得其辜是不理解屈原的操守志向，所以也就不能理解屈原沉江行为的意义所在，同时以此来责难屈原更是不合忠孝仁义的道德准则；所谓“欺真”，即言扬雄将屈原的悲剧追求归结为不知进退不知认命也是一种不实谬论，与屈原其时所处之实际境遇和屈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格精神相去甚远。要言之，梁竦此论是对屈原的一种全新阐释，是屈原阐释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有助于深化后来者对屈原的理解和评价。

东汉一代，屈宋阐释史上最重要的两位人物当属班固和王逸，两人在评价屈子及楚辞体文学上针锋相对，几成水火不容之势。班固在《离骚赞序》里并没有对屈原提出具体的评价，而主要是综合刘安《离骚传》、司马迁《屈原列传》及刘向《新序》中的记载，交代了屈原的生平事迹，并对《离骚》篇名题旨、内容大意等进行解说，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他对屈原的忠信品格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其《离骚序》却对屈原提出了明显的批评，甚至是否定。①班固由批驳刘安发端，其主要观点上承贾谊、扬雄及乃父班彪，认为屈原不知明哲保身，是为不智。但班固似乎不愿停留在前人对屈原的此种认识评价上，他要跨进一步，于是就开始了指责：一谓屈原“露才扬己”导致自己陷身谗贼；二谓“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而不容于世；三谓屈骚多称“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所以不应评价太高。对班固的种种指责，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中专门进行驳斥：

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若夫怀道以迷国，佯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婉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耈，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 “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诗》“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①

就王逸所处时代能够运用的思想理论工具而言，可以说他对屈原的理解是深刻的，他对班固的批驳也是很有力的。在王逸对屈原及屈骚的阐释里，值得注意的要点有如此数端：其一，屈原为国奔走呼号乃人臣本分，是“绝世之行，俊彦之英”，高度肯定颂扬了屈原的人格精神，这也是继梁竦后又一次从正面对屈原以身殉志行为高唱赞歌；其二，王逸认为屈骚之辞“优游婉顺”，这主要是为了批驳班固“怨刺其上”等论点而发的，究之屈辞实际是有所偏差的；其三，王逸强调了屈骚对后世的巨大影响，称其为辞赋“仪表”、“模范”，并将“名垂罔极，永不刊灭”。

此外，王逸在其《离骚序》里也有对《离骚》的一些阐释，如：“《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①这与其《离骚后叙》谓“《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的思维方式相类，都体现出他以儒家思想来解释推尊屈骚的倾向和努力，尽管将二者处处比附必定会有牵强不一致的地方，但王逸的阐释确实也道明了屈骚的一大特色，即创作者在构思行文过程中运用的比兴象征手法，后世学者往往以“香草美人”概言之。

对比班固、王逸两家之论，前者指责屈原虽属无理，但却指出了屈骚“刺上”这一属性；后者驳斥班固大都理据严正，但却似有意淡化了屈骚“怨君”的重要品格。于此我们不拟细论两家评屈论骚时为什么会出现立论偏差甚大的时代及思想原因，只欲强调一点，即他们一贬抑一谕扬的态度及具体阐述，是屈骚阐释史上两种对立观点的一次正面冲突和交锋，对后世的屈骚阐释影响甚为重大而深远。

除屈骚外，对宋玉等辞赋作家，班固和王逸也有所评论。班固在《汉书·地理志》②及《离骚序》③里都提到了宋玉、唐勒等人继屈原制作辞赋的事实，还在《汉书·艺文志》里著录了他们的作品。说宋玉等人对屈原其人其作“慕而述之”, “故世传《楚辞》”④王逸在《楚辞章句·九辨序》中云：“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辨》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辞’，亦承其九以立义焉。”⑤这些叙说虽简短，但却是后人进一步探讨宋玉等楚辞体作家及其作品的重要依据，对后人理解宋玉等人的辞赋作品有启发意义。同时从文学阐释史角度看，这也是后人“屈宋”对举的因由之一。

东汉末年政治生活乱象丛生，评论屈骚的文士也多为在现实中难骋其志或遭遇祸患之人。检其要旨，或同情屈原命运而肯定其志节，如王符①；或叹悲屈原幽愤而赞赏其行事，如崔寔②；或以屈原自况而诉己冤屈，如寇荣③。因这些评论皆出于其时文士的片言只语中，在屈骚阐释史上无大的发明，故不具论。

魏晋六朝被视为文学自觉意识萌芽初长的时代，随着文学时潮风尚的变化，人们对屈宋的阐释相应地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体而言，此阶段的屈宋阐释有这样一个较鲜明的特征，那就是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关注屈原的高尚行义、人格精神，以及屈骚所表现出的志节追求等内蕴题旨，而是转向了对楚辞作品本身艺术风貌、审美风格等外部形式的重视和讨论。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一阶段的屈宋阐释开始走近真正的文学，开始了文学视角下的屈宋阐释。虽说也有一些文士对屈原其人有所评论，但其基本观点无出汉人或抑或扬的立论根据之外者④。相反，在对屈宋楚辞体文学特征的探讨方面却取得了远超汉人的成绩，需重点提及的评论家先后有曹丕、皇甫谧、挚虞、沈约、萧统、刘勰等。曹丕《典论·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①

