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岭南哲学的引进期

一 岭外儒学的引进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儒墨为显学。秦汉时期，岭南由中原地区引进了儒学。当时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信，率先诞生了岭南的第一代文化精英——“士人”，他们研读、讲授和传播儒家经典，代表人物是汉代的“三陈”和“四士”。

广信，即今广西梧州与广东封开一带。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交州的州治设在苍梧广信。广信位于桂江、浔江和西江的交汇处，在汉代是中原到岭南的主要通道口。广信特有的地理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之成为中原文化南传的第一个入口处和基地。从出土的资料看，梧州馆藏文物有80%以上是汉代墓葬的出土文物，各种器皿十分丰富多彩，且档次比较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在广信居住了不少有一定身份的富裕人家，反映出当时广信的生产与生活水平。文化教育方面，广信是岭南早期私人办学的一片热土。东汉时期，北海郡人刘熙、南海人士黄豪，即在广信收徒教授，往来讲学的人颇多。西汉时期，自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之后，中国儒学进入经学化时代，但当时的岭南还没有专门从事儒学经典研究的学者。迄至王莽制定地方官学制度之后，在广信有陈钦、陈元、陈坚卿祖孙三代研习儒家经典《春秋》《易》《尚书》，在岭南出现了一股经学热，其影响又反射于中原。

陈钦（约公元前34—公元15年），字子佚，交州苍梧郡广信县（今广西梧州市）人。“得黎阳贾护之传”^[1]，有“粤人文之大宗”之誉，与古文经学家刘歆同样精通《左氏春秋》；刘歆是古文经学博士，是“国师”。陈钦也曾给王莽讲授《左氏春秋》，自名为《陈氏春秋》，并被任命为厌难将军，驻守塞北云中。刘陈二人共同倡导古文经学，开创古文经学流派。陈钦之子陈元，字长孙。“少传父学，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著有《左氏训诂》（已佚）。汉光武帝建武初年，与当时的经学家桓谭、杜林、郑兴齐名，“俱为学者所宗”。陈元向朝廷提议设“左氏春秋”博士，经争辩后，光武帝刘秀决定设立“左氏学”博士，陈元为首位博士。陈元对古文经学的再次推动，是对中原文化的反哺，同时也促进了岭南哲学的发展。戴璟曾赞曰：“陈元独能以经学振起一时，诚岭南之儒宗也。”^[2]屈大均也称道：“然则文其以汉之陈元为始乎。其请立左氏一疏，大有功圣经”^[3]；又称他“笃好著书，属辞此事，多以《春秋》为名”^[4]。陈元之子陈坚，在经学方面也有所成就。

继“三陈”之后，在广信地区有“四士”，即“士”家四兄弟：士燮、士壹、士、士武。四人分别任交趾、合浦、九真、南海太守，史称其“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为尊无上”^[5]。四士皆以治经著名，其中士燮尤为突出，他在从政、治学与为人方面，均有建树。史称，他少时游学京城，受业于颍川名儒刘陶，被誉为“学问优博”，其《春秋左氏传》“简练精微，皆有师说”^[6]。他撰有《春秋经注》十三卷，《士燮集》五卷，均佚。兄弟四人对岭南传播儒学功不可没。从“三陈”到“四士”，岭南引进了中原的儒学，为岭南哲学的产生播下了种子。

二 印度佛学的引进

东汉末年，岭南交趾已是南方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一方面是中原避乱而南迁的学者到了交趾；另一方面，外国与中国的交往，常常取道交趾。据史料记载，东汉桓帝初年，有天竺“频从日南徼外来献”，佛教由此传入岭南。岭南出现中国最早“锐志于佛道”的学者牟子，以及稍后的康僧会，二人成为在岭南佛学传播比较有影响的思想家。

1.牟子以儒道释佛

牟子（170—？），名融，字子博，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市）人。幼年丧父，随母长大，勤奋好学，“书无大小，靡不好之”。从小习儒，也喜读《老子》，并涉及诸子百家，常与道家术士畅游论辩，体现出坚定的儒家立场。后学佛，隐居后则锐志于佛道。他以“生不问达于权贵，死不留名于后世”为信条，一生不仕，虽多次被举荐，都一一婉谢。

