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巨制——《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一书的出版体会

徐 庄

今年是宁夏人民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出版社要出一本纪念文集，要求大家写编辑出版的经验。我从1980年到出版社，本该在1992年60岁时退休，后因工作需要，又返聘了几年，到1996年离休。在这16年中，我担任过编辑、编辑室主任和副总编辑，和全社同志一起组织、策划、编辑、出版了数百种图书（教科书及教辅书籍不在内）。

我想主要选择一种我曾亲自参与约稿、编辑、出版全过程，并获得较大影响的图书，即费孝通著《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一书，谈谈我的体会。

（一）先介绍这本书的出版经过

这本书稿是北京《瞭望》周刊编辑张智楚给我推荐的。张智楚原是我《宁夏日报》的同事，我到北京常去找她聊天。

1990年底，我已担任副总编辑职务，到北京组织书稿时去张智楚家拜访。她谈到这十年以来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瞭望》发表的文章，已集书三册，但真正能体现费老近十年来乡镇研究成果的精选本却不见有。这个精选本是从费老近十年来，走一趟，写一篇，调查研究乡镇发展所写的大量文章中精选出35篇编辑而成的。他的助手们都企盼找一家出版社办办这件事。同时，她又对当今出书之不易表示不满。

我没有推托，也没有犹豫，而是十分爽快地应承出这本书。

为什么我这么希望出版这本书呢？

一是我相信费老的学识水平。

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到北平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当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在出国前，他偕同新婚妻子，也是他社会学系的同学，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时迷路，误踏虎阱，腰腿受伤，妻子出外求助，不幸溺水身亡。伤愈后，回家乡休息时还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1936年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中文名为《江村经济》，此文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后来他又继续在内地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社区进行调查，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他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1955年他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获《大英百科全书》奖。曾在加拿大作《中国的现代化和少数民族》。

看到这段学术简历，不免有疑问，为什么1955年到1980年之间会有一段空白呢？经过这段岁月的人一定明白，这是因为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费孝通先生被划为“右派”，失去了继续做实地研究工作的条件，以致耽误了20多年时间。这是多么可惜、可叹啊！

回过头来，再说这部书稿。这是他在1980年学术生涯得到重生后，不顾古稀之身，坚持到农村、到乡镇去观察、去思考后，写出来的一部书稿。想到这些，我怎能不高兴并爽快地接受这部稿件！

返回出版社后，在出版社讨论选题的会议上，我介绍了此书作者费孝通先生的情况及推荐人张智楚讲的这部书稿的大体内容，会上大家取得了共识，并一致同意将此稿列为1992年的重点书目，尽快出版。

我把此情况通过张智楚告知费老助手后，不久就收到了书稿，并附有他亲自拟定的目录和书名，还有他四十多年来，第一次为自己著作题写的书名《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的手迹和前言。费老还委托张智楚为这本书写了篇后记，张智楚写的后记也随书发来。出版社将书稿交政史编辑室，由姚毅担任责任编辑，张智楚为特邀编辑，邢士元作封面设计。

当时出版社实行三审制，即责任编辑写出审读意见，室主任和分管的正、副总编辑看后发稿。

1992年8月第一版精装500册、平装2500册出版。

同年9月2日宁夏人民出版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出版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专家们充分肯定了费老的论著对十年来乡镇经济发展所作的科学总结以及对乡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宁夏人民出版社在加快改革发展的今天，将费老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给予高度称赞，认为是很有眼光的一举。

此书出版的第二年，即1993年，正逢原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国家图书奖”并首次评选。参加评奖的图书包括从1980年到1992年13年间出版的新书50余万种。获奖的135种图书就是从这50余万种图书中评选出来的。国家图书奖共设三个奖项：国家荣誉奖、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我社出版的费孝通著《行行重行行》一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此书出版发行后，获得好评，供不应求，又于1993年4月份第二次印刷。

费孝通先生写了再版代序，题为“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

（二）以下简单说说通过成功出版《行行重行行》一书，我的一点体会

这本书之所以能由我社出版，首功应给张智楚，没有她的推荐，我不会知道费老有这本书稿，但如果我坐等来稿，而不走出去或者不去找她，也就不可能见到这部稿子。所以作为出版社编辑，要走出去找相关的专家和熟识的朋友聊聊，和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才能知道更多的信息，组织到好的书稿。

当时我分管政史编辑室，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图书是我们的重点，而张智楚正在北京《瞭望》周刊当编辑，她一定能联系到很多这方面的作者。所以1990年10月我为组稿到北京去拜访她，这才得以认识费孝通先生，组到了这部书稿。

说实话当时我对写乡镇企业这个题材，并不怎么感兴趣。因我在到出版社以前，曾在《宁夏日报》当了二十年记者，经常下乡采访，觉得乡镇企业不过是一些敲敲打打手工操作的小作坊而已。

张智楚却不这么看，她在1983年调到《瞭望》杂志当编辑，看到费老写的《小城镇，大问题》（这是《行行重行行》一书中的第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其见解独到精辟，思想新鲜活泼，文风可读易懂。她就在《瞭望》上连载了这篇力作，国内外盛赞《瞭望》品位高、有眼力。

从此，费老不断地“走一趟，写一篇”，张智楚就一篇篇地编辑并在《瞭望》周刊上刊登，她称之为：随费老文章“神游”。后来张智楚又生出一种愿望，很想有机会随费老而行，学学他到底是怎样做调查研究的。之后，她两次随费老出行，对她影响最深的是1981年夏的凉山之行，17天里大半时间颠簸于横断山脉深处。她说，实话实录是费老进行社区调查的一个基本方法，他要求调查者“真诚地面对一个未知的领域，全神贯注地倾听”，去体验每一句话，甚至一种语气，以便抓住“精髓”，经过判断和筛选，才能找出最有价值的研究素材。费老年轻时，调查都由他自己笔录，现在只能靠秘书和录音了。在凉山调查中，她悟到费老是在调查前，就积累了很多材料，经过比较分析，有了初步想法。在实地调查中，费老不断吸收，不断修正，使自己的论述更加切合实际。她更动情地对我说，费老在70岁高龄之后，如此不辞辛劳地奔波，殚思极虑地探讨，是有他“志在富民”的崇高思想为动力的。张智楚的一番生动介绍，使我对费老的思想境界、调查研究的功力有了进一步了解，也使我对这位推荐书稿的朋友有了不同认识。她只是一位编辑，她的任务是把费老的稿子一篇篇编辑、发稿就行了。而她却要随着费老外出调查，向费老学习，并受费老之托，写出这么好的一篇“后记”来，依我看来，这是一篇书评，看了能帮助我更好地读懂、理解费老这一篇篇精彩的考察报告。

可惜我这位好朋友已在1999年底去世，我至今都十分怀念她。

（文后注：本文是作者1992年9月25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首届“潘光旦纪念讲座”上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