曹丕此论表现出了他从两家辞赋自身文学艺术风貌出发而概括辨析的立论角度和思维方式，即也表现出了他的文学自觉意识。曹丕认为屈原辞作的特点是“优游案衍”“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其大意即谓屈原行文从容不迫张弛有度，修辞造语寄托有据，构思命意章法明晰，都是从文章学角度进行评判的；说司马相如的赋作特点是“穷侈极妙”，即谓其遣词铺叙富丽夸张而能穷尽事物形貌。细究曹丕所言，“优游案衍”与“穷侈极妙”当同属靡丽之表现，二者的主要区别只是在辞赋具体创作过程中刻画叙写之轻重程度有所不同。此外，若从作者思想感情的抒发及文章的整体表达效果而言，屈骚挥洒自如有度而司马相如赋作则有无节制之嫌。②

皇甫谧的《三都赋序》及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皆有对屈宋的阐释评价③，他们大致沿袭了汉人的思维模式和评价准则，即分别屈骚宋赋，认为前者“遗文炳然，辞义可观”, “有古诗之义”；后者则“言过于实”, “多淫浮之病”,“风雅之则于是乎乖”。这些说法及用语，几同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言①，及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表述。但细绎之，则会发现较之汉人他们对屈宋的阐释还是有变化的，即他们在对比屈骚与宋赋异同时，更偏重于文辞形式的判断，而不像汉人那样更偏重于作品内容情感方面的价值判断。对这种评判角度的细微变化，皇甫谧和挚虞自己也未必会有自觉清醒的认识，因为这实在是他们所处时代文学风尚作用之下的一种无意识评判。

齐梁文坛领军人物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里也发表过对屈宋的看法②，他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审视屈宋的文学地位，给了他们很高的评价。较之前人，沈约的观点有如下数端新意：一是将“屈宋”并称，视为同一流的文学开创者。这便与此前人们区分“屈宋”并扬屈抑宋的做法大为不同；二是将个体文学创作的源头定为“屈宋”，认为他们上接“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的集体文学创作，翻开了文学史上个体创作的新篇章；三是高度评价“屈宋”及汉人辞赋的文学价值，说它们是“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这也与前人往往从正统经学观点出发批评辞赋或“劝百讽一”或“文丽用寡”的见解相左；四是沈约以“屈宋”发端，勾画了一条文学自身的传承发展线索。今观沈约的这些意见，笔者以为最有价值的就是并称“屈宋”，肯定他们的文学创作成就，并指出二人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沈约的这种屈宋阐释，我们且不论其具体细节，最主要的是他提供了新的阐释视角，并从此视角出发阐释出了新的内容。这对后人认识并阐释屈宋，无疑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刘勰是魏晋六朝时屈宋阐释的总结者，也可说是此前屈宋阐释的集大成者。其《文心雕龙》里即有专门的《辨骚》之篇，同时在其他部分还有较多的屈宋评论。在《辨骚》篇中，刘勰综合汉人观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楚辞体作品有四点“同于《风》《雅》者”，也有四点“异乎经典者”①，刘勰的阐述基于其“宗经”、“征圣”的文学思想，认为《楚辞》之文是对儒家经典的取法学习，同时更是作者独创的词赋英杰。而后他又分别概括总结了《离骚》《天问》《九辩》《招魂》等多篇屈宋作品的风格特色，并总评为“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给予了极高的赞许。此外，刘勰还细致分析了屈宋作品在具体构思创作时，作者能随文学素材内容的不同而赋予作品不同的情感意绪，从而使阅读者感受到不同的文学风味。质言之，刘勰的论述紧紧抓住文学本体立论，对楚辞作品的阐释既有总体把握也有微观解剖，从源头、风格、创作、鉴赏等多方面入手分析并提出深刻见解，实在是楚辞阐释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

除《辨骚》外，散见于《文心雕龙》其他篇章的屈宋评论也不少，具体情形见下表：

观上表可以得到如下意见：其一，刘勰大体上是“屈宋”不分的，由他在《文心雕龙》里屡屡“屈宋”并称进行论述即可看出这一点。刘勰文学观念中的楚辞作品，抑或就是文辞富赡、情韵深致，且能怨刺微讽的典型作品。其二，较之前人的屈宋阐释，刘勰对宋玉更为重视，充分肯定其文学成就，明确指出其文学史地位。其三，刘勰十分重视屈宋作品的文辞奇艳之美，无论是评述屈宋的文学价值还是论析后世文士对屈宋的踵武学习，都强调突出了这一点。

魏晋六朝时，对屈宋及其辞赋作品做过评析阐释的还有裴子野①、萧绎②、王恭③等人，但多为片言只语，其论亦无甚新颖卓特之处，故不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