牟子生活在颇具文化底蕴的广信，受到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著有《理惑论》，因他由儒而转入佛、道，故引起士人的非议，撰写《理惑论》的本意，是回应儒道对佛的诘难，但客观上是中国最早一部阐述佛理的著作，是一部用中国传统儒家与道家思想去阐述佛学的著作。《理惑论》共39篇，前有“序”，后有“跋”。牟子引用儒家与道家的论述说明佛学的道理。如关于“佛”的界定，即运用儒家圣贤的说法，曰：“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7]其本体论的基本范畴，即道家的“道”，曰：“道之言，导也，导人至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8]这一阐述，或许是要揭示佛教“应取的修炼方法和途径”，以及“修炼后达到的最高境界”——“无为”^[9]，事实上在这一阐述中，不仅以中国的道家解释印度的佛教，用本土的哲学范畴解读印度佛教的主要内容，而且揭示了“道”的无形、无声、无内外、无高下等的属性，为岭南哲学引进了道家的重要范畴。牟子阐述了印度佛教的另一重要内容——神不灭三世轮回，曰：“魂神固不灭，但身自朽烂耳。”^[10]书中，牟子还为沙门“不孝”作辩解，曰：“苟有大德，不拘于小德。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可谓让之至也。何违圣语，不合孝哉？”^[11]

牟子作《理惑论》，其贡献如下：其一，既把岭北的儒家与道家思想引进岭南，又把印度的佛教引进了岭南；其二，顺应了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儒道相融合的历史潮流，并从理论层面，以及哲学高度进行阐述，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路向；其三，引进了哲学的重要范畴“道”，并具体揭示道的属性，为岭南哲学确立了本体论的基本范畴，展示了岭南哲学的道家导向；其四，牟子在其著作中，彰显了岭南文化的开放、兼容、创新的文化精神。

2.康僧会以儒释佛

康僧会（？—280年），祖籍康居（今新疆境内），世居天竺，幼年随父经商移居交趾。十多岁时丧父，之后出家。在建业（今南京）设像传道，孙权为他修建初寺，史称此寺为江南佛寺之首。康僧会居留建初寺中数十年，从事佛经的译编与注释工作，其译编的佛经有《六度集经》《小品般若》等，注释的经书有《安般守意经》《法镜经》等。其注释方面的影响大于翻译方面，为外来佛教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康僧会把“心”作为宇宙的本原，作为佛教修炼的依归；把仁心作为人的本性，把实施仁政作为当权者应有的作为。他说：“夫心者，众法之源，臧否之根，同出异名，祸福分流”^[12]，万有的本原便是心，因而“专心涤垢，神与道”，并认为“教化愚冥，灭众邪心”“教吾子孙，以佛明法，正心治国”^[13]。从“心”为本原出发，康僧会强调，“诸佛以仁道为三界上宝，吾宁殒躯命，不去仁道也”“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王道以仁，化民以怨”^[14]。显然，他以孟子的“仁心”与“仁政”说来阐发佛教思想，是“借佛教的经典，宣扬儒家的道理”^[15]，这同样是佛学与儒学的交融。

尽管康僧会的祖籍并非岭南，传道也不在岭南，但学界关于岭南思想史的著作大都说到康僧会的贡献，人们都关注他曾在岭南生活这段经历。岭南给幼年的他究竟有什么影响，已经无法考证，但他提出了“心”的范畴，注重“心”，并明确认为涵养的路向是向内求诸心等，这些思想无疑与后来的惠能禅宗南派以及岭南心学很是相近。

三 岭外道教与道家思想的引进

岭南地处边远，“山高皇帝远”，思想禁锢比较少，人民的文化情趣与崇尚自然的老庄道家思想比较接近，故岭南人自古多钟爱道教。道家在岭南的传播，首先以道教作先导，这同儒学一样源于中原。

相传秦汉时的安期生与李少君从中原南下罗浮山，二人为罗浮山的开山之祖，而罗浮则为岭南道教的源生地。西晋时期，士人南海太守鲍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神仙论方面颇有造诣，是岭南道教的开创者。道教神仙论的奠基人是葛洪，他原籍丹阳句容（今江苏），居岭南期间，以鲍靓为师，长期在岭南罗湖山炼丹。

葛洪（约282—343年），字雅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出身于高贵的士族家庭，祖父与父亲均曾任吴国高官。13岁丧父后，家道中落，生活陷于困顿。史称“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读”；青年时期，开始研读儒家典籍，并旁涉诸史，对养生修仙尤其感兴趣。自诩：“余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16]他的一位先祖葛玄，曾学道得仙，传弟子郑隐，葛洪又拜郑隐为师，郑甚是关照。21岁从军，但不久即解甲。为避乱到了南方，师事南海太守鲍靓，学修道养生之学，得鲍靓赏识，以女嫁配给他。葛洪在岭南5年期间，还远行至日南（今越南顺化）、扶南（今越南与柬埔寨南部）寻找仙丹。后返乡，虽被赐官位，但葛洪无心仕途，而致力著述，完成《抱朴子》。书中称，“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者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书中《抱朴子·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抱朴子·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17]。48岁再到岭南，在罗浮山一住13年，“优游闲养，著述不息”，一面炼丹，一面写作。其《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均在此时完成，在化学、医学、养生等方面贡献卓著，影响极大。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便是从《肘后备急方》中得到以青蒿素治疗疟疾的启示。

葛洪博览诸子百家典籍，又有亲身炼丹的实践经验，其著作内容广博而精微。《晋书·葛洪传》称道：“博文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辟玄颐，析理入微。”从中国文化，以及岭南哲学的发展史的视角审视，葛洪贡献主要有如下方面。

其一，葛洪思想，熔先秦儒、墨、道、法、名诸家以及魏晋时期的玄学于一炉，而建构其政治哲学与神仙伦，开岭南文化新风。葛洪检讨百家，评述诸子，而后选择自己的学术取向，确有学术大家的风范。他认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不可偏循；法者严而少恩，伤破仁义”，故他推崇道家，认定“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务在存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18]。这是一种开放、兼容的文化精神，在岭南地区开启文化之新风，影响岭南哲学的发展路向。在唐代，有惠能熔佛儒于一炉，兼收外之文化，创建中国化的禅宗南派；在明代，有陈献章熔儒道佛于一炉，构建别具特色的岭南心学，开创明代启蒙之学；在近代，有孙中山熔古今中外文化于一炉，构建既富于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精神的三民主义学说，足见葛洪的文化取向，为后人所传承。

其二，葛洪思想，虽儒道兼容，但更有重“道”的倾向，在学术层面上开启了岭南哲学的多元性导向。岭南特有的地理位置，以及远离中央的管辖，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比较宽松，学术上有“北儒南道”的态势。就人文思想的发展的内在原因而言，“北儒南道”的文化取向，与葛洪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葛洪在《抱朴子·自叙》中称，该书分内外两篇，外篇言世间事属儒家；在《抱朴子·外篇》中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19]，主张“必当竞尚儒术”，“精六经之正道”^[20]，应该承认他有比较明显的儒家立场。有学者指出，“葛洪抨击老庄，主张以六经为正道，提倡‘竞尚儒术’，无疑确实属儒家”^[21]。然而，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却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22]，在儒道关系上，其以道为本，以儒为末，便是重道而轻儒，这明显与《抱朴子·外篇》的学术取向相悖。客观地说，葛洪在兼容诸子百家之时，重道的倾向是主导方面，正是这种导向，直接为岭南人所接受，并直接影响了岭南心学。陈献章的道家情结，以及湛若水与道教的关系，无不说明葛洪对岭南哲学发展的导向性影响。

其三，“道”与“气”范畴的使用，“气”为宇宙本体论的提出，为岭南心学的本体论预设了基调。“道”是道家的核心范畴，在岭南哲学中，主张儒道兼容的牟子和葛洪都首先使用这一范畴，葛洪使用的频率更高。葛洪不仅讲“仙道”“玄道”等，把道视作“道理”，而且把“道”升格到本体的高度，提出“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23]，视“道”为涵括天地，无名无形的本体，是与老庄的道家堪相一致。与道家的本体论不尽相同的是，葛洪又认为“气”是宇宙的本原，把“道”与“气”同样作为宇宙本原。他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24]道教讲养生，外丹是服药，内丹则是练气，葛洪虽也讲“金丹炼养”，但他更注重“房中术”，即以“气”养生，其理论基础便是人与天地万物无不“须气以生”，“气”便是宇宙的本原。把“道”与“气”都视作宇宙本原，是对道家本体论与荀子以来的汉代“气”论的继承，而把两者结合一起，则是葛洪在继承前人学说中创新，并为后来陈湛心学的“道气同为体”的本体论开了先河。

在岭南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主要是引进中原的、海外的思想学说，但其中不乏创新，凸显岭南哲学的兼容与多元特